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真正处于漩涡中心的乃Facebook这样的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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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印度媒体Mint报道，印度社交媒体监管法最迟于明年1月出台，旋即引发市场关注。中国和印度为全球两个人口过十亿的国家，但印度人口结构更年轻，这使他成为全球社交媒体的主战场。以Facebook和Twitter为例，印度用户的数量都超过美国。而TikTok在全球异军突起，印度用户的贡献同样功不可没。

因此，该项法令的任何变动，都引来不同玩家的高度关注。

所谓“印度社交媒体监管法”指印度《信息技术互联网中介指导条例》2018年修正案（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rmediaries Guidelines (Amendment) Rules 2018，以下简称“2018年修正案”）。2018年12月底，印度政府已公开草案，征求大众和相关人士的意见。立法机关曾表示，希望该草案能在2019年大选之前成为正式的法律，治理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政党间攻击、仇恨和煽动性言论、成人和儿童色情、分裂国家言论等不良现象。

但是，草案一宣布，立即引发轩然大波。不少印度评论人士直言不讳，“印度政府要开始监视民众的言论”，“言论自由将被此法压制”等评论。社交媒巨头尚未表态，两名印度公民“挺身而出”，向印度最高法院提起公共利益诉讼（PublicInterest Litigation），启动违宪审查，认为该草案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

随后，这部法令旋即进入“印度时间”。社交媒体巨头发动自己的游说机器，向印度政府表达自己的利益立场。政府、商界和法律界于是展开一轮又一轮的磋商。由于各方利益分歧，草案至今仍未通过。近日，印度最高法院要求，政府必须给出最终出台的时间表。压力之下，印度政府向最高院答复，希望再延缓三个月，也就是，最迟在2020年的1月份出台此法律。据悉，草案的最新版已提交印度司法部审核。

为什么这部草案为何会引发印度社会反弹？我们先分析其中的核心章节。

该法案要求社交平台等互联网中介在用户协议或隐私政策里要增加相应条款——禁止用户上传、储存、发布、传播下列信息：

（1）危害公众健康和安全（publichealth and safety）的信息；

（2）香烟、酒精、尼古丁等令人致瘾物品的宣传内容；

（3）威胁关键信息基础设施（threaten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的信息。

上述禁止传播的三类信息是本次2018年修正案的新增内容，此前的2011年《信息技术互联网中介指导条例》已经禁止传播侵犯他人权利、违反法律、含有病毒、危害国家安全、侵犯知识产权、诽谤性等信息。

争议之处在于，该法对何谓“危害公众健康和安全”的信息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解释，因此有批评认为，这是一个“口袋条款”，逼得社交平台们最好做进一步的宽泛理解，例如宣传某种食品可以治疗疾病，但其实有害身体健康的信息（参考坑爹的养生信息），鼓励自杀的信息等。

此外，正是由于没有对“危害公众健康和安全”进行定义，社会人士认为此条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基本权利。《印度宪法》第19条赋予了公民言论的自由，只有基于宪法19条（2）款规定的6种理由（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等）才能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而危害公众健康和安全并不属于6种理由之一。最高法院认为限制言论自由的理由应作缩限解释，不能做扩大解释。因而此新增条款在最终出台的法律中应该会被进一步修改。

其次，社交平台等信息媒体在收到执法部门的正式通知或命令后72小时内，应配合执法部门的工作，协助调查、发现违法信息，保护网络安全。政府部门可以要求社交平台追查和提供危害信息的来源，提供信息发布者的相关资料。

也就是说，社交平台有义务提供危害信息发布者的手机号码、姓名、其他社交账号等注册信息和IP地址等。但直至今天，WhatsApp也没有向政府提供。据了解，目前有2.3亿印度人使用WhatsApp，印度是WhatsApp最大的市场。印度政府长期被WhatsApp上传播的虚假消息、仇恨言论、政党攻击等内容而困扰，此前曾多次要求WhatsApp提供假消息的来源，但每次均被WhatsApp以本程序采用点对点终端加密的方式（endto end encryption）来传播信息，只有发送人和接收人才能看到信息，运营商无法追溯信息来源为由无法配合政府的调查行动。

消息人士称，如果要求社交媒体72小时内向政府提供信息来源，则需改变WhatsApp的编程架构，这对WhatsApp将是降维打击，在经济上也是不现实的。经过WhatsApp和印度政府多次协商，但结局依然不明。

另外，任何社交平台等互联网中介在受到法院指令和政府通知后，24小时内删除涉及危害国家主权、违反公共安全、违反公共命令、诽谤、仇恨言论等危害内容。另外，对用户相关的信息和发布的内容应该保存180天（原来规定是90天），以备执法部门的调查。同时平台还应该设置自动检测系统，识别危害内容，自动禁止公众接触此类内容。

而上述对于自动检测系统的规定恐怕违反了印度最高院在ShreyaSinghal v. Union of India一案中对印度《信息技术法》第79（3）（b）的法律解释。在此案中，最高院认为互联网中介平台不能仅凭用户的请求就删除、封锁某些类别的内容，因为互联网中介平台无法判断此类内容是否违法，必须要收到法院或政府的正式命令/通知（order）才能删除。也就是说互联网中介的自动检测和自动禁止危害内容的行为是违反此判例法的。我们拭目以待，看此条能否直接通过立法审核，还是需进一步修改。

最后，2018年修正案规定，有超过500万印度用户的社交平台必须在印度根据印度公司法注册设立子公司，提供实际的办公地址，并设置一名联络官（nodalperson）专门负责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对接和合规工作。

目前的修正案没有规定如何计算500万的用户量，是注册用户还是日活跃用户？这些在正式的法律里面亟待澄清，但是对于社交媒体而言，倘如看好印度市场，应该及早在印度注册公司，以免耽误发展计划。

有行业人士评论，要求符合标准的社交媒体在印度设立办公室除了可以加强网络安全监管外，还可以从税收、贸易等角度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还可以促进就业，一举多得。但是对于社交媒体而言，相应的成本也会增加。

而真正处于漩涡中心的乃Facebook这样的巨头。2018年修正案出炉时，印度政府同时提出了数据本地化的方案。这两部法令构成了“阴谋论”的叙事的核心元素，而被猎杀的对象则是WhatsApp。

自从WhatsApp宣布在印度试水在线支付，复制微信之路后，它的麻烦就开始了。印度的创业者担心，一旦该计划顺利实施，WhatsApp将利用它在社交媒体上的巨大优势，碾压本地对手。但是，由于印度本土利益集团的联合反对，WhatsApp支付只能先在欧洲落地。

可以预见，如果2018年修正案如果原封不动地通过，WhatsApp社交媒体将发生巨大震荡，甚至洗牌。而这不可避免的“殃及池鱼”——正在雄心勃勃拓展印度市场中国企业。

当然，2018年修正案通过的可能性极低。毕竟，公民言论自由会牵动印度大众舆论的敏感神经。在这点上，公众和社交媒体巨头站在一起。比如说，旧法要求对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内容进行危害信息的自动检测和识别，并自动删除危害信息（而对危害信息的认定又缺乏权威部门的认定），还要求社交媒体追踪、披露危害信息的来源。

这一波操作下来，很有可能打击公民的言论自由，因为有可能公民的自由言论会被认定为危害信息，从而个人信息遭到披露，从而存在政府从此对自己的言行进行监管，而公民至此不敢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等可能性

目前，四起公共利益案件分别在马德拉斯高等法院、孟买高等法院、中央邦高等法院审理，请求法院指令将Aadhaar(印度全国统一身份证)卡绑定Facebook等各大社交媒体账号，也就是实名制注册。Facebook请求将所有案件移交最高院合并审理，并得到了最高院的同意。如果社交媒体实名制被最高院认可，再加上2018年修正案的强监管政策，印度社交媒体将发生巨大变化。当然，可以看到网络环境肯定是可以得到净化，但是也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民的言论自由，继而腐蚀印度的民主制度。

不少社交媒体巨头在印度公益诉讼缠身，皆是因为平台上传播的内容涉嫌违法，而平台被认为没有做好足够的应对措施。各家互联网中介平台们是时候好好琢磨一套应对监管变化的方案（如上面提到的拥有超过500万用户的社交媒体需要在印度注册公司），毕竟离印度政府承诺的最迟明年1月份出台最新修正案已经不远了。

作者简介

李钦：印度大恒竺成律师事务所顾问，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后赴印度国立大学法学院攻读商法硕士，著有《印度投资实务指南》（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印度公司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

韦媛媛：印度大恒竺成律师事务所顾问,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曾留学印度在印度法律学院（IndianLaw Institute）获得法学硕士（知识产权法）学位。韦媛媛顾问曾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担任外交事务助理，在中印两国均有丰富执业经历。

印度大恒竺成律师事务所是按照印度法律合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获准在印度全境各邦执业并在印度最高法院拥有出庭资格，律所同时在印度律师公会备案，律所在包括德里、孟买、古尔冈、金奈、海德拉巴和班加罗尔在内的印度主要商业城市拥有分所，并设立有专门的中国事务部，本所从2010年起帮助了超过上百家中国企业投资印度。

如果您对以上信息有问题，或者对任何印度法律事项或印度投资有问题，请致信China@linkleg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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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评论|变法在即，印度社交媒体会变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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