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湖南等地实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斗争矛头指向地主阶级。这些地主家庭中不少为北伐军军官家庭，于是引起北伐军内很多军官的不满。在1927年4、5月，当武汉国民政府日渐右倾的时候，其所属军队中一些对工农运动不满的军官率先举起反共旗帜，发动武装叛乱。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马日事变"了。

简单地说，此事件是1927年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武装叛乱，因为事变这天中文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所以这事件被称为"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发动者许克祥，他只是一名团长，能量有限，他之所以敢反动一场叛乱，是与其上司的纵容、默许有关，可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因此，这还得从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说起。何键，字芸樵，湖南醴陵县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这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三十五军军长。

1927年3、4月，第三十五军正在汉口整装待发，准备进攻河南，这时不断有从湖南逃出来的地主分子向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诉苦，说家乡人遭到了造反农民的迫害。参谋余湘三也向何键进言："非用大刀阔斧，不足以斩祸根。"这时，何键有反共之心，但考虑到唐生智的反对，不敢轻举妄动。5月初，余湘三返回湖南，串联驻军长沙的许克祥，策划反共之举。12日，何键派人携款游说第八军师长张国威，要他以便衣枪兵团"剿灭共匪各机关，拘杀共匪首领"，约定两湖同时进行反共计划。张国威以所属各部队已经开往湖北为由，未答应何键的提议。无奈，何键只能在5月13日率军北上。但他属下的军官仍在加紧准备反共叛乱。

5月21日晚，驻军长沙附近的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其团长许克祥召集各营长及参谋人员举行秘密会议，宣布反共。当晚11时许，在许克祥的指挥下，1000多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兵分三组，向长沙城内各革命机关进行突然袭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湖南省总工会、湖南省农民协会是攻击的主要目标，其他革命机关，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省特别法庭、长沙市党部及工运训练班、党员训练班等，也遭袭击。至22日上午止，被捣毁和袭击的革命机构达70多个。大批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被逮捕及被临时拘押的更多。与此同时，在押的土豪劣绅则全部开狱释放。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奋起抵抗，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没有能够击退敌人的进攻。

马日事变发生后，白色恐怖笼罩长沙。其实，反共屠杀不仅发生在长沙，湖南其他各地也进行了类似的血腥屠杀。常德、溆浦、湘潭、湘乡、浏阳、衡阳等20余县，先后发生了反共屠杀事件。据统计，马日事变后的半个月中，全省被屠杀的革命群众在1万人以上。缺乏准备而且处于消极防御的各地农民武装，虽然号称有十万人，可在短短几天就被打散了。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看到这个情况后，对陈独秀说，你们在湖南的十万大军还打不过许克祥一个团。

马日事变发生后，许克祥等人采取贼喊捉贼的手法，声称此次事变是由省工人纠察队要缴军队的枪械，军队被迫自卫引起的，他在撰写报告中称："于万分紧张的时机中，擅作紧急处置，未能事先请命，理应自请处分"，要求湖南省主席张翼鹏转报唐生智。与此同时，叛乱人员开始篡夺湖南省的党政大权，24日，成立湖南救党临时主席团，成员为许克祥、周荣光、李殿臣等五人。27日，召开救党扩大联席会议，到会者二百多人，会议决定成立救党委员会，领导省政，推定唐生智、张翼鹏、许克祥、周荣光等十五人为委员，负责拟定"全省清党、组党一切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马日事变矛头所指并不是推翻武汉国民政府，而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运动。正因为如此，武汉国民党人多采取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认为这是共产党人闯出来到祸，埋怨共产党方面没有及时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以致酿成惨变，所有这些都由共产党自己负责。24日，武汉国民政府电告长沙方面，要求军队维持地方治安，同时要求农工纠察队严守秩序，不得报复。25日，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团决定派谭平山、陈公博等五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代表中央前往长沙查办此事。26日，特别委员会出发，鲍罗廷主动要求一同前往，但是，27日鲍罗廷一行抵达岳州后被挡驾，只好中途折回。查办之事不了了之。

马日事变严重地摧残了湖南的党组织和工农群众团体，是湖南的大革命由高潮走向低潮的转折点，它也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反共基础上可能公开合流的信号。同时，"马日事变"也向共产党人提供了严重教训，即不能满足于表面上数字庞大却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工农武装，必须要有自己坚强的正规的革命军队。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主动发起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马日事变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