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疾病作为我国居民首要死因，其防控重心正逐步从急性期干预向早期识别与一级预防前移。然而，在基层医疗实践中，大量心血管事件的早期征象常以非典型症状或轻微临床表现出现，极易被患者忽视或被临床医生误判，导致干预时机延误。在第36届长城心脏病学大会暨亚洲心脏大会2025（GW-ICC/AHS.25）大会期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赵铁夫教授接受梅斯医学专访，结合多年临床经验与科研实践，从基层医疗的现实困境出发，深入剖析了那些易被忽视的心血管“预警信号”，并就技术赋能、医防协同与健康责任等关键议题，提出了极具前瞻性的思考。

“典型症状”是少数，倾听才是关键

在谈及日常接诊中容易被忽视的心血管症状时，赵铁夫教授直言：“我们教科书上描述的典型心绞痛——压榨性胸痛、放射至左肩、持续数分钟——在真实世界中其实并不常见。从医多年，我很少见到完全‘教科书式’的病例。”

他指出，许多心血管事件的前兆表现为非典型症状，如：

上腹部不适或“消化不良”感，尤其在老年人群中，可能实为下壁心肌缺血；
不明原因的乏力、气短，尤其在活动后加重，却无明显呼吸道疾病；
牙痛、咽喉紧缩感或肩背部酸胀，缺乏局部器质性病变依据；
突发焦虑、冷汗或头晕，被误认为“神经官能症”或“更年期综合征”。
“这些看似轻微的症状，恰恰可能是‘沉默的杀手’。”赵教授强调，“关键在于医生是否具备足够的警觉性和倾听能力。”

他特别提醒基层医生：“不要急于用‘诱导式提问’去验证自己的初步判断，比如‘你是不是胸口疼？’这种问法容易引导患者给出你想要的答案。而应采用提示性引导，如‘你最近活动时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让患者自由表达真实感受。”

打破误区：心血管 ≠ 冠心病，诊疗不能“一刀切”

赵教授还指出，当前部分基层医生存在一个普遍误区——将“心血管疾病”等同于“冠心病”，进而导致“只要是心血管问题，就开阿司匹林和他汀”的诊疗模式。

“这是非常危险的简化思维。”他强调，“心血管疾病涵盖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瓣膜病、外周动脉疾病等多种类型，每种疾病的病理机制和治疗策略都不同。盲目用药不仅无效，还可能带来出血、肝肾功能损伤等风险。”

他呼吁基层医生拓宽知识视野，提升对非冠心病相关心血管疾病的识别能力，避免“单一化诊疗”带来的误诊漏诊。

技术赋能基层：从复杂指南到实用工具

面对基层医疗资源有限、医生经验参差的现状，赵教授认为技术手段大有可为。

“目前关于心血管风险评估的国际指南有500多个，但大多依赖CT、核素显像等基层难以开展的检查，实用性差。”他介绍，其团队正致力于研发一套“基层友好型”风险评分系统，仅通过血压、心率、血脂、症状持续时间等简单可及的指标，即可评估支架术后患者是否需要再次进行心肌血运重建。

“这样的工具，才能真正落地，帮助社区医生做出科学决策。”

此外，他也看好人工智能在基层的应用前景：“AI可以高效整合患者的主诉、体征、检验结果，通过机器学习识别潜在风险模式。”但他同时强调：“AI是助手，不是替代者。最终的临床判断，仍需医生结合经验与人文关怀做出。”

构建“防-诊-治-管”闭环：四位一体的预防体系
在“防大于治”的理念下，如何确保基层识别出的早期风险不被遗漏？赵教授提出了四点系统性建议：

第一，加大预防的经济投入。

“预防1分钱的投入，相当于治疗1块钱的效果。”他引用数据指出，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成本远高于预防成本。应将更多医保资金和公共卫生经费向一级预防倾斜，真正实现“关口前移”。

第二，加强预防领域的人力投入。

“目前预防医学专业毕业生大量流向临床，公共卫生人才断层严重。”赵教授呼吁，应提升预防医学的职业吸引力，鼓励更多优秀人才投身疾病预防与健康管理。

第三，强化“个人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

“健康不能只靠医生和医院。”他认为，必须通过健康教育让公众意识到自身在健康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主动监测血压、控制体重、戒烟限酒，形成“医防协同”的社会氛围。

第四，建立预防效果的评估体系。

“目前对预防工作的考核是零散的、缺乏标准的。”他建议，国家卫健委和疾控中心应借鉴医院绩效考核模式，建立全国统一的预防效果评估机制，通过数据驱动持续优化防控策略。

“心血管疾病的防控，是一场持久战，更是一场系统战。”赵铁夫教授总结道，“它不仅需要技术的进步，更需要理念的转变——从被动治疗转向主动预防，从个体诊疗转向群体健康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