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坊刊刻了大量的小说作品，何良俊所撰、初刊于隆庆三年的《四友斋丛说》卷三指出：“今小说杂家，无处不刻。”

原文 ：《明代书坊积极拓展小说稿源渠道》

作者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程国赋

明代坊刊小说的稿源渠道

明代坊刊小说的稿源渠道主要有购刻小说、征稿、组织编写、书坊主自编等四种。

首先是购刻小说。自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到明朝末年，小说刊刻业相当兴盛，刊印小说可以获得很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利益，为书坊主带来巨额利润。精明的书坊主充分意识到这一现象，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他们想方设法地寻找优秀的小说文稿，甚至不惜以重金购买稿件，以此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凌濛初“二拍”的编撰及其刊刻、发行的过程即为一例。当明末冯梦龙编撰的“三言”刊行以后，迅速传播，深受读者欢迎，在苏州书坊安少云尚友堂的催促下，凌濛初编撰《拍案惊奇》。一旦成书，尚友堂立即“购求，不啻供璧”（《拍案惊奇》识语）。

尚友堂购刻“二拍”的经历在明代小说刊刻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从小说刊刻开始崛起并兴盛的嘉靖、万历时期，到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购买文稿是书坊刊印小说的一种重要的稿源渠道，像《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名著都是通过书坊主购刻面世的。同时，文人通过编撰、出售小说文稿，获得相当丰厚的报酬，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从而激发了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促使他们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小说创作之中，这也是导致明代中后期小说创作与传播持续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是征稿。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征稿的做法最早出现于元末，李氏建安书堂至元二年刻印孙存吾编、虞集校选的《元诗》，刊登征稿广告。明代书坊借鉴这种方法。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明代小说征稿广告，以崇祯六年陆云龙峥霄馆刊《皇明十六家小品》所附征稿启事最为有名：“见惠瑶章，在杭付花市陆雨侯家中；在金陵付承恩寺中林季芳、汪复初寓。”陆氏峥霄馆征集文稿的第七项就是征集小说。他征稿的做法是：先刊登拟刻文稿标题，再征集具体内容。我们从他的征稿启事不难看出，陆云龙征稿呈现几个特点：第一，他征集文稿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诗文、词启、制诰、奏疏、戏曲等多种文体；第二，他注重名家之作，包括“名宦”、“名公”等；第三，他注重新奇之作，所以陆云龙拟刊《型世言二集》，“征海内奇闻”。明末时，除陆云龙以外，苏州、杭州等地的其他书坊有的也采用这种刊登广告征集文稿的手法，征集的范围很广。

再次是组织编写。明代书坊主与下层文人结合从事小说刊刻，当时不同的小说刊刻中心的书坊情况各不相同。在建阳地区，为建阳书坊所雇请或者与建阳书坊关系十分密切的文人，以江西籍者为多，如邓志谟、朱星祚、黄化宇。金陵是明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人员流动频繁，受雇于书坊主或者与书坊关系密切的下层文人不限于一地，如江西抚州金谿人吴敬所编辑《国色天香》十卷，金陵周曰校万卷楼万历十五年刊；编撰《杨家府演义》与《续英烈传》的纪振伦，号秦淮墨客，从其号来看，当为南京人。苏州书坊与下层文人之间关系较为密切的如罗懋登，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二十卷，苏州步月楼万历二十五年刊。在杭州地区，书坊主与下层文人的结合呈现明显的地区特色，那就是在组织编写、合作刊刻的过程中，亲情或乡情的色彩相当浓厚，书坊主与聚集在其周围的文人之间或为兄弟，或为挚友、同乡。峥霄馆主人陆云龙创作《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获得巨大成功以后，其弟陆人龙也加入了时事小说创作队伍，创作出版《辽海丹忠录》。后来，兄弟俩又合创、评点、刊刻了《型世言》，成为小说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在书坊笔耕山房周围，应当也聚集着一批志趣、爱好颇为相同的文人，以西湖渔隐主人、醉西湖心月主人等与“西湖”相关的字眼为名号，编撰出版《宜春香质》《弁而钗》《醋葫芦》等小说作品。

最后是书坊主自编小说。据统计，明代参与小说创作的书坊主主要有熊大木、余邵鱼、余象斗、洪楩、杨尔曾、凌濛初、陆云龙、陆人龙兄弟、袁于令等人，编撰《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春秋五霸七雄列国志传》、《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万锦情林》、《六十家小说》、“二拍”、《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型世言》、《隋史遗文》等小说21种。明代书坊主以其小说创作的亲身实践，丰富了古代小说的题材内容，尤其是他们在明代中期的小说创作，弥补了自元末明初以来直到嘉靖年间通俗小说创作的空白，促进了小说文体尤其是演义体的发展，推动了明代小说流派的产生与成熟，引发了明代通俗小说创作高潮的到来。

明代坊刊小说的稿源特点

首先，无论是购刻小说、征稿，还是组织编写或者书坊主自编小说，都体现了明代书坊主强烈的参与意识。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由于身份、职业、爱好等缘故，对书籍出版市场有着非常敏锐的把握能力，对读者阶层的需求相当了解。嘉靖后期，建阳书商杨涌泉发现武穆王《精忠录》一书，他预感到此书可能畅销，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约请同为书商的熊大木加以编写。同样，崇祯年间刊刻的《鼓掌绝尘》也是书坊主龚氏适应市场需要而编撰的。

在稿源的寻找、发现、拓展方面，明代不同时期的书坊主都积极参与，然而他们参与的方式却不尽相同。嘉靖、万历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繁荣，一方面，此时文人的小说观念不够开放，很少参与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市场上新创的作品不多；另一方面，社会对小说的需求急剧增加。为解决这一矛盾，书坊主除四处寻找、拓展稿源、组织下层文人进行编写以外，还亲自动手创作，在满足市场的同时，也获取高额的利润。

到了明代后期，由于小说观念的改变，小说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以李贽、冯梦龙为代表的中上层文人参与小说的现象日益普遍，稿源市场较为充足，书坊主可以从容地购买稿件，或采取征稿的方式寻求优秀文稿。这一时期，从小说创作和传播的整体来看，书商与文人之间的分工更为细致、明确，书商更多地承担起小说传播的职能，或购买小说、或征稿、或组织编写，但很少参与小说的创作。

其次，对旧本的依赖较多。与旧本相关的概念还有原本、秘本、古本、旧传、旧文等。明代坊刊小说的稿源对旧本的依赖较多，其旧本主要由四个层面构成：一是宋元旧刊小说；二是嘉靖以前刊印的说唱结合的词话本；三是明代社会流传的小说抄本；四是明末所云旧本、旧传亦指嘉靖、万历时所刊小说。从旧本到明刊小说稿源的形成，其间发生了质的飞跃，突出地表现在“义”与“理”的掺入，促进了演义体的发展与成熟。熊大木改编旧本《精忠传》就是较为典型的事例，他在书商杨涌泉的恳求下，“以王（按：指岳飞）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这样就完成了从旧本到演义体的过渡。

到了明末，对旧本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文人独立创作的成分逐步增强，反映现实的题材愈来愈受到读者、作者以及书坊主的重视。时事小说的创作，虽然多依塘报、邸报、奏疏而作，且快速成篇，小说的艺术性受到影响，但是它的创作与刊刻标志着古典小说创作从对旧本的依赖、改编到文人逐步独创的质的飞跃。

最后，不同刊刻中心的稿源呈现明显的地域特征。吴越之地如南京、苏州、杭州地区，文人群体活跃，稿源充足，所以书坊主可以比较从容地选择既具有较高艺术水平、又适合市场的稿件，他们重视小说刊刻质量，正如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评价金陵、苏州所刊书籍“书多精整”；建阳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远远不及吴越地区，所以，在稿源方面比不上南京、苏州和杭州，缺少优秀的稿源，于是想尽办法弥补其不足：一是标明“京本”，这在建阳所刊小说中是相当普遍的。明代书坊所言“京本”之“京”指两京（北京、南京），就小说而言，应主要指南京。标注“京本”，突出其稿件来源地，显示小说的正宗地位并藉此扩大小说的影响。二是注重插图等广告促销手段，大多数建本小说采取上图下文的形式，甚至每页一图，重视评点；重视小说的广告促销手段；同时，注重压缩刊刻成本，以压低书价，从而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在小说稿件的选择及刊印上，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小说刊刻体现较为显著的地域性。以情色小说为例，《如意君传》《浪史》《昭阳趣史》《玉妃媚史》等在苏州、杭州、金陵等地刊印较多，建阳书坊极少刊刻情色小说。齐裕焜先生《明代建阳坊刻通俗小说评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一文认为：“建阳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的故乡，是深受理学影响的地方，他们出版书籍时，还有一条道德的底线……不敢去刊印那些有露骨的色情描写的作品。”南京、苏杭则不同，世俗奢靡，士风浮艳，所以在稿件的选择上，出现大量情色小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代小说刊印文献汇考与研究》（编号：15ZDB070）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79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