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比较重要的一次变法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作为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一直被后世所重构和解读。那么在近代的思想家是如何利用这一历史资源的呢？

康有为、夏曾佑、宋恕、严复、章太炎、沈家本等人都对商鞅和商鞅变法有过不同的评价，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赞成商鞅变法，但不喜欢他的“刻薄”。比如康有为就说：“商君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法家以刑为本，过于刻薄，出于道家，礼法不能治也，以刑罚治之；刑罚不能治者，以鬼神治之，所以救礼法之穷也。”（《康南海先生讲学记》）“法家者流，盍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行。-----秦孝公欲以虎狼之势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瞻，故用不竭而民不知。（盐铁论非鞅）”

还有一类是反对商鞅大搞专制制度。严复是这一类思想家中的代表人物。严复曾在《法意》按语一一0（卷十九页四十七）处说：“复按：商君之治秦也，民有言令不便，与言令使者，皆以为乱化，而迁之于边城，俄国亚历山大第三之侵突厥也，民或议其战之利否，蹶然抵几曰：此何与若等事，若惟有执兵战耳！是二君者，皆真知专制之本者矣。”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是极力推崇商鞅及其变法措施的。在1900年2月间问世的《訄书》初刻本之“儒法第四”中说，“自管子以刑名整齐国，著书八十六篇，而《七略》提之曰道家。然则商鞅贵宪令，不害主权术，自此始也。道其本也，法其末也-------”

章氏还打算为商鞅彻底反案，在《訄书商鞅第三十五》中写道：“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两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已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呜呼！是惑于淫说也甚矣。鞅之作法也，尽九变以笼五官--------”章太炎还将商鞅与张汤、赵禹等历史上的酷吏区别开来，称赞商鞅“其魁垒而骨鲠也。”章还打算重新为商鞅立传，故在《訄书》重订本之“哀清史第五十九附中国通史略例”中还辟有“管商萧葛别录”的条目。

毛泽东在早年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里也说：“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无疑，他是推崇商鞅的。但耐人寻味的是传统史书作者如司马迁和司马光对商鞅都没什么好感。司马迁直接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而司马光则是从“信”的角度进行分析，“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而商君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於诈力，犹且不废徙木之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这里，明显影响了后人。

毛泽东认为商鞅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他的立场是“信”即法律的可操作性性上来考量的。教员在毛的文章上批道：“切实社会立论”“是有功于社会的文字”。还说，“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教员的这些批语后来果然都应验了，有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