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俄国殖民东方问题在欧美的俄国史学界炙手可热。与这一问题紧密相关的西伯利亚流放刑罚史因而也受到格外关注。2016、2017年两年里，就有三部英语专著问世：诺丁汉大学教授萨拉·巴德科克（SarahBadcock）的《无墙之狱？沙皇制末年的东西伯利亚流放》，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教授丹尼尔·比尔（DanielBeer）的《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以及目前英语学界在这一领域最权威的研究者、广西大学英语系外教安德鲁·让特（AndrewGentes）的《1863-1880年波兰人的西伯利亚大驱逐》。

巴德科克和让特的著作是聚焦一个细小问题的学术专著，与此不同的是，2019年由后浪出版公司引进、孔俐颖译成汉语的《死屋》则更多是面向非学院读者的通史性学术著作。比尔著作的书名（HouseoftheDead，严格说来是“死者之屋”）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9世纪60年代初间写作、发表的半自传半虚构作品《死屋手记》的通行英语译名。但陀氏的《死屋手记》是基于其自身四年苦役经历（在书中改称十年），面向当时俄国报刊界具体政论语境的文艺作品，而比尔的《死屋》则是对19世纪到20世纪初西伯利亚流放刑罚机制进行全景式呈献的历史著作。

比尔在《死屋》的前两章交待了西伯利亚流放刑罚的主要目标、基本制度设计（尤其是1822年的斯佩兰斯基改革），以及在沙皇俄国原始的国家机器操作下，这些制度设计如何在实践中与理论脱节——恶劣的环境、糟糕的基础设施和渎职的官僚让许多流放者根本无法活着走到自己的刑罚目的地。从第三章起，比尔的叙事主要聚焦在被流放西伯利亚的一波又一波政治犯上，从十二月党人、两次波兰起义的参与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人以及1905年革命后涌现的暴动大军，西伯利亚政治流放史就是一部俄国革命前史。

在关于政治犯、大人物的叙事中，比尔也穿插了有关无数一般刑事犯、小人物悲惨命运的叙事：普通苦役犯在刑罚地的生活，大规模的越狱、流浪和法外生活，对非贵族出身者施加的骇人肉刑，以及制度设计者心目中最理想的流刑地萨哈林投入使用后迅速崩坏、垮台的经过。所有这些叙事中都包含大量细节，关于刑罚和犯人遭遇的种种描述让人不忍卒读，而关于沙皇官僚体制低效、腐败的描述则让人啼笑皆非，为这幅黑暗的画卷平添了几分熟悉的黑色幽默感（这种黑色幽默在苏联时代将以anekdoty，也就是笑话的形式成为俄语民间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在比尔的笔下，沙皇俄国的西伯利亚流放刑罚制度简直就像是福柯意义上现代监狱的反义词。

作者并不满足于仅仅描绘现象、陈述事实，在《死屋》中有一系列贯穿始终的论述链。他的核心论点是：沙皇政权将新征服的蛮荒领土西伯利亚用作流放地既有惩戒罪犯的刑罚目的，又有开发西伯利亚的殖民目的，然而这两个目标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矛盾。殖民地开发需要大量年轻、强壮的劳动力，而被流放者却多是危险的刑事犯、偷鸡摸狗之辈和老弱病残。即使身强力壮者也会被相对较发达的俄欧部分和西西伯利亚地方当局抢先挑走。到了刑罚地，苦役劳动的效率极其低下，对地方经济开发甚少意义。犯人们也没有在刑罚地通过劳动改造自己，他们学会的是走私、偷盗、伪造、谋杀乃至军事抵抗的技能，而刑罚当局随意使用的残酷肉刑则让犯人普遍变得残忍，当他们被释放或越狱，就会把西伯利亚变成俄罗斯的“狂野东部”，成为普通殖民者的噩梦。

沙皇专制政权虽然将政治异见者流放、隔离在西伯利亚，但每次镇压的结果都只是打造一批新的“圣徒”，为下一代反抗者起事吹响号角。共同的经历让被流放者越来越团结，他们与刑罚当局的斗争最终把西伯利亚变成反抗的舞台，并将西伯利亚的黑暗形象带入俄罗斯与欧洲的政治想象，严重损害沙皇政权的道德形象。随着19世纪70年代以降俄国异见者的急剧激进化，镇压和反抗的恶性循环愈演愈烈。沙皇政权把西伯利亚当作异见者的隔离场，而革命者却最终把西伯利亚变成了沙皇的埋葬地，这是全书的另一条论述主线。

比尔书中呈现的沙皇俄国并非专制政权与流刑犯之间压迫与斗争的简单二元世界。首先，在由普通民众（主要是农民）组成的刑事犯和由贵族（或至少是受过教育者）组成的政治犯之间，无论在待遇还是作为上都有着巨大的隔阂，这一点本已是陀氏《死屋手记》的核心主题，而比尔则提供了更多例证。作为压迫者的沙皇却自视为施恩者，因为法理上改判苦役是死刑的替代，所以犯人“重生”的身体如今是沙皇仁慈与权力的证明，而当不屈的政治犯写信请求宽恕、减刑时，也不得不服膺于这套话语体系。但是新一代激进的革命者开始重新审视这种关系，他们不仅拒绝向沙皇宣誓效忠，拒绝当局的恩典，最后甚至不惜靠自杀来夺回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此外，社会在这场较量中也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根据法令，农民和商人社区可以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就把看不顺眼的成员流放去西伯利亚，还能在其流放期满后拒绝其回归。根据比尔的统计，这些“行政流放者”一度构成了流刑犯中的多数。犯人在流放途中和刑罚地则会组建罪犯协会、罪犯工会，充当当局与个体犯人之间的中介。而犯人在越狱后往往会在西伯利亚祸害普通殖民者，而殖民者则会在当局悬赏和报复心理的驱使下猎捕、虐杀流浪者。与此同时，随着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后报刊审查的放松，俄欧部分的社会舆论开始明显倒向流放者，呼吁结束流放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当局也越来越限于孤军作战的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自始至终都没有忽略女性在西伯利亚流刑体系中的地位。放弃特权、不远万里跟随丈夫的十二月党人妻子们和阿尔宾娜·米古尔斯卡，以及卡拉惨案中悲壮地集体自杀的女民意党人都已进入了俄国革命的圣徒谱系。然而，与这些政治犯或政治犯家属截然相对的是流放队伍中的平民女性。被当局、配偶不断欺骗、抛弃的她们在西伯利亚处于双重困境之中，最终往往会沦为妓女乃至性奴隶。比尔没有忘记讲述她们的不幸遭遇。

尽管《死屋》是一本主要面向非学院读者的著作，但作者仍然保持了学术写作的严谨。参考文献中的书目大可以用作19世纪俄国史的扩展读物，此外比尔还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包括埋藏于俄罗斯外省（托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的档案。但在讲述政治犯的故事时，作者偏向使用的是回忆录材料。这些回忆录记载的往往是革命者对流刑生活的自我再现。而在讲述平民犯人的经历时，作者又自然只能使用冷冰冰的档案材料。这就导致了两类囚犯的境遇和作为在本书的叙事中被进一步放大——政治犯愈加伟光正，刑事犯愈加悲惨。如果要想了解平民囚犯的内心世界，要想拨开苦役犯“坚硬的外壳”，看看死屋里的活魂灵，那么我们可能还是得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中去。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全书有两章讲述的是西伯利亚的波兰起义者，但作者却几乎没有参考任何波兰语史料。幸而近年来西伯利亚的学者翻译了一批当年波兰政治犯的回忆录，让作者多少得以弥补缺乏波兰语文献的遗憾。

这些问题并不影响《死屋》成为一本优秀的面向公众写作的史学著作。丹尼尔·比尔的文体克制、凝练，阅读本书是一项沉重而必要的体验，然而更让人内心复杂的是人类并没有从这段苦难史中吸取什么教训。

从译文来看，本书译者孔俐颖的英语与汉语功夫俱佳，再加上她的俄语教育背景，这就使得整本书的译文质量在许多方面胜过市面上不少世界史类读物。不过仍然可以指出一些值得商榷的译法。这里聊举几个例子。

35页，缝在犯人囚服背后的并非“钻石状”（aceofdiamonds）的布料，而是“方块Ace状”；53页，诺维茨基并非“顿觉担忧”（… waseventuallyapprenhended）而供认，而是“最终被捕”后供认；55页的Vehmgericht仅被译作“法院”，实则通译“菲默法庭”，而作者注中的“互助式”（fraternal）法庭应解作“兄弟会”法庭；80页卡因斯克小城的年迈“省长”（governor）显然是市长；第五章的标题“十二月党人共和国”（DecembristRepublic）在全书各处都误作“民主共和国”；161页他们“还未考虑到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 didnotconsidertheCatholicPolesChristians）应为“并不认为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是基督徒”；171页、408页称革命者为“反动”（mutinous/rebellion），其实应作“反叛”；全书各处的“宗派主义者”（sectarian）其实是指阉割派、鞭身派等具有邪教倾向的“小教派信徒”；284页专栏作家多罗舍维奇的风格并非“感觉论”，而是sensationalist，“喜欢弄个大新闻”之谓也。

第7页“对（for）每一个被流放的激进分子来说，成千上万个不知名的普通罪犯……被带到了西伯利亚”，这里译者没搞清楚for表示对应关系的义项，这句话应解作“每有一个被流放的激进分子，就有成千上万个不知名的普通罪犯……”；33页“在大部分俄国臣民的经验中，帝国陆军是唯一一个直接且持续地域国家权力对抗的力量”（TheImperialArmywastheonlydi－rectandsustainedconfrontationwithstatepowerthatmostRussiansubjects...everexperienced）这句话并不是说军队是对抗国家的力量，而是指服兵役是俄国臣民仅有的直面国家权力的体验；157页“希蒙·科纳尔斯基的追随者，一个马志尼的门徒、一个激进的共和主义者和‘青年波兰’的创始人之一”对原文句法理解有误，后面这些成分并非补充说明科纳尔斯基的追随者，而是在修饰科纳尔斯基本人；300页“在萨哈林岛刑罚殖民地，改造是毫无疑问的”（therecanbenoquestion）显然应为“改造是不可能的”；394页“成熟意识形态农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族主义”（establishedideologiesofagrariansocialism,anarchismandnationalism...）应为“农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建制意识形态”。

书中还存在一些专名翻译的小问题。全书多次出现的地名“普里阿穆尔斯克”（Pria－mursk）和“普里莫尔斯克”（Primorsk）按惯例应意译作“阿穆尔河沿岸（区）”和“滨海（边疆州）”（今天的俄罗斯仍有“滨海边疆区”）。180页“杰那斯”（Janus）通译“雅努斯”；363页“克罗波特金”通译“克鲁泡特金”；394页、403页犹太社会主义的“崩得”（Bundist）运动竟然被译成了“亲纳粹”运动；全书通篇有各种译作“XX先驱”的报刊名，其实是对Herald一词的误解，而Herald在这些报刊的俄语原名中对应的用词是vestnik，因此应译作“XX通报/导报”；413页“普洛提夫”（Putilov）工厂通译“普梯洛夫”厂；433页“俄罗斯评论”应为“斯拉夫评论”；434页“俄罗斯文献研究院”（IRLI）应为“俄罗斯文学研究所”。

译者在处理俄语人名时，往往不采用通行的新华社译音法，而是根据俄语音变法则来对音，这样虽然使译名相对接近原文发音，但却给想追溯原文拼法读者带来了困难，仅举一例：247页的Korenets在书中译作“卡里涅茨”，这虽然比标准译法的“科列涅茨”更接近俄语实际发音，但却无法和Karinets区分，再加上译文对这一原则的贯彻并不彻底（但有时却贯彻到了没有这种音变法则的波兰语人名上去），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混淆。而在遭遇波兰人名时，波兰语复杂的正字法显然给译者带来了一定的困扰，此处就不缀述了。

作为一部专名繁多的通史著作，作者自己也难免出错连累译者。比如48页，作者没有将Vil’gel’m按通行的方式写成Wilhem（威廉），而是直接转写，导致译者也译成了古怪的“维尔格尔姆”；299页，作者将Pravo（“法”）误译作Right，并将这份报纸误描述成journal，导致中译者也沿袭译作“著名的法律周刊《权利》”；318页，作者将著名革命家杰伊奇（Deych，更准确的写法是Deutsch，即多伊奇）误转写作Deykh（杰伊赫），而译者更是近一步将其发挥成了“迪克”。

当然，以上举的例子大多是瑕不掩瑜、不影响阅读的小细节。此书应只是孔俐颖的第一部译作，相信她以后还能为读者贡献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