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是我们永不言弃的话题。晚清遭遇的困局或者说文化冲突，我们至今依然存在，特别是士大夫到知识分子转型的话题，时至今日，依然是历史三峡悬而未决的问号。所以，百年以来，文艺界也好学术界也好，关于晚清的题材会很多。因此，对大多数读者而言，晚清并不陌生。

但是，写晚清的边缘人，写这些边缘人的自我救赎，于我们又是陌生的。我们知道，边缘的情形是不同的。有一种边缘是被边缘，比如历史上被除名被谪贬的官员，但我们这位主人公的边缘，是自己为自己设置的，是主动的边缘。

他自处边缘，不去迎合传统价值观，不做体制内的官员，因此八试科举八次落败；在晚清的大变局中，他既不当守旧派，又不当维新派，更不当革命派，很另类。但他却亦新亦旧，一边要去营救革命党人，一边又迷恋周礼旧制，痛斥康有为的今文经派；他作为学人站到了晚清学术的高峰，又作为社会活动家，在边缘之地开启了现代性的社会革新和启蒙教育。他主动地自己边缘自己，形塑了一个诗意的人生，或者说是一个诗意的学人，一个诗意的贵族。

这位自处边缘的人，名字叫孙诒让，出生在浙南一隅的温州。要知道，温州在百年前还是很偏僻的，因为偏僻，所以落后，所以这个地方的人特别希望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宋室南迁，设都临安，方便了很多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据《雍正浙江通志》统计，南宋浙江各州进士人数，全省合计5726人，10个州府中，温州有1107人上榜，比杭州的526人多出来581人，占了全省的近20%。

（孙诒让）

到了清朝道光皇帝的时候，我们这位主人公孙诒让的父亲和叔叔都是金榜题名的朝中高官，地方上就有兄弟同朝为官的美誉。这样的家庭背景，孙诒让算得上是个富二代官二代。他原本的人生设计肯定也要金榜题名，然后修身齐家平天下，然后立德立言立行。这是家族的需要，也是传统价值观的体现。

但是，他考了八次，结果是八试八败，成不了公务员，更成不了体制内的大官。孙诒让在父亲去世后，立马终结了八试八败的科举之路。不仅如此，在他五十岁以后的生涯里，朝中的高官们陆续向他递过来好多次橄榄枝，邀请他出任体制内的高职，他也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些高官，可都是赫赫有名的，比如军机大臣张之洞、尚书张百熙、巡抚端方、陈宝箴等。面对这些机会，他连尝试一下都不愿意。

因为他在体制内待过，不想在体制内继续碌碌无为。如此，这位主人公自己把自己放逐到权力场外的边缘，甚至还回到地理位置上的边缘之地——温州。他回到边缘之地干什么？他要做学问，他要保有自己的学人身份，他要实现自己的文化英雄之梦。

2008年，温州把这个人物搬上银幕，拍了一部电影片名叫《一代鸿儒孙诒让》。里面有一个情节，讲述孙诒让因为不喜欢八股文而致科场失败，其父一怒之下把他逐出家门。对这个情节，我们持有不同意见。因为，孙诒让的父亲是非常喜欢自己这个儿子的，尽管对他的科场不利有所遗憾，但绝不会做出这般事情的。为了支持儿子做学问，他还在孙诒让四十岁生日的这一年，送了他一份大礼：一座气势恢弘的藏书楼——玉海楼。

（玉海楼，藏书九万卷，占地面积8000平米，浙江四大藏书楼之一）

平心而论，孙诒让自处边缘的学人设计是成功的。他先后写出了《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契文举例》三部代表作。

《周礼正义》是一本研究《周礼》的书，而《周礼》是一本关于国家制度设计的书。章太炎赞许《周礼正义》为“古今之言《周礼》者莫能先也”。梁启超对这部书推崇备至：“这部书可算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说了同样的话，《周礼》只读《周礼正义》。

《墨子间诂》成为后代学人研读墨子思想的珍贵善本，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墨子》校注能超过并取代它。独尊儒学以来，墨学渐渐衰微。那么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使得墨学又成为近代显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述说: “自此书出，《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墨学牵涉到的光学力学，特别是逻辑学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契文举例》则是我国第一本考释甲骨文的研究著作，可谓甲骨文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既释文字又考制度，开了古字考释与古史考证相结合和先例。

（孙诒让《墨子间诂》）

有一座老父亲为他建造的书楼，又有一大片老父亲为他积攒下来可供衣食无忧的良田，这样的学人生涯，如果没有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孙诒让是可以在宁静和幸福之中践行着他的文化英雄梦想的。特别是在南京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游学最广受益良多的时期。曾国藩创办的江宁书局，汇集了当时天下通儒名士，比如戴望、梅延祖、唐仁寿、莫友芝、刘恭冕等等。孙诒让经常和这些学人一起，讨论训诂、校雠、考据。由字到词，由辞通道，然后著书立说，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几乎是传统学人的理想人生，也是自处边缘的孙诒让最高理想。但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几千年来共同维系的传统在坚船利炮面前崩塌了，传统学人可以安身立命的古典社会解体了。

那么孙诒让在世的前前后后，大清帝国都发生了哪些大事呢？按照汉学家费正清的历史观，1800年是划分强大自信的18世纪中国与崩溃衰败的19世纪中国的分水岭，也是现代性建立的起点。他把近代中国的现代性分为四个时期，即1800--1864,1865--1911,1912---1930,1931---1949。我们这位主人公的六十年人生，几乎掉入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骐祥政变、克复江宁、天津教案、刺马案、中法之战、甲午之战、百日维新、庚子之变、废除科举、预备立宪等等。所有的这些事件，都是砸向传统的一枚枚炮弹。

（鸦片战争）

这个时候的很多人都在面临重新选择。他们情怀天下，路径各异，有清流派、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等等。他们有的抱残守缺消沉自坠，有的迁延不定进退失据，有的艰苦探索勉励自新。所有人都在变，我们的主人公也在变，其中，他和张之洞之间的关系变化，最精彩最典型也最有故事。

孙诒让和张之洞之间有很多故事，代表了晚清学术的最高峰的《周礼正义》，它的缘起和问世就跟张之洞有关系。孙诒让20岁考取举人，坐师就是张之洞。他和张之洞的关系从这里开始，一直到60岁去世，整整40年没断过。那时候的张之洞是清流派中的骨干，特别欣赏朴学人才孙诒让。孙诒让24岁那年，张之洞在京城召集都下名士雅集龙树寺，有李慈铭、潘祖荫、王懿荣、王闿运等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孙诒让初出茅庐年纪最小，但张之洞非常看重他，把他也召集过来了。他知道孙诒让来自浙江温州，南宋的时候，这里出现了一个思想流派，叫永嘉学派，他的代表人物叫叶适和陈傅良。这个流派讲究义利并重，主张功用，反对空谈义理。在十三经里面，尤其推崇《周礼》这本书，认为它的制度设计非常完美，一个国家只要完全按照它的制度来治理，肯定就会达到太平盛世。张之洞亦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和永嘉学派可谓心心相印。

（张之洞）

张之洞对《周礼》这本书的肯定，更坚定了孙诒让的理想。龙树寺见面之后的第二年，孙诒让就开始了《周礼》的研究。1887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计划出版《國朝新梳丛刊》，把《周礼正义》列入了官方的出版计划，并且向孙诒让发来了约稿信。遗憾的是，孙诒让的《周礼正义》还没有完稿，或者是完稿了他还不满意，总之，他没有把稿子拿出来，错过了一次出版机会。1890年，他终于满意了，自信满满，带着200万字、86卷的书稿到武汉找张之洞去了。可以想象得出来，孙诒让带着这部书向武汉出发时，一定是非常激动充满期待的。他从26岁开始着手这部书的研究，一直到完成总共用了27年的时间，27年，它可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美好最精萃的年华呀。但是，孙诒让错过了出版的机会。这个时候的张之洞已经从清流派转身为洋务派了，所有的心思都在芦汉铁路上。这条铁路的总造价达到4349万两白银，而朝廷下拨的经费只有200万两白银，可谓杯水车薪，经费缺口很大。张之洞哪里还有精力财力顾及一本书呢？这对孙诒让的打击是巨大的，它可是一部200万字86卷的巨著呀！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快餐文章，而是投入了大半生年华的心血之作呀！

孙诒让又继续进行修改。终于机会来了。庚子之变后，朝廷决心变法，要求内外大臣献计献策。盛宣怀认为，戊戌变法失败，是今文经派的失败。那么，启用古文经派的观点进行变法，是最好的选择。而古文经派的代表人物，孙诒让是不二的人选。盛宣怀托人带信给孙诒让，大意是请他以《周礼》为纲，代撰《变法条议》，然后他愿意出钱出版《周礼正义》。孙诒让替盛宣怀写出了《变法条议》，盛宣怀终因该稿调子太高不敢呈上，但还是很守信用，出银子把《周礼正义》给出版了。

（孙诒让《周礼正义》）

这个故事牵涉到边缘与中心，有用与无用的的辨证关系。张之洞在权力中心办洋务，孙诒让在边缘做学问，看似落后了无用了，但正是这种边缘与无用成就了他的学术高峰，由此，可谓无用即有用，边缘即中心。

从1890年带《周礼正义》去武汉见张之洞，到盛宣怀掏钱出版又经历了13年时间。在困厄之中，在绝望之中，我们的主人公依然选择边缘，仍旧无意于权力中心。因为，他的野心太大了。他的梦想是什么呢？他的梦想是“思乘长风，破巨浪，先东至扶桑”，“遂横绝太平洋，登新世界，瞻华盛顿之铸像；折北渡白令海峡，西经万里沙漠，循中亚细亚以入欧罗巴”------，最后“具舟载同志及耕夫织妇百工，向东南极天无际之重洋，觅无主之荒岛，谋生聚教训，造新世界以施行周官之制、墨子之学说”。

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对这个朝廷抱有希望了。孙诒让与张之洞的关系也变得渐行渐远。张之洞拿起屠刀杀了自己的学生、革命党人唐才常，孙诒让却写了《浏阳二子歌》哀悼唐才常。秋瑾被抓，孙诒让发电报请求张之洞出手相救，（张之洞的侄子是当时的浙江巡抚）张之洞收到电报后生气地说，孙诒让这是叫我造反！

这个时候的孙诒让想要寻找一片荒土，来建立他的理想国，一边施行周官制度，一边推行墨子学说。这无疑是他的终极梦想，这样的梦想不啻于异想天开，但它的确是自处边缘之后的产物。只有边缘，才可以放纵野心，袒露天性。于是，我们看到了边缘的奇迹。他在边缘办新式教育，比中央政府下达废除科举的时间早了9年，还出任学务总汇的当家人，所办的新式学堂计300余所，遍布浙南各地，因此，他也被后人称为浙南新式教育之父。所办的学堂还有方言馆、蚕学馆等等。不仅如此，他还出任商会会长，撰写股份公司章程。此等所为，亦是他在边缘之地实施自己的梦想吧。

陶渊明有诗曰：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话用在我们的主人公身上，对了一半。他的确是做到了不为官场所诱，不为世俗所动。但他的远，还有心怀更远大的抱负这层意思，所以会自处边缘，远官场远世俗，成就自己的梦想。这就是百年前的大变局中，一个学人，一个心怀大抱负的诗意学人的处世之道，生存策略，或者说自我救赎。

评论家曾镇南先生在《光明日报》上撰文说：“不管孙诒让的学术灵魂的家园曾经是多么古老、多么典雅，但就人物的现实生命来说，就人物的生存意义而言，孙诒让仍不失为近代中国变局中孕育出来的一个时代之子，是石破天惊中从坚硬的古老岩隙缝里奔逸而出的迎向新时代的精灵，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在当代历史小说的文苑中，我似乎还没有看到过。”

虽然现在经学家（即阐释、注解、研究与宣传儒家经书的学者）作为一个群体不存在了，已属于过去时。但经学家的灵魂依然活着，特别是儒教意识和儒术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们会在这些不复存在的经学家身上，看到我们的来路，并预测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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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节选自《蝉蜕》作者陈小萍“大变局中的学人策略”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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