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申佳

9月16日晚，深圳市南山区公布社会医疗机构基本医疗服务补贴发放方案的消息，甩进各个社会办医行业群中，激起阵阵涟漪。

来自四川某四线城市的刘医生忍不住算起了账，自己所在的儿科诊所年门诊超过2万人次，「要是我们也有深圳的政策，那真是太幸福」。如果按照儿科类别最高按52元/人次补贴计，2万*40*1.3=104万，一年可以补贴104万！

当然，刘医生所在诊所并不在深圳南山区，只是看看就好。

也有不以为然者，一位广州的门诊部经营者认为，这是深圳，尤其是南山区特殊的状况，它们有经济实力，「其他地方，包括广州上海等，都不见得能复制的，没有意义，就不要多提了。」

实际上，深圳市南山区并非最早落实这一举措的，深圳市龙华区已走在前面。深圳市南山区卫健局的相关联系人表示，这一政策并非南山区独有，是根据深圳市的相关政策，由深圳市南山区卫生健康局、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和深圳市医疗保障局南山分局在南山区层面进行制订和落实。

深圳当地的一位临床心理医生，其所在诊所类别属补贴之列，但也持旁观态度，因为诊所的服务不对接医保，患者是自费的，就不在补贴范围里了。

深圳市南山区卫健局相关联系人告诉健康界：政策发布第一个24小时，前来咨询的社会办医机构「相当多」。

「这个通知只出了一天，影响就这么大了，其实我们也希望低调点。」深圳市南山区卫健局有关人士表示。

方案有导向作用

根据南山区此次文件所示，补贴对象为纳入医保的门诊、诊所社会办医类型（不含医院、社区卫生健康中心），主要包括内科诊所、儿科诊所、中医诊所、康复诊所、精神诊所等。

普通门诊为40元/人次，康复、中医、精神、儿科，分别按1.1、1.2、1.2、1.3倍数，即儿科类别最高按52元/人次补贴。

补贴时间为4年半（2016年7月1日－2020年12月31日），这一期间纳入社会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门急诊服务（按照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门急诊人次计算）。

这一方案简要而言就是，对于符合申领条件的医疗机构，区政府直接发钱了。

据了解，南山区这一政策所根据的深圳市文件精神，是（深卫计发〔2017〕51号）的《市卫生计生委市财政局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关于印发深圳市社会办医财政扶持政策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以及（深卫健医政〔2020〕4号）的《市卫生健康委 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明确社会办医疗机构基本医疗服务补贴事权与财权的补充通知》。

在南山区此次文件通知中，显示「结合我区实际，深圳市南山区卫生健康局、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深圳市医疗保障局南山分局联合制定《南山区社会医疗机构基本医疗服务补贴发放方案》」。

健康界从深圳市南山区卫健局了解到，南山区约有300多家医疗机构可享受到这一补贴。

根据 深圳非公立医疗机构行业协会副会长赵海峰给出的数据，2020年深圳社会办医机构中，诊所加上门诊部大概是4000家左右，占深圳市所有医疗机构总和的近80%。

深圳市非公医疗机构协会名誉会长谢汝石告诉健康界，深圳以前也有鼓励社会办医的政策和措施，但这次是直接补贴，所以更引人注目。「这类似于对公立医院进行补助，对其他地区也应该也会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

具体到政策细节，对于不同专科给予不同倍数补贴，谢汝石认为，体现了引导作用。「儿科的收入相对低，倍数就高一些，这样有利于这些紧缺学科的开展。」

北方某省会城市的一位医疗机构创始人直言，「你看人家深圳市就可以补贴，应该说我们中国很多省市都还做不到。本来疫情之后，多地政府财政压力就特别大，形势挺严峻的，只有经济实力强的地区还能过得去。」

一位可获补贴的南山区诊所经营者表示欣喜，更感觉备受鼓舞，责任重大。而南山区卫健局相关联系人表示，一些细节尚待进一步明确，「起算时间从2016年7月开始，如果经营者那时候是开业的，目前是停业的，这该怎么计算呢？」

南山区卫健局相关联系人表示，补贴本身是个试水，细节还得摸索，对类似情况如何处理，还在讨论中。

深圳医疗空间巨大

深圳市南山区2020年GDP实现6502.22亿元，总量占深圳全市的23.5%，位列全国百强区之首，GDP总量超过13个省会城市，人均GDP全国第一。以城市整体而言，深圳更是我国的改革政策的试验田，同时也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排头兵。

今年第三季度，高端医疗机构和睦家终于进入深圳。新风医疗首席执行官、和睦家医疗创始人李碧菁近期在一次公开会议上感叹，「如果要看深圳的经济实力，我们早就该来了。」

深圳办医还有很大空间等待放量。据赵海峰介绍，不完全统计，疫情以来深圳大概超过400家医疗机构因经营困难停业或者处于结业状态，但有趣的是，2020年相比2019年，非公医疗机构数量增长了200多家。

「疫情当下还有200多家医疗机构的增长，深圳的医疗是不是有很大的空间？」赵海峰反问道。

对社会办医在深圳可以关注的赛道，赵海峰给了如下建议。第一类是消费医疗，第二类是严肃医疗，第三类是健康管理——「但我们绝大多数的医疗机构都在跟公立医院拥挤在中间这一块，去做治疗、康复、诊断、体检、预防。前几年公立医院还对体检业务没有那么重视，这几年发现民营体检做得不错，加大了投入，所以民营体检医疗机构现在压力也很大了。」

对于「深圳社会办医样板」的愿景，赵海峰的描绘是打造成为全国和全球的医美之都、全国口腔之都、居家养老的样板城市。

阳光何时普照？

深圳此次补贴针对的是医保定点社会办医机构，在正计划从西安向上海进军的骨科康复机构创始人贺军旺看来，受益的办医机构是和「公立医院类似的模式」「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的社会办医，基本上跟公立医院没什么差异。」贺军旺认为，真正的创新型诊所，得不到多少实惠。

「一些看似很不错的政策，有时候对大多数社会办医机构而言，就是『完美避开』」贺军旺这样感叹。

办医者羡慕深圳的当然也大有人在，羡慕的不仅指真金白银，更是宽容的范围，以及高效有序透明的政府管理。

北方某省会城市的一位医疗机构管理者告诉健康界，在开业过程中，有时候会感觉作为民营医疗机构得不到足够的尊重。「这种轻视，有来自主管部门的，也有来自公立医院同行的。」

「听说一线城市这种情况会好一些，但因为我毕竟没有去开业过，一线城市到底怎么样也不是很清楚。可是我感觉到从政府环境，包括民间对社会办医的认知而言，民营办医力量真的还有很长的路得走。」他坦言，自己甚至和当地主管部门起过冲突。「他们到我诊所来检查的时候，就说我希望你们都慢慢关了，我的工作量会降低，我为什么让你们开这么多啊，有意义吗？」

按照这位创始人所说，这家机构又如何在当地立足和发展呢？他说，「毕竟我是本地人，有一些资源」——听起来这很像一个「强龙和地头蛇」的故事。

贺军旺也坦然相告，「好政策是一方面，但真正执行是另外一方面。」

靠差异化顽强生长

前述四川四线城市的刘医生向健康界介绍，他所在诊所的9名医生全部属于公立三甲医院编制，通过多点执业在儿科诊所服务患者。「我们的单位都知道，其实是默许了，但不提倡我们进行宣传。」

因此，刘医生要求对其诊所和所在城市匿名。当地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刘医生所在的儿科诊所可谓在当地民营儿科医疗服务市场中一枝独秀。所以，一提城市名也就知道是他们。

尽管不做宣传，但刘医生们靠口碑做出了自己满意的业绩。一是因为医生们自带流量；二是与公立医院展开了差异化服务，「我们主要做儿保和慢病，为健康儿童和慢病儿童服务，这些在公立医院没有做好。」

成都一家诊所向健康界展示了自己的价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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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办医诊所也希望参与解决看病贵，我们几年来一直在给医生们做工作，开药不能太贵，要把病人当着亲人和朋友看待。」这家诊所负责人说。

上面这张价目表引发了前诉深圳临床心理专科医生的惊讶，「未免太便宜了。」他对健康界说。

很明显，定位不同。心理医生2019年从美国回到深圳，开办了临床心理专科门诊部。他坦言，就自己的专业领域，国内一线城市市场还是很有潜力空间的。「深圳如果有合适的地址，我还想再开一家专科医院。」

「靠技术吃饭，也没做广告，2020年初诊500多人次。」心理医生不肯透露需要多少门诊人次可以打平，但他表示，诊所活得还不错。

贺军旺则承认，医疗服务本来就是慢行业，而他所在的骨科康复则更「慢」。

和许多社会办医机构负责人一样，贺军旺流露出对行业以及对办医路径深深的思考，骨科康复要往下游走，到大健康领域，很容易形成一片红海，竞争激烈。「毕竟这片领域，有太多非医疗人士进入。」

他认为，康复领域目前可以说是10:1，其中10%的医疗机构，90%的非医疗机构，比如健身工作室。贺军旺看来，这样的状况对市场是一个冲击。「因为他们租一间房就可以做了，但是行业价格却被拉了下来。」

探索更多包容

社会办医机构需要的很多，却也不多，他们最需要的可能就是包容和支持。

医生出身的贺军旺团队坚持医疗路径，「我们现在选择的就是往中游走，坚持做康复，先做一定的品牌，然后往上游走，当上游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往下游走。」

这样的模式用时很长，五到十年还不一定初见成效，「也很耗费精力」贺军旺说，康复只是治疗疾病的一个环节，而且是最末的环节。从支付端来说，「前面把钱都用得差不多了，在用到这个环节的时候，除非患者的观念比较先进，他才去做的。」

贺军旺和团队关注到美国的日间手术中心加康复的模式，团队的合伙人们还去进修学习，「探讨下来比较合适，可能以后会尝试探索这种路径。」

曾经都是体制内的医生，离开公立医院进入市场搏击，不断的尝试和探索是常态。2016年，时任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综合病区主任的谢汝石向院领导提交了辞呈，告别29年的过往，走出体制。

此后，谢汝石和医生好友联手创办了博德嘉联医生集团，拿到了全中国第一张注明「医生集团」字样的营业执照。脱离体制的谢汝石体会到，医生个人品牌效应很难抵过公立医院上百年建立的口碑。「也就是说，认庙不认和尚。」

谢汝石再次创业时选择了中医。「因为中医不需要平台，就是个人问诊」，可以摆脱医生对团队和平台的依赖。他认为，「社会办医要做的事情，产业链不能太长，需要一堆技术或者大群人去做的，并不具备普适性。」

深圳这次对社会办医的补贴，对中医也有所倾斜。「广东省选择中医诊疗的人相对较多，有广东地域文化色彩，此外和深圳的文化包容性及政府的导向也有关系。」谢汝石说。

作为深圳市非公医疗机构协会名誉会长，谢汝石想做两个事情。

一是专家驱动分级诊疗，利用学会的专业委员会把深圳市各专科的专家作为专委会的委员，然后让广州知名的教授当首席专家，利用省市的专家资源做好继续教育和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模式。

二是利用国医大师的名方经方，在深圳社会医疗机构开展国医大师工作室，主要是利用这些有效的验方、秘方做成院内协定处方，通过协会成员组成的医联体服务糖尿病、高血压、痛风等慢病患者。

「这样可以推动深圳非公医疗和中医进一步发展，甚至可以孵化一些有效中成药的开发。」谢汝石说。

贺军旺发现，这几年出来的很多医疗行业创业者，大多数是真的为患者着想的，真的想为医疗健康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并不是为了要发财，要赚钱可以有很多更快的途径，我觉得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毕竟社会还是有良知的人占大多数，对吧？」贺军旺给了一个带肯定意味的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