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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清华北大，常被视作一个人能在20岁前取得的最大成绩。但现实里，却有一些年轻人拿到最高奖品后，选择罢手，怀着各种原因提前离开了Top2学府。从巅峰落下来，清北退学生们经历了什么，人生又会错过些什么？

余尧 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部

退学复读没能重返北大，我仍在寻找适合自己的路

我以前相信，生活中会出现一些事物指引前路。一度，我选择北大作为指引我前路的存在，结果我却失败了。

我高中就读于湖北省一所老牌重点中学。高二，我参加了北大的综合营，那让我对北大产生好感。后来高考，我梦想考上北大元培学院，结果我的分数不够上北大本部，要上北大，唯一的选择只剩北大医学部。北大医学部由北京大学兼并北京医科大学而来，独立划定分数线，录取分数比其他学院低20分。

我此前从未考虑过学医。回头看，我那时想上北大的愿望太过强烈了。咨询了在北大医学部药学院就读的学长，又搜索了这一专业的相关信息后，我对药学的任务量、发展方向和就业前景都有了解，决定试一试。

我们专业的实验课课时长，生物和化学实验常常一做就是一整天。我做实验速度总比别人慢，长此以往，我逐渐产生了挫败感，开始怀疑自己对这个学科其实不感兴趣。

那之后，我去旁听了很多其他学院的课，包括数学、经济学、计算机等。和本专业不同，这些学科都能让我从思考中获得乐趣。我无法勉强自己继续读药学，因此动了转专业的念头。

咨询过学校相关规定后，我发现医学部只能内部转专业。我对医学部专业没有兴趣，又不愿意等4年后通过考研换专业，因此，退学复读成为我唯一的选择。

就这样，我从北大退学，回到原来的高中复读。在北大医学部，大一退学的例子并不少见，很多人为了北京大学的光环选择这里，发现医学并不适合自己，就离开了。

回到高三的第一天，同学就开始问我是从哪所学校退学复读的。我不想向他们解释退学的原因，只简单告诉他们，我从北京的一所一本院校退的学。两三个月后，不知是哪里走漏了风声，大家知道了我是北大退学生的事。年级主任找到我，想把我塑造成榜样。同学们震惊又好奇，跑来问我为什么退学，我觉得他们不可能理解我的想法，认定没必要和他们解释，从不多做回答。

父母文化水平不高，他们虽然支持我，却也无法提供有效的建议。每两周左右，出于焦虑或单纯的想念，我会找在北大认识的朋友远程聊天。当初，我们都花了很大精力才考上北大，又曾在北大共处过，他们知道我在北大经历了什么，相信我不用解释太多，他们就能明白我的想法。有个朋友鼓励我说：“等学弟回来。”这句话我记了很久。

复读这件事太恐怖了。我太想考回北大，这个念头可以是动力，但更是压力。第一次高考的时候，我该吃吃该睡睡，课间还有心情跟同学聊天。第二次高考，我只想着要考回北大，全部时间都用来学习，很少和同学交流。偶尔我会紧张得吃不下饭，还常常失眠。

那段时间，我的状态很差，还产生了一种预感：我恐怕考不回去了。尽了自己全部努力，效果还比不上前一年，这种感觉太折磨人了。

最终，我考到现在这所武汉双一流大学读计算机专业。一开始，我非常颓废，责怪自己搞砸了一切。时间流逝，我慢慢走出阴影，试着说服自己：从北大退学确实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选择，但选择了它，并不一定就犯了错。

对于未来，我还没有特别具体的目标。计算机的就业前景很好，但我告诉自己，如果只是为了混过四年大学毕业找工作，过上按部就班的生活，我当初根本没有必要退学。我得继续坚持，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图｜在北大教学楼前拍摄的黄昏

周见 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4岁考上北大的“神童”：以当时的心智，被退学是必然的

我第一次考上北大是2004年，那时我才14岁。媒体称我为“神童”。大人总是这样，追捧孩子超乎同龄人的智商和学识，称之为“神童”。他们也总是忽略，即使具备了超乎同龄人的智识，大部分“神童”终归是孩童心智，很难支撑他们做出成熟决策。

我8岁就学完了小学知识，到初中旁听。周围都是12、13岁的同学，我和他们年龄相差太大，所以，我习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逐渐养成了孤僻的性格。

10岁我进入高中跟班上课。父母担心我无法适应宿舍生活，给我在校外租了房子住，定期探望我。他们给我添置了一台电脑，我很快迷上了电脑游戏，经常偷偷打游戏到半夜两点，直到高三才收敛一些。

高考后，我被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录取。起初一两个月，我还坚持和室友一起去上课、自习。渐渐地，我发现大学不像在高中，可以通过阶段性考试、老师和父母的评价得到及时反馈，相当于一种督促。在我们专业，就算不上课不写作业也不会有人催你，加上我当时才15岁，心智不成熟，还不懂得要顾及后果。于是，我越来越懒得学习，长时间待在宿舍打游戏，与电脑相伴。

室友不会直接劝我，只是时不时邀请我去上课，助教和老师也从没因我缺课找过我。没有人约束，第二学期，我直接缺席了期中考试，期末考也没经过任何准备就参考了。

期末考一结束我就回了家。北大的考试是一科一科出成绩，成绩还没出完，教务老师的电话就打到我家了。我父母接了电话，挂断后把教务老师的话转告给我，他说，再挂一科我就会被退学。

我没看过校规校纪，不知道挂掉一定数量的考试，会让我被强制退学。生活在一瞬间失控了，我心里知道，下一门课成绩出来一定也是挂科。

父亲连夜收拾行李，第二天就带我坐火车往北京赶，去问教务老师如何避免被退学。脾气暴躁的父亲，在进京的火车上反常地一言不发。

教务老师告诉我父亲，继续挂科，按照学校规定只有退学一条路。于是，我回到宿舍写了退学申请。父亲在一旁帮着我收拾东西。我只带走了小部分私人物品，大部分物件都留给了室友。

被强制退学，我有些沮丧，但并未丧失希望。我回到高三后依旧相信我能考回北大，但父母的神经却紧绷了很多。他们把电脑从我房间里搬走，频繁跟老师打听我在学校的表现，有时比我还提前知道成绩。

我高三成绩稳定，最终再次考上北大，依旧选择了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这次，我一入学就看了校规，退学的死线已经改成“连续两学期绩点2.0以下”。我感觉奇妙，如果我第一次上北大时是这个规定，我那学期也就不会被退学——大概还能多读一学期。

经历了退学，我做事会更加考虑后果。重新进入北大，对计算机感兴趣的我铆足了劲学专业课，不感兴趣的英语、政治课，也尽量让绩点保持2.0以上。期末临近时，我有时会发现某一科复习不过来有可能挂科，这时我就会到教务处申请该门课缓考，多准备一些时间。就这样，我顺利完成了规定的课程，修完规定学分，成功避免了二度退学。

本科毕业后，我顺利升学硕士研究生。2013年硕士研究生阶段最后一年，我通过了Facebook的校招，到美国工作。

年龄增长、阅历增加，我日渐开朗。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以第一次上大学那种心智，被退学是很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

秦白川 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从北大退学后，他自我隔绝逾10年

2009年天气开始转冷的时候，我和我爸还有我大爷一块在家吃饭。大爷说，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秦白川，被北京大学劝退了。当时我表哥在北大录取分数最高的院系之一读大二，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不相信，觉得这不可能。

我从小成绩差，而表哥始终是全家人的希望和骄傲。表哥从小成绩好，还很有商业头脑。我放假还窝在家里打游戏的时候，他从初中起就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做兼职，一开始他帮商家发传单，高中开始卖手机，大学开学时，他批发了一些床单和被罩拿到学校里卖。从小到大，爸妈一直拿他当我的榜样。

2008年表哥考上北大时，表哥的爸妈虽然嘴上说进了北大也不一定有出息，和朋友提起表哥，总是满脸笑意。没想到表哥刚上大二，我大爷就接到表哥辅导员的电话，让他带表哥去医院做精神鉴定。

根据辅导员的说法，表哥是因人际关系恶化，逐渐产生厌学情绪，牵连学习成绩，挂科过多被劝退。

事情的起因是表哥大一时修的一门课。这门课的考试成绩分实践和笔试，我哥实践部分拿了满分，辅导员说这个成绩在北大好几年没出现过，可惜表哥笔试不及格。虽然任课老师综合评价给了及格的总评，但实践和笔试分的落差在同学间引发传言，表哥被同学传为走了后门才免遭挂科的人，尽管他的辅导员求证后为他解释也无济于事。

人言可畏，表哥越来越孤僻。他主动申请了重修、留级，那之后，他渐渐产生厌学情绪，每天除了吃饭就是待在宿舍，不去上课考试，成绩一落千丈。最终由于挂科过多，被校方劝退。

医生诊断表哥一切正常，但我感觉表哥回来后，整个人都变了。有一年春节，家里人坐在一块吃年夜饭，别人说说笑笑，他只闷头吃饭。

自从退学后，表哥就变得沉默寡言，家里人跟他说话也不搭理。我的爸爸一开始也帮着想办法开导表哥。但他发现，说一百句一万句，哪怕骂表哥，也不会得到任何回应，有时表哥甚至连看都不看说话的人。表哥的情绪也不稳定。有次我大爷让他给奶奶送水果，多喊了两声，他被逼急了，面无表情说了一句“再让我送我就死咯”。我大爷大妈吓坏了，那段时间都不敢睡觉，生怕他有什么闪失。

我大爷托朋友在保险公司给表哥找了份工作。表哥去了公司，跟谁也不说话，只是坐在工位上，不工作。表哥很快被辞退，我大爷也因此死了让表哥去工作的心。

现在，我大妈把表哥的经历当成丑事，别人要是问多了，她就觉得别人的关心是嘲讽。我大爷则听天由命，总幻想着表哥哪天能自己变回来。至于亲戚们，毕竟不是自己家事，两三年过去，看到表哥的状态一成不变，我们也都放弃了。

表哥1米78的个头，单眼皮高鼻梁，原本又白又瘦，生得俊俏。经过十年颓丧在家，他体重飞速增长，现在得有两百多斤，头小身子大，体态有些滑稽。他成了邻里间茶余饭后的笑谈，邻里都说他——上了北大，学没上完，现在成傻子了。

我不知道那个和我一起长大的机灵男孩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为什么要把自己隔绝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也担心，就算他真的能“好起来”，当他想走出来时，和社会脱轨多年，已经很难再回去了。

张羊 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我和清华室友选择了不同人生，但无分好坏

我高中在西藏内地班就读，内地班有优惠政策，高考单独划线，我考到了西藏内地线的前十名，父母帮我填报了清华大学的经济管理专业。

清华开学一个月，我就感到到压抑。

从西部到北京，我花了很长时间适应。下了高原空气含氧量渐高，一到北京我就醉氧了，因为浑身困倦无力，我足足睡了三天才逐渐恢复。

除此以外，新的生活作息也给我带来困扰。清华的早课从八点开始，在西藏，我一直早上九点起床，工作、学习到下午五点就停止。所以，面对八点开始的早课，我早起困难，即使能准时赶到教室，状态也很差，根本听不进老师在讲什么。

随着课程进行，我发现别人花一小时学会的东西，我则要花上两三倍时间才能学会，这让我越来越自卑。

我的三个室友要么走科研路线，有的专攻学业，每天，他们早出晚归地待在实验室或是图书馆，我则一个人待在宿舍，对着笔记、录音或是拍下的ppt，努力试图掌握课上内容。我出现了一些精神障碍症状，抗拒与人交流接触，有时甚至难以控制情绪。有时室友与我聊天，我却不太愿意跟他们交流，大多数时候，我都保持沉默，独来独往。

我不愿意离开西藏，内心依然向往着藏区自由自在的生活。小时候在林芝，我和同学下午三点多就会从学校里跑出来，到附近的山上骑牦牛，到了饭点，就一起跑去藏族小孩家吃饭。两相比较下，虽然没有挂科，我也难在学校忍受下去。

进入清华的第五个月，我决定退学。父母一开始十分吃惊，但得知我的想法和精神状态后，他们尊重我的选择。2016年春天，妈妈接我离开北京，带我到成都的医院就诊，我被诊断为人格障碍。

父母本想让我复读之后去西藏大学读书，但退学后，我对学习产生了抗拒心理，所以决定放弃读书。那之后，我想找个地方，先把自己放空。

我联系上父亲在地质勘探队的同事，简单收拾了些衣服，就独自搭车到阿里，跟着他们一头钻进了无人区。

从高中起，我就常设想自己在无人区生活。勘探队条件艰苦，青稞粉做的糌粑泡水就能当饭吃，要休息了就现场自己搭帐篷，适应起来很困难，两个月后，我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跟着勘探队一起绘制地图、到处踩点勘察，我感受到久违的自由。在无人区工作两个月后，我的病情有所好转，便逐渐减少药量，最终停了药。

那期间，我结识了一位在拉萨开客栈的上海大哥。2018年，我离开无人区后，跟他回到拉萨，在距离布达拉宫不到二十分钟车程的客栈工作。那是一处结合藏汉元素的民宿，上海大哥包我吃住，一个月发我五千多元工资。

每天下午，客栈的院落里总会聚起一群游客喝茶聊天看风景，这时我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不像北京，尽管那里人口密集，大家却只是擦肩过客。我逐渐认定，在西藏开客栈才是我真正想过的生活，每天睡到自然醒，晚上还能到纳木错看星星，自由自在，还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

今年，我在清华的室友们毕业了。五月份，他们一起到西藏找我玩，那之后我继续留在西藏自己生活，他们则继续回大城市深造，一个保研，两个到国外留学。我们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但只要是喜欢的，就分不出好坏。我操纵无人机拍了张合影，我们坐在洁白坚硬的石头上，身后经幡飘扬，蓝天深远。

图｜张羊镜头下，转经筒前的老人

（余尧、秦白川、张羊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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