一般来说，政治伟人之间也会有矛盾分歧，这种矛盾和分歧不是私怨，而是公义，是主义或信仰之争。

孙中山和黄兴的分歧从产生之日一直到一方去世，双方均不愿做出让步。

双方的分歧是从合作之后的几年后产生的。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兴中会。在入会的秘密誓词上，规定其任务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的革命主张。

1904年2月15日，黄兴在湖南长沙成立华兴会，也主张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与会的有刘揆一、宋教仁、杨笃生、陈天华、刘道一、谭人凤等500人。

在这两个会中间的一段时期里，各地所建立的会、社、团舍、馆、所、室之类，名称繁多，不胜枚举，而其领导的核心，则为兴中会和华兴会。

1905年7月，中山先生赴东京，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两人畅谈革命形势，极为契合，主张将兴中会和华兴会合二为一，以便壮大革命力量。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任协理，随后他们同心同德，经过多次起义，失败，在起义再失败，无数头颅无量血，最终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和国。

在接下来二次革命中，孙中山和黄兴产生了分歧。逃亡日本后，双方分歧更加扩大。

1913年年底和次年春，正当中华革命党酝酸期间，黄兴也在东京。但陈其美在筹备工作中事事不与黄兴商量，个人独断独行，形成了一个宗派，上有胡汉民、张继、居正、许崇智、戴传贤、谢持等人的支持，下有15兄弟的拥护。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举行成立大会，孙先生宣誓加盟，就任总理职务。入盟誓约由田桐以小楷书写，用道林纸石印。

《誓约》中有“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规定入党要有党员一人或两人介绍，由党的上级人员主盟，宣誓后还要在《誓约》上打手印。黄兴对此表示不满：

(一)认为党员只能服从大众，不能服从个人，所以不赞成“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语；

(二)反对打手印，因为犯罪人才打手印，我们入党何必如此呢？

其实，上面所述只是黄兴反对的一个方面，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反对陈其美、胡汉民的独揽大权。仅以《誓约》来说，他们事先没有同黄兴商量过，有单方强加，先斩后奏的意思，黄兴因而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

田桐既为中山先生的信徒，又为黄兴的至交，一再在两人之间从事斡旋。

早在1901年，黄兴在湖北两湖书院求学时，即与田桐相识，并以宣传革命相砥砺。不久，黄兴走日本，次年，田桐亦去日本，两人朝夕相处，成莫逆之交。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为都督，黄兴为总司令，田桐为秘书长。

中华革命党成立，田桐建议在《誓约》问题上稍事修改；在人事安排上，仍按同盟会的办法，孙为总理，黄为协理。中山先生对人选无异议，但对《誓约》问题表示不能更改，至于陈其美、胡汉民之辈，更不肯丝毫让步，他们早已想把黄兴排斥于门外了。

当时，支持黄兴的大有人在，曹亚伯即为其中之一。他原来住在民国社内，民国社即中华革命党党务部的所在地，该部部长为居正，居正看到曹亚伯支持黄兴，就叫他即日搬出民国社，曹不答应，居正就命令仆人将他的行李丢出门外，后来日本警察前来干涉，经了解情况后，代曹亚伯将行李搬至附近的旅舍。

白逾桓和杨时杰都是湖北省人，也支持黄兴，时常到民国社与居正吵架以至于动手打架。

黄兴见到事态日益恶化，决定买船票至旧金山，以息争端。临行前夕，他为了顾全大局，邀请中山先生小酌，以志话别。事前曾致函田桐。

文曰：“田桐兄鉴：弟将远适，特于明日(27日)午刻备小酌，恭请中山先生叙别(不谈国事)，乞届时驾临寄寓，藉慰离绪，此颂大安，弟兴启，6月26日。”从信中可以看出黄兴颇有情绪。

他于1914年6月29日由东京动身赴美。孙黄两人分道扬镳，此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大损失。

不过，中山先生对于黄兴还是很谅解的。5月29日，他曾经致函黄兴，指出“二次革命”的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所以坚持今后要做真党魁，做到事权统一，名实相副。对于黄兴之不参加中华革命党，并不苛求，因为各人主张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

黄兴旅居美国期间，在华侨中继续作反袁宣传，护国战争爆发后，孙中山与黄兴又恢复了联系，共同致力讨袁。黄兴在国外为国内的反袁军积极筹措军饷。袁世凯死后，黄兴到上海，与中山先生来往密切。1916年10月31日，黄兴病逝于上海福开森路393号寓所，时年42岁。孙先生亲自视殓，主持丧事，并发函给国内外各党部告哀，函中说：“遽此凋谢，为国为友悼伤百端，谨告同志，共鉴察之。”翌年黄兴归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

孙中山和黄兴，两个革命先驱，此事没有对错之分。伟人之间但有公义，绝无私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