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学访谈也是一种文学批评

与傅小平相识十五年，交往不可谓不多，但平常想起他，只有一个顽固的印象：一直坐着。我的印象里傅小平永远都是坐着的，屁股没离开过椅子：这些年他做过我好几个访谈，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个访谈也是他做的，访谈嘛，都是坐着问坐着说；他坐在会议桌前，作为记者和批评家，他要对文学发言；或者坐在饭桌前，没错，在饭桌上他也在谈文学。十五年里，我真不记得他坐在椅子上说过哪些跟文学无关的话。有一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我们一起从新国展回市里，那一次倒是没坐，地铁里人太多，站的位置都紧张，我们俩被人流挤到地铁一角，聊的还是文学。傅小平好像就是某种特殊的人类，跟他在一起，只有说到文学才算对了路子，其他话题都形迹可疑。当然，这跟我也有关，我们俩是一类人，生活中一贯乏味得紧。跟傅小平谈文学，只能说，是一个乏味的人遇到了另一个乏味的人。当然，也可能傅小平其实天真烂漫，无比讲究生活情趣，只是所遇非人，不幸碰上我这样乏味的朋友，被迫跟着寡淡起来。果真如此，那只得请他海涵了。

做文学访谈的人很多，多少年来一直坚持做下去的极少，能做得切要精当者，凤毛麟角。傅小平是其一。他低调，自谦访谈不过是分内事，记者嘛。说实话，我从来都没把他跟《文学报》联系起来。他当然是个好记者，他的访谈早已经超越了一个记者的通常采访，他是一个批评家，一个精通创作的批评家，他不过是在以访谈的形式写作批评文章而已。60后批评家中，有两位擅为访谈者，一位是英年早逝的张钧先生，一位是这几年访谈做得也少了的林舟老师；70后的批评家中，恕我眼拙，除了傅小平，我真没发现哪位做得更好。于批评家而言，做访谈是吃力不讨好的事，给人的感觉寄生性远大于原创性，是写不了论文退而求其次的营生。所以，鲜有批评家愿意做，没有点牺牲精神，能持之以恒是难以想象的。这第一道关就淘汰了大半。接下来才是访谈的能力问题。傅小平于文学有真知灼见，不唯是理论上的洞见与自洽，还在于他有惊人的艺术感知力与判断力。每次读傅小平做的作家访谈，我都替他可惜，真觉得这泱泱才华不去写小说，浪费了。他自有定见，但他从不囿于定见，他愿意跟受访者一道去寻找作品中人物、逻辑和世界的可能性。所以，他的问题切中肯綮但绝不喧宾夺主，他的体贴和探讨问题的姿态，为采访者赢得了足够的尊严。跟他的专业精神一样，他所抱持的访谈伦理，我以为堪称采访者的美德。

傅小平出版了一部访谈录《四分之三的沉默》，我把它当成批评文章来读。作为批评家，这些访谈“有我”，你能看到傅小平笃定的文学观和世界观，整个问题的序列有其完整的逻辑，他不是在“捧哏”，而是交流、启发和探讨，跟作者一起寻找某种可能性；但这些访谈又是“无我”的，他在访谈中最大限度地降低自己的姿态，让作者充分表达，他只是在帮助受访者尽快地开掘出作品的意义空间。他不虚美亦不隐恶，他不喧嚣更不骄矜，他只是一个平等的询问者和对谈的人。我们有过多次访谈，我都没听过他高声说一句话。如果不发问，他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谦逊，温和，彬彬有礼，极平常又极专业。

我仔细给他的访谈对象分了类，电影等其他艺术门类暂且不表，只说作家。大陆作家居主体，港澳台作家次之，海外华人作家亦不在少数，还有一些外国作家，涉及面之广，差不多涵盖了整个当代华语文学创作以及部分重要的世界文学的面向。不管采访对象是谁，他从不大而化之地敷衍发问，所有问题都根植于受访者的作品与创作。发问之精当，皆是有备而来。

傅小平的阅读量惊人，这也是他能做出真正意义上好访谈的前提。当代中国文学不必说。傅小平供职于《文学报》，针对的主要是当下创作，这一块如果一知半解，活儿是干不下去的。我想说的是外国文学。即便现在，我们是近十五年的朋友，我依然有种错觉，他是外国文学类出版社的编辑，比如上海译文出版社等。自听闻傅小平大名起，他就是《文学报》的猛将，多年来忠贞不渝，但这错觉改不掉。我想就跟他的阅读量有关，尤其是外国文学的阅读。我碰巧也读了不少外国作品，在同龄人中，谈外国作品露怯的时候不多，但跟傅小平聊起，我还是要谨言慎行，担心稍不过脑子就被他揪住小辫子。我读一个作家，喜欢全集式的阅读，吃透了拉倒。这种阅读方法很多人不认同，谁都不是神仙，作品质量肯定良莠不齐，有些作品的确不需要耗上太多时间。但我坚持这种强迫症式的阅读方式，不彻底清理一遍，我总觉得这事儿没做完，由此言谈中不免夹杂一些“偏门的”外国文学，也常常为此小小地得意一下。但这些偏门在傅小平那里大部分都过不去，对他来说是常识。

对外国文学如此巨大的吞吐量果然结出了硕果。今年三月份去上海，傅小平送我新著《普鲁斯特的凝视》。该书是部外国文学的随笔集，每篇长文专注于一位外国名家，从生平到作品分析，间以各种八卦和个人的体悟，活泼与庄严互见，普及和提高熔铸于一炉，堪称外国文学和写作爱好者的必备指南。（作者：徐则臣，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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