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动脉疾病（CAD）与脑白质疾病有关，但有多大程度的共同机制仍不清楚。可能共同的动脉粥样硬化风险因素、遗传易感性和尚未确定的新风险因素都是心脏和大脑疾病的促成因素。

早期发病的临床CAD事件在家族中强烈聚集。此外，在年轻时有明显的CAD的健康家庭成员中，发现钙化和非钙化的冠状动脉斑块的高发率。

除了与CAD有因果关系外，有证据表明，传统的血管危险因素，如高血压，与脑白质增生（WMHs）有关，有人认为，通过对这些危险因素的针对性治疗，WMH的发展可能被延缓甚至逆转。

有研究表明，深部WMH（DWMH）和脑室周围WMH（PVWMH）患者的遗传分析表明，PVWMH和DWMH有独立的遗传基础，提示有独立的病因。虽然WMH与正常脑白质相比，脑血流减少，但DWMH和PVWMH之间的平均脑血流似乎也有差异，与DWMH相比，PVWMH的高灌注压暴露较低。

例如，DWMH更多的是与动脉硬化有关，而PVWMH则与慢性血流动力学不足有关，例如，导致分水岭梗塞的发生。

鉴于这些数据，并考虑到脑血管口径和吻合处因位置不同而不同。

因此，大脑的特定区域可能比其他区域更容易受到血管病变的影响。

霍普金斯大学的Michelle C. Johansen等人，之前发现：在早发的CAD患者的健康亲属中，冠状斑块的总体积和WMH的总体积之间存在关联，与已知的血管风险因素无关。

鉴于该队列有强烈的早发冠心病家族史，因此有可能存在年轻时在多个血管床发生系统性血管疾病的遗传易感性。

因此，他们在一个高危人群中测试亚临床CAD的存在和负担与全球和3个不同位置的WMH（DWMH、PVWMH和边界区（cuff））的WMH体积之间的关系，而不考虑血管危险因素。

具体来说：他们对GeneSTAR（动脉粥样硬化风险的遗传研究）的782名无症状一级亲属进行了分析，这些患者患有早发的冠状动脉疾病（<60岁），有同期的冠状动脉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成像和脑磁共振成像。考虑到家庭结构的多层次混合效应线性回归模型，评估了WMH总量和3个区域（深部WMH、脑室周围WMH[PVWMH]或边界区[cuff]）与冠状动脉疾病标志物的关系。为总WMH、深部WMH、PVWMH和袖口体积分别建立了单独的模型，作为因变量，并对协变量进行调整。

这些患者，平均年龄为51岁±10岁，其中58%为女性，39%为非洲裔美国人。

有任何冠状动脉斑块的参与者的WMH体积比无斑块者大52%（95%CI，0.24-0.59）。冠状动脉斑块体积每增加1%，总的WMH体积就增加0.07%（95% CI，0.04-0.10）。

冠状动脉斑块总量每增加1%，深部WMH体积就增加5.03%（95%CI，4.67-5.38），PVWMH体积增加5.10%（95%CI，4.72-5.48），cuff体积增加2.74%（95%CI，2.38-3.09），在比较深部WMH和PVWMH（P交互=0.001）或袖带（P交互<0.001）时，这种关联分别有差异。

这个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发现了：在健康的高危人群中，冠状动脉斑块的存在和体积与较大的WMH体积有关，在PVWMH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在高危家庭中的这些发现表明，在两个不同的血管床中存在疾病关系，超出了传统的风险因素，可能是由于遗传倾向。

原文出处：
Johansen MC, Gottesman RF, Kral BG, et al. Association of Coronary Artery Atherosclerosis With Brain 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y. Stroke. 2021;52(8):2594-2600. doi:10.1161/STROKEAHA.120.032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