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陈青生先生发表在《澎湃新闻·上海书评》上的《远去的身影：关于作家史美钧》一文，我才认识史美钧。陈先生根据史美钧的著作，推测他的故乡“应在永嘉即今温州地区西部或丽水地区西南部接近福建的某处”，我更是闻所未闻。如果史美钧是温州人，那他的缺失是温州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遗憾，因为此前当地有关研究从未提及这位民国作家。

从陈青生先生的文章来看，史美钧与温州深有交集是无疑的。而且，我去温州市图书馆查阅史美钧的著作，发现其中《鱼跃集》标签上写有“史美钧先生惠赠”字样。陈文转发到微信朋友圈后，《温州老照片》执行主编黄瑞庚先生即找出他多年前在妙果寺市场买到的一张老照片，上书“史美钧老师暨师母离温赴沪临别纪念，三十二年四月一日”。

史美钧赠送给籀园图书馆（今温州图书馆）的《鱼跃集》

史美钧到底是不是温州人，他又在温州哪里工作生活过，以及陈青生先生文章所留下的未解之谜，引发了我寻找史美钧踪迹的兴趣。

一

我从搜索史美钧的著作开启此次寻找之旅。

史美钧《衍华集》附《本书著者重要著作简目》，按体裁分类列为：“《稚意集》，童话，新中国书局，二三年上海；《纡轸集》，散文，正中书局，三一年丽水；《衍华集》，散文，现代社，三七年杭州；《晦涩集》，小说，新中国书局，二四年上海；《披荆集》，小说，正中书局，三〇年丽水；《错采集》，小说，现代社，三七年杭州；《短檠集》，论评，中国杂志公司，二八年上海；《鱼跃集》，论评，正中书局，三一年丽水。”

刊于《衍华集》的《本书著者重要著作简目》（祝淳翔提供）

这八本书，我先是读到了六本，只《稚意集》《短檠集》尚未找到，《民国时期总书目》《民国时期文献联合书目》也无见著录。

《晦涩集》，网上有电子版，能在线阅读。新中国书局民国二十四年九月刊行，扉页上书“谨将此书献给君玫追寻新婚的踪迹，并纪念我的母亲、妹妹及残破的自己”，内收《降》《燥》《蚀》《零》《仿》《廉》《庸》《移》《越》《患》《流》《芜》十二篇，标题都是一个字，连目录也写成《引》，有特色。其中《芜》是一组诗歌，并非小说。最后有篇《韵》，类似作者后记，云：“这一集，遭受过焚毁遗失的危运，拼凑重作而成。大约有不少缺陷，只能任其自然。也许有人批判感伤氛太浓厚了，然而我热烈追记同类。”

《披荆集》，温州市图书馆有藏，网上亦有电子版。封面标杭州正中书局发行，版权页未注出版社，只印“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出版，每册定价一元三角”，与上述《本书著者重要著作简目》略有区别，应是抗战期间杭州正中书局先后迁到金华、丽水、云和出版之故。内收《朝阳》《黯云》《燎原》《雨季》《突围》《短兵》《易简》《南北》《秋获》《泡沫》《呼吸》《异域》《回旋》《论证》《蝉翼》《摇落》《胶结》《蜗步》十八篇，标题经营为两字，基本标注了写作时间。书末有《题记》，介绍“本集虽包含六年短篇，但凭手边的临时拼集，删除一部分外，勉强所获，浅薄异常，堆砌粗率的缺点，大概著者颠沛遭遇使然”。

《鱼跃集》，温州市图书馆有藏。杭州正中书局民国三十一年四月出版发行。扉页印有“浙江省教育厅审定，初中国文补充读物”字样，分为“诗歌方法论”“ 小说方法论”“日记方法论”三部分。“诗歌方法论”由《诗歌是甚么》《分成简单的种类》等八篇文章组成，“小说方法论”由《小说为甚么发达》《如何描写人物》等七篇文章组成，“日记方法论”由《装饰呢还是实用》《纠正记载的错误》等九篇文章组成。最后有篇《鱼跃集总跋》曰：“近代文学蓬勃灿烂，占有极广泛的领域，显成普遍现象，可是并没有一本是能供给初中程度阅读的手册，本书即根据提供切要知识而产生。”

《鱼跃集》（温州图书馆藏）

《纡轸集》，查到重庆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有藏，费四百元从重庆图书馆复制了一本。也是杭州正中书局民国三十一年四月出版发行。内分“篱下掇拾”“夕阳漫步”“兽爪纵横”“粲英缤纷”四辑，收录《断弦》《榴火》《行程》《山中》等四十三篇文章，其《后记》云：“这一集散文整理删削仍不免零乱而稚弱，岂仅战时随笔特显其拙劣！不过尚有大部原稿迭经散秩，遗存上海的想又尽化劫灰，那么残缺地留下虫蚀的痕迹，殊属赧愧而极怕回顾！何故如此草率地忽促印行？著者原冀为丧失同情的人生缀饰一些冰雪，而未来呢？更仿佛侭有无数酸辛与愁苦等待着。”此书还有七幅木刻版画插图，乃洪焕椿所绘。洪是温州瑞安人，孙诒让的外孙，在温州中学就读时参加木刻研究社，与王里仁、樊祖鼎合作出版《前哨木刻集》。此书出版时，应是在洪焕椿中学毕业后进入浙江省立图书馆工作不久。

《纡轸集》（重庆图书馆藏）

《错采集》，网上有电子版。现代社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刊行。前有一帧作者二十四岁时在上海所摄照片及《有赠》歌谱，内收《女儿的憧憬》《寒蝉曲》《斯人憔悴》《荳萁吟》《穷城记》《里程之忆》《晚宴》《樊笼》《丝袜》《万世长夜》十篇小说。其中《穷城记》以温州为背景，写了一个名叫鲍洪元商人的故事。小说开头描写主人公“打牌，喝酒，没有甚么别的去处，逗留永嘉规模最富的公园饭店里业经有几天。这天傍晚，他洗过了澡，横卧床上看些日报，并无游艺节目可供欣赏，起来吩咐茶役购买西瓜，独自大嚼，远眺窗外夕阳下的行人，装束与气派全和上海仿佛，欢悦地在寻觅各人的趣味……他婉恋对门那有趣的中山公园，迅即触动游兴，穿起淡灰派力斯长衫，戴上巴拿马草帽，一摆一摆地越过了马路”，即今天温州鹿城区公园路的情景，公园饭店就是张爱玲来寻胡兰成时下榻之所。这与洪焕椿为《纡轸集》插图又印证了史美钧与温州的关系。

《衍华集》，网上有电子版。现代社民国三十七年七月刊行。分上下两卷，上卷收《自剖》《伤逝》《锢》《寂寞》等十四篇文章，下卷为《记徐志摩》《记王独清》等十篇评论。《前辞》介绍：“本集的编排，颇有免强淆杂之嫌，原为散文及批评各一集，因付印不易，故而各删除五分之二，并成简编。例如上卷所剔去的是近二十篇游记，下卷文长不录的是《中国新诗概观》《中国译诗概观》等，舍弃全部附注，削足之苦，以何似之？何况上卷写作期系三年前，下卷却全为战前应文学杂志之约所作，如臧的泥土的歌、卞的十年诗草已难论列，更显窳薄遗珠之感，而我相信启笔的整肃，仍无二致。”

除此八本之外，陈青生先生文章提到一本《怎样习作文艺》，中国图书杂志公司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印行，上海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有藏，我没有见到原书，但据介绍此书“以青少年为对象，分别论述诗歌、小说、日记的定义、取材、描写等问题”，显然与《鱼跃集》是同一内容。我还从旧书网买到一本《文艺习作初步》，现代知识刊行社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印行，与《鱼跃集》内容也相同。不过多了《前言》，说“引用的例证（不加人名的系拙作），都是活泼、新颖，而意味深长，切合现实生活”。这是值得注意的。还有篇查猛济序，也是《鱼跃集》所无。查序称赞“这本书的特色，就是能用浅显的文笔来介绍文学上必需的常识和理论，初中学生得到了这书的帮助，可以省看许多像《文学概论》《文章作法》《文艺思潮》《文艺批评》……这类的书；就是有兴趣再进一步而研究这类的名著，也可从这册书得到一条平坦的路径”。扉页上“初中国文基本的补充读物，一般学生实验的参考资料”两行字与《鱼跃集》略有区别，最后《附言》与《鱼跃集总跋》亦有不同之处。按出版时间来看，这三本书的底本应是《文艺习作初步》。无独有偶。乐清作家陈适的《中学生作文正误》《作文三步》《青年作文读者》，也是同一内容换了三个书名在万叶书店出版了三次。

《文艺习作初步》

另外，我查到史美钧还有一本《世界某种事件》，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有藏，网上可读到部分章节。新中国书局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印行，扉页印有“少年文学，童话集”，内收《珍珠与杉树》《铜片马》《一个奇特的生物》《红菊的朋友》等二十四篇文章，以其中一篇篇名作为书名。其《前引》云：“也许自己的生活过于不幸，少年时起，常有着惨痛的怀想，因之，这里所表现的，全是血和泪。对读者不会无一些意义吧？仅微薄一卷，竟积压了多年——遭际困蹇，恰如我的生命，茫茫牵头，且留个小小的纪念。”这使我想起史美钧在《衍华集》提到了《稚意集》一些信息：“此时惊悸寡欢之情，流溢字里行间，最先出版的拙著《稚意集》前引有言：‘少年时起，常有着惨痛的怀想’即为明证。”“民国二十三年十月，拙著儿童文学结集《稚意集》经过艰苦历程而问世，亦为新中国版，至今看来，这第一本出版物，我似乎还不认为拙劣，为了我曾精审下笔之故。”从《前引》内容及出版时间看，《世界某种事件》即《稚意集》。《稚意集》出版时可能并没有用《稚意集》这个书名，而是改用了《世界某种事件》。至于《衍华集》所附《本书著者重要著作简目》用了《稚意集》，或是为了编排统一美观，均三字书名，或是史美钧心之所向而已。

《世界某种事件》

如此不厌其烦罗列一番，史美钧已出版著作有十一本，忽略书名的话，实际只八种，按我的推断，已找到了七种，《短檠集》尚不清内容。

《青年界》1935年第八卷第三号所刊《北新书局新书月报》第四号有篇《最近文坛一瞥》，其中一段提到“史美钧作有《现代中国诗歌小史》已交商务印刷，列为百科小丛书之一”。但查几家大图书馆馆藏目录及《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一八九七—一九四九）》均无著录，大概是没有印成。《记徐志摩》等文章可能属于这本书稿内容，后作为《衍华集》下卷部分。

二

陈青生先生的文章对史美钧的集外文着墨不多，我觉得有必要一并介绍。

史美钧曾在《写作琐语》一文回顾写作历程：“我在中学里读的是商业，大学时代学过教育、文学，这并不是我意志变迁，实受环境影响所致，因之，我的写作范围，甚为广泛、揉杂，同时，应用笔名过多，读者仍多陌生的感觉。距今二十多年前，我已开始练习创作，最初所著童话与小说，发表在商务的《儿童世界》《少年杂志》《妇女杂志》。民国十五六年，我最喜欢翻译短篇英文故事，此时草稿虽夥，可刊出者仅占十分之一二。直至十八年春，我开始对新诗强烈爱好，举凡近十年来的新诗集收罗近二百余种，除教育门功课外，废食忘寝地研究诗歌，初期作品，颇染上西洋格律诗派的影响，附录在后来新中国书局出版的小说《晦涩集》里。”《自剖》一文又说过：“关于写作，显有演进突兀迹象，如十三岁抒写病猴之死达四千字，次年所作散文《初夏的消亡》，共七节七万字，十七岁著长诗《鹃花山崖》亦有一七一行之多，记叙文《海宁的妇女》竟近万言，致中学时代以‘大块文章’称谓，而我的收获并不因数量而成功，未始非我后来崇尚简练之源。”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搜寻方向，而且所提到几文均未收录到上述八种书里。

《文艺习作初步》引用的文章也多是史美钧自己的作品，我翻阅了下，已备注篇名的有《战鼓》《牧歌》《双影》《蝶呵请你飞去》《人类的一群》《我们》《细雨》（以上为诗歌），《苍白的窗前月》《另一种境遇》《小小之间》《这样威武的归来》《父亲》《一束樱花》《陋巷》（以上为小说），《阿国终于灭亡了》《华北走私问题》《饥馑 饥馑 湖北的饥馑》《茫然脱离了匪窟》《拒毒宣传提灯大会》（以上为日记）等等。除《小小之间》《这样威武的归来》两文分别收于《世界某种事件》《纡轸集》外，其余皆集外篇目。

在有关数据库检索史美钧，再与他已出版的著作核对，不难查到以下集外文。

小说：《石型之泪》 （《妇女杂志》1928年第十四卷第五期）、《姊姊给他的伤惨》 （《妇女杂志》1928年第十四卷第六期）、《正似香烟缭绕中》 （《妇女杂志》1928年第十五卷第二期）、《最现实的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 （《中华职业学校职业市市刊》1935年十二月第四期）；

诗歌：《三个朋友》 （《儿童世界》1935年第三十四卷第三期）、《我已有了这样高》 （《儿童世界》1935年第三十四卷第四期）、《柳》 （《儿童世界》1935年第三十四卷第十期）、《变》 （《儿童世界》1935年第三十四卷第十二期）、《夜夜曲》 （《中华职业学校职业市市刊》1935年12月第四期）；

评论：《浙江教育简史》 （《浙江政治》1940年第九期）、《三民主义教育导论》 （《浙江教育》1940年第二卷第九期）、《建设新闻教育刍议》 （《浙江教育》1940年第二卷第十期）、《中国学生的使命》 （《浙江教育》1940年第二卷第十期）、《转型期间图书馆事业》 （《浙江教育》1940年第三卷第一期）、《中国固有教学精神述评》 （《浙江教育》1940年第三卷第五期）、《文章解剖与文艺研究》 （《浙江教育》1940年第二卷第十一期）、《戏剧教育之昨日今日与明日》 （《闽政月刊》1941年第九卷第六期）、《现代中国译诗概观》 （《胜流》1948年第七卷第八期）；

译文：《没有太阳的世界》 （《世界文学》1935年第一卷第四期）。

目前可知史美钧有个笔名叫高穆，据此查到这么些诗文——

诗歌：《无题》 （《文友》1945年第五卷第二期）、《无题》 （《文友》1945年第五卷第三期）、《夏天的梦》 （《小学生》1946年第一卷第十三期）、《牧歌》 （《小学生》1946年第一卷第十四期）、《失败和成功》 （《小学生》1946年第二卷第五期）、《周璇》 （《电影春秋》1948年第一期）、《陈燕燕》 （《电影春秋》1948年第一期）、《白光》 （《影视》1948年第一卷第三期）、《路明》 （《影视》1948年第一卷第四期）；

散文：《倦旅掠影录》 （《紫罗兰》1944年第十三期）、《马来半岛的沙盖民族》 （《大众》1944年第二十四期）、《叁伍之恋》 （《现代周报》1945年第三卷第一期、第二期）、《浮生续命录》 （《大学生》1945年第一卷第一期）、《平凡的惆怅》 （《香雪海》1949年第一卷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

评论：《战时教育的岐路》 （《文友》1944年第三卷第九期）、《中国农村经济阴暗面》 （《文友》1944年第三卷第十一期）、《妇女职业问题新论》 （《文友》1944年第四卷第三期）、《孔子哲学与中国文化》 （《政治月刊》一九四五年第九卷第四期）、《近二十年中国新诗概观》 （《大学生》1945年第一卷第二期）。

史美钧也用过史高穆这个名字发表文章，如《前程》 （《文友》1944年第三卷第七期）、《农业金融演进之蠡测》 （《银行周刊》1944年第二十八卷第四十一至四十四期合刊）。

在核对时发现，史美钧的文章收录到集子出版时，有不少改动了标题，正文也有调整。如《穷城记》原题为《旧雨他乡》、《泡沫》原题为《泡泡》、《依稀双影》原题为《依稀留着动荡的双影》、《里程之忆》原题为《前程》、《万世长夜》原题为《乱世男女》等等。《记徐志摩》《记王独清》一组原题都为《徐志摩论》之类。《变》《柳》《三个朋友》三诗除以原名发表在《儿童世界》外，又以高穆笔名发表于《小学生》。

史美钧说过“应用笔名过多”，我想从检索文章倒推出笔名，可惜无甚收获。

三

史美钧写了这么多文章，出了好几本书，但他并不是一位成功的作家。

尽管史美钧家境富裕，让他有折腾写作的“资本”。尽管史美钧自幼体弱，多愁善感，“病态”的身心，使他具备了当作家的“素质”。史美钧借徐志摩《自剖》之名自剖：“白喉、伤寒、鼠疫、肺痨等紧急传染病，都曾掊击我孱弱体质。”“人生的意义及价值极早闪击脑神经，足有一段时间，我无法解答而迷茫。”“最初受中国思潮与尼采、叔本华、丘浅次郎、等学说的影响，空洞的梦幻支持我的思维，同时，环境日趋恶劣，柏格森的生命进化论却并未使人服膺！种种失望不容缅想一切，厌世唯心论否定我的前途。”“意绪消沉，步履维艰。”“少年恋情横遭催折，孤独无依之际，心境更全为虚无占据。”“年华陶醉既成绝望，未届二十岁已多颓废迟暮之叹，转而精心灌注于研究写作，中学大学至从业，迄未间断。”

然而，1928年到1949年二十来年间，从目前检索到的最早和最后发表文章的时间来看，几乎没有什么评论家关注他的文学创作。周瘦鹃在当期《紫罗兰》编辑按语提到《倦旅掠影录》“是不平凡的佳作”，不过客套话罢了。张若谷于1940年出版的《十五年写作经验》虽然注意到了《怎样习作文艺》一书，却是借此提高自己的经验值。

反而他那十篇关于徐志摩、王独清、朱湘、陈梦家、卞之琳等诗人的评论，逐渐受到重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被何镇邦、郭娅妮等研究者提及，陈青生、潘颂德分别在《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两书中作专题讨论。并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 评论集》及相关诗人研究资料集。

四

史美钧终归是“老实”的作家。他的作品没有长篇大论，宏大叙事，多为描写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记录了抗战期间上海、浙江一带小知识份子的状态，是很好的研究战时社会生活的史料。从这点而言，倒是有些价值。史美钧的作品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其生平基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寻到踪迹。

史美钧是浙江海宁人，并非陈青生先生猜想的温州、金华一带的人。我开始也以为史美钧的老家在是平阳、苍南、泰顺这些接近福建的地方，但后来读了他的文章，就觉得自己判断失误了。史美钧《纡轸集》收录的文章多是写他在“八一三事变”之后逃离上海一路向南的生活，首站是回到他的故乡。“故乡岁月，惟有颓败与伤感，樑燕犹昨，人事全非！这高楼，那庭院，何处无我童年的踪迹？到处蔓衍生活的烙痕。”“虽然仅沪杭线上的小市镇，敌于大场惨败后，同样的糜集大轰炸。等父亲乘最后一班火车归来，随即决定我们由海宁过江。” （《行程》）《妇女杂志》1928年第十四卷第二号“征求”栏中刊有史美钧征求过期杂志的广告，所附地址“硖石迪秀桥南”可能就是史府所在。

史美钧出身于殷实之家，父亲在外经商。曾提到小时候就有一架中华书局凤凰牌中型风琴，这在当时非普通人家可以消费 （《伤逝》）。

史美钧至少有两位妹妹。一位是二妹，比他小两岁，小时候曾因不让二妹玩弄风琴起过争吵，后来二妹夭折了 （《伤逝》）。还有一位妹妹，不知比二妹大还是小。一九三六年秋结婚，嫁给任。妹夫应是松江人，先在大理石厂办事，后远走汉口谋生，因得肺结核回乡开了弥罗照相馆，兵荒马乱中病亡 （《断弦》）。

史美钧没有进过蒙馆。幼年入学，伯叔们赠送文房四宝用品外，并送给他几本光绪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等小学历史教科书、光明书局版国民读本等，“只记得教师完全承袭前清余绪，凶猛严厉，各科都要背，数年宝贵的光阴，却养成卑儒的没个性的心情，至今回想，真机械得半点乐趣也没有”。后来，他家迁到都市居住，“升入较完美的高等小学”，读的科目有公民、历史、地理、英语、自然、卫生等 （《启蒙教育杂录》）。

1922年，史美钧考上中学，读商业。毕业后，被上海持志大学录取。《申报》1928年8月31日刊登过《持志大学暨附属中学录取新生案》，内有史美钧为该校第二次招考录取的大学部文科国学系试读生。持志大学由何志桢创办于1924年，校址在上海江湾路体育会西路。“整整六载载男女隔阂的中学肄业，当时对于那些刚截了发长袖短裙的女学生印象甚为依稀。”“大学里度过两个寂寞年头，徒然博得书呆子称谓。”第五个学期开始的时候，史美钧遇到了他的初恋 （《锢》）。

大学毕业后，1933年间，史美钧曾想在商务印书馆谋一职位，托同乡吴其昌引荐，但未成。《张元济全集》第二卷收当年八月三日张元济复吴其昌函，内云：“承介绍之史美钧君，已转致馆中主者。据称编译部份职员已无空额，一时又无增揽人才之机会，属为婉达歉意。”吴其昌曾就读于无锡国专、清华大学国学院，先后受业于唐文治、王国维、梁启超等名师，毕业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处任教，1944年英年早逝。为史美钧推荐，也是颇有面子了。

据《晦涩集》扉页题词，史美钧与玫当在1935年左右结婚。新婚蜜月在杭州度过 （《泡沫》）。

1935年至1936年间，史美钧担任过上海新中国书局总编辑。《中华职业学校职业市市刊》1935年12月第四期刊发史美钧诗文时，附有简介：“史先生现任新中国书店总编辑，著作甚富，有诗集《晦涩集》等，最近在编‘常识文库’，本月间有著作在商务出版。”新中国书店应为新中国书局。创办人为计志中，三十年初期出版过叶圣陶、施蛰存、巴金、靳以、丁玲、柯灵等人的作品。史美钧的《晦涩集》《世界某种事件》两书也在该书局出版。

1936年4月17日上海《社会日报》刊发《史美钧不知“狐骚”》，报道史美钧在沪期间混迹舞厅之小道消息。“曾刊行《晦涩集》《往返集》等之文坛新人史美钧氏，早几年活跃一时，至今已许久不知他的踪迹，日昨友朋间说起，原来他去年结婚以后，生活严肃得多了，后来便至南京某机关办事去了。”“听说史美钧的新作《问玫集》《延伫集》将刊行了，在此略寓纪念之思，祝你努力吧，别再吟哦‘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云云。此文披露了史美钧的结婚时间，曾在南京工作过一段时日，几本书名不同于正式出版的作品集。

1937年“七七事变”时，史美钧尚居上海虹口。“八一三事变”后，家人催归。8月27日回籍，坐火车到松江，因道路被毁，乘大帆船转道嘉兴返乡 （《断弦》）。到海宁后溯富春江而上，经富阳到场口 （《行程》）。这样一路向浙南方向逃难，其《倦旅掠影录》详细记载了七八年间的漂泊生活：“最初在永康、方岩一带，随后即迁居丽水”，“嗣后战事转趋急剧，我后撤至距丽水四十里号称浙东四大镇之一的碧湖”。1942年夏，史美钧隐居丽水县属大凉山畔过了数月，转赴永嘉（即今温州市区），“滞留数月后，因重要的事务，不得已，约伴择期返里”。据黄瑞庚先生提供的照片，离温时间应在1943年4月后。其间，1940年11月，曾从金华往江西作短暂旅行 （《浮生续命录》）。

1943年4月，史美钧离温赴沪，与瓯海中学学生合影留念（黄瑞庚藏）

《倦旅掠影录》一文最后几段对温州当时市容、经济、风土等描写，信息颇多，很有价值，此不赘述。那么史美钧在温短短几月，是在哪个学校任教。当时温州有温州中学、永嘉中学、瓯海中学、瓯北中学、浙东战时初中、建华中学等学校，只有逐一排查。我到温州图书馆、市档案馆数次查阅相关学校档案及校刊、通讯录，终于在市档案馆发现《民国三十二年四月瓯海中学同学录》上有史美钧的名字，籍贯一栏填海宁，住址或通讯处一栏登记为永嘉天窗巷五号，证实了我读史美钧著作时对他出生地的猜测。史美钧任教的瓯海中学即今温州第四中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各地掀起反帝运动，谷寅侯带头倡议脱离教会学校艺文学堂，收回教权，筹资建校成立瓯海公学，后改名瓯海中学。该校位于蛟翔巷，面朝九山湖，瓯江岸边、松台山脚都在不远处，风光旖旎。校门口有座八角亭，临湖而建，原是学校图书馆，别有风致。史美钧租住的天窗巷离学校也仅五六百米路程。我骑车上班几乎每天都经过校门口和天窗巷头，倍感亲切。

瓯海公学（今温州第四中学）图书馆（方韶毅摄）

史美钧任教过的瓯海中学，现为温州第四中学（方韶毅摄）

《民国三十二年四月瓯海中学同学录》（温州市档案馆藏）

《民国三十二年四月瓯海中学同学录》（温州市档案馆藏）上有史美钧的名字

史美钧在温走过的天窗巷（方韶毅摄）

史美钧在温租住的天窗巷五号，现在是一家房产中介（方韶毅摄）

史美钧在温租住的天窗巷五号一带（方韶毅摄）

史美钧离开温州时，把“有教育专论十余篇，论文杂著两大辑，与一册实录战时生活的日记”交与张姓女学生保管，“谁知后来的音讯是：全部散佚” （《伤逝》）。

史美钧到上海后，应是在胡山源创办的集英小学工作过一段时间。

1944年冬，史美钧回到老家，在海宁县立中学任教，担任训育主任。这所学校1912年创办，1937年停办，1944年夏由钱祖吟恢复办学。《海宁文史资料》第五十一辑刊发的陆克昌《历史的赓续——记“海宁县立初级中学”在沈家浜复建》一文，有此线索。

据陈文转引陈光宽函，抗战胜利以后至1948年间，史美钧在杭州私立三在中学任教，并担任过校长。

以上就是我目前搜寻到的文献材料结合史美钧自述，拼凑成的史美钧足迹。有心人若进一步研读史美钧作品，应有更大的收获。

1949年后史美钧去了哪里，活着还是死了，仍没有线索。史美钧生于哪年，暂未确定。我到过温州第四中学档案室查找史美钧的材料，但只有当时学生花名册了，1949年之前的教师档案基本已佚。如果找到史美钧的登记表，那么他的生年、履历就可迎刃而解。对于史美钧生年，我基本同意陈青生先生的推断，在1910年前后。出版于1941年的《披荆集》，《题记》中有句在浙东生活时“由青年而进入三十而立的中年”的话，也可以支持这一推断。

今天看来，史美钧岂止是“远去的身影”，他的身影早已消失。不仅是陈青生先生误认史美钧是一位女作家，还有陈学勇教授也将他置于《太太集》之列。史美钧的家乡大概也忘记这位地方人了，我检索海宁图书馆馆藏，无一史美钧条目。

走文学之路多难，何况是在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