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什刹海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刚到北京时，数目众多的公园、湖泊和河流让我感到有些震惊，我当时觉得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应该与自然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吧。但在这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却意识到并非如此。如果你想单纯地走在大街上就不时地接触到自然，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这意味着“需要特地安排时间”。

在城里的街道上行走相当无趣。多数城市道路如高速公路般宽阔，却挤满了汽车、公交车和自行车，街道两侧伫立着灰蒙蒙的高层建筑，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同质景象。也仅有人行道旁的树木和花坛可以唤起人们对自然的些许记忆。街道旁的自然已被疯狂生长的建筑抹杀，不复存在。

我的上班路（从安定门到清河）没有机会穿过公园，或是路过那些流经这个城市的河流。而我身旁急匆匆赶去上班的人，他们大部分时间眼睛都盯着手机屏幕，完全与周边的环境没有互动。在我看来，城市人对外界环境了无兴趣并且日益疏远，正是快速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所夹带而来的。周遭环境的剧变使人们渐渐对场所失去了感觉，城市和生活在城市的人也随环境变得日趋同质化。而如果要重建一座城市的场所感，则应当从重启最本真的东西开始——那就是自然。

人类的自然之爱

我的家乡在一座位于地中海中心的岛屿上，被海洋环绕，也许正因如此，它才得以从经济发展和利润最大化的缔造标准中得以保全。

那是一座被原野和自然环绕的村庄，曾是古老的采矿区。那里蓝天澄澈，有繁星点缀的夜空、清澈洁净的小河、橄榄林、葡萄园，各种野生动物就生活在附近乡野间。从儿时起，我便受教于泥土的芬芳、森林的气息、山间的空气和海边咸湿的海风。这片古老的土地充满了代代相传的知识和传统，有些也早已遗落在历史中。

我的童年生活与自然紧密联系着，而这种联系至今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但对一些生活在诸如北京这样大都市的孩子们来说，这种与自然的联系似乎不再存在。

不仅如此，城市人与自然的疏远带来经验的单薄，导致或轻或重的精神焦虑甚至疾病。正如社会学家彼特 ·可汗（Peter Khan）所言的世代失忆症，与自然的割裂会导致人部分或者完全忘记什么是自然。

如果一个孩子从来没有在泥土里挖过虫子，或者从来没有伸长脖子去拥抱一棵老树，他也很难意识到森林在退化，很多生物需要保护。人并没有意识到生活中自然环境退化已是个紧迫而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标准降低了。如果一个人缺少对洁净健康的自然环境的体验，就有可能相信在一条已经被污染的河流中，一点点自然要素都能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因为他不知道在一条自然河流中清澈的河水是怎样奔腾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现在很多城市开始引入创新性的方法来重建城市生活与自然的联系，例如打造屋顶花园、都市农场、城市花园，让人们可以在城市里触摸、嗅闻、观察本土蔬菜瓜果，构建起他们与自然的联系，引导他们去了解自然知识。城市居民需要自然教育，特别在当下气候变化主导的历史时期，这需要更大的关注。

1984年，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首次提出“亲自然（biophilia）”的概念，指人类在内心深处有寻求与自然获得联系的内在倾向，具体含义是“热爱生命或者生命系统”。威尔逊提出一种可能性，即人类与其他形式的生命和整个自然有着深厚的联系，这种联系植根于我们的生物本性。他解释，亲自然（英文为“Biophilia”）是与其他形式的生命产生关联的一种迫切感。人类曾生活在与自然密切相关的环境中，而很多如今习以为常的事物，例如大城市、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服务、工业化、设施化，如果置于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是近代才产生的新鲜事物。

现在，世界污染持续增加、极速城市化、全球气候变加剧，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城市生态系统能够可持续发展。亲生物设计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居住在更加健康、更少压力、给自然环境更多尊重而不是“统治”的城市里。

被称为自然公园之父的约翰 ·缪尔（John Muir）曾说过，“任何一次在自然界中的漫步，人们获得的永远比所寻求的更多。”

北京安定门前的护城河

城市水系连接人与自然

传统城市生活中，水系为城市提供环境卫生、商业和连接等等方面的便利。有时，水系决定了一座城市的规模、位置和形式。水系就像是一个舞台背景，在这个舞台上，充满意义的生活徐徐上演。人们在水系边冥思、因交流产生深刻的联系、与自己对话而产生深刻的自我认知。水系提供了一种宁静的氛围，让我们思维敏捷；我们在水系近旁，内心得到慰藉、宁静和自由，或是悲伤与哀痛。水系是精彩生活的背景，生命诞生于水，水系使得生命更有意义。

但是，随着城市化发展，河流生态系统逐渐退化，以至影响了水体的质量、支持生物生存的物理结构和能力。现代社会与河流的联系愈发减少，而那些在水系边开展的传统活动也渐渐消失，大部分河流被渠道化，使河流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降低。这个问题在许多城市普遍存在。

在中国，人们过去的生活与河流的关系很密切。但现在很多流经中国城市的河流，与欧洲国家一样，被改造成沟渠，水流的形态被人为改变了。

过去几十年间，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城市设计者都开始通过不同视角重新发现河流空间的价值。很多河流成为了美化城市环境的要素，比如在河岸建设公园，河岸往往被认为是城市发展和更新的理想区域。人们对美化城市河流更感兴趣，而对河流所能保护的生物多样性则没那么关心，相较于河流的生态服务功能，人们更看重其他功能。规划者在设计城市建设区域时，很少真正考虑与自然的联系，他们很少从社会和生态的角度来理解河流。

有时，人们在河边散步或坐下来休息，却看不到河流。做河流生态修复的人希望采用重建弯曲的护岸来增加河流的蜿蜒度。模拟自然河道的形态是最常用的方法。我们能在一些研究文本中读到，水生物种的恢复被视为关键，可是实际项目却很少会设定这样的目标。

意大利撒丁岛Santu Lussurgiu的山间溪流

我的家乡有一条溪流，几百年来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珍贵的水资源。河岸分布着很多磨坊，水也被用来灌溉花园。这条溪流勾连着我们对历史和文化的记忆，也构成了村落邻里的归属感。依赖它生活的人们意识到这条河对生活的必要性，认为有责任要好好保护它。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记忆，它在时空中与自然交互，这有助于我们把河流看作一个社会—生态系统，场所使人们可以感知到人类从自然所获甚多。

阿布菲拉的河流修复重塑了人们与自然的联系

在一座空气质量差、街道旁缺乏绿地且人口密度极高的大都市里，重视社会-生态方法的河流修复将成为抵御城市衰退、重建场所感、重新将人与城市联系起来的方法。

葡萄牙南部小城阿布菲拉的河流修复案例，就说明了亲自然的设计如何促进健康生活，重新创造出场所与当地历史记忆之间的联系。在这座小城过去的城市化进程中，河流被彻底沟渠化，新建的市中心不再能感知到水流，也不再有场所感。而此后进行的河流更新项目，其目标就在于重建穿越城市的自然河流生态系统。

阿布菲拉河流修复规划图

恢复后的河流被构思为一条连续的绿色廊道，包括创建线路型公园，从美学和生态的角度把周围的城市和居住空间与河流连接起来，促进人们对地方历史的兴趣，提供娱乐场所，增进城市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该项目将居民和游客与自然、场所精神更好地联结，营造多功能的场地为人们创造更多的户外娱乐机会，从而增强城市的韧性。

例如，通过种植水果灌木、建设雨水花园和在湿地种植有水净化功能的植物，将河流的生态和功能重新整合，水质得到优化，这也让人们有了对河流作为场所的体验。种植树木和灌木将河流与街道的嘈杂隔离开，在水畔营造隐蔽的环境，使用能吸收太阳能发光的小石子铺就公园的小径，也供雨水渗透，如埃因霍温的梵高-罗斯加德小径。

铺上发光石子的小径

为了在停车区减少地表径流，增强土壤渗透性，他们采用了透水路面，也避免了地表水的泛滥。这个区域还规划了提供运动的场所、集会点和方便婴儿车穿行的路径。座椅和长凳都面向河道，方便人们的视线与河流接触。绿廊公园提供了进一步探索森林和更隐蔽的自然的可能性。这样一来，整个区域的设计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活动场地，也提供了清爽自在和新鲜的空气。

阿布菲拉是一个由渔村发展起来的城市区域，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空间、功能和氛围这三个方面在城市中心区域共同为城市营造出对场所和边界的感知，通过用象征性的方式把城市中所有地表水连接在一起，去讲述阿布菲拉的历史，同时也创造了休闲的空间，为暴雨的临时蓄水提供了空间。通过湿地和雨水花园的建设，水质也得到了改善。

阿布菲拉案例设计图

阿布菲拉的案例正展示了如何通过着重亲生物理念、运用社会生态方法的更新设计，将城市中自然与人们重新联系起来，恢复地方精神，重新燃起人们对城市空间的亲近和爱护之情。

小结

大都市面临着极速的城市发展进程。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报酬而来到这里。城市的更新迫使一些老城居民不得不离开原先的居所，搬到其他新的区域。这使得城市的传统和部分记忆丢失。一些简单粗暴的城市更新建设让居住空间与自然要素逐渐失去了联系。如今，许多大都市中一部分区域完全被重建，一些则是现代和历史杂糅，城市的整体规划令人迷惑，“有感觉”的场所变得稀缺。新居民需要更多与大都市意义与情感的联结，找到一些需要去尊重和照顾的东西，来建立家园感受。空间要有能为新居民生产出新的、深刻的意义的能力。生活在大城里，有时让人感到非常辛苦，尽管可以到公园或者历史景点参观游览，在那里也有大片的绿地、湖泊和河流，但往往是遥远的距离和紧迫的工作安排阻碍了人们时常访问这些地方。

沿着河流两岸创造绿色廊道、修复河流等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将有利于连通城市内的大型绿地、保持与自然要素的视觉联系、抵御空气污染和加强城市的美。而基于场所感的亲生物设计和社会生态途径将重塑场所，更新人与自然的联系，重新带来场地的可识别性。

（本文作者为意大利萨里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学生，目前于清华同衡规划院人文与创意城市研究所实习。作者原文由黄越、齐晓瑾共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