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食其力、乐善好施的伟人鲁迅先生，一生用智慧创造了多少财富？

鲁迅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父亲的病使他尝尽世态炎凉。他在名篇《呐喊自序》中写道：“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直到晚年，鲁迅还回顾说：“契诃夫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

历史记载的鲁迅先生，留给世人的印象一直都是那一身中式长衫，一双黑色帆布胶鞋，杂乱无章的头发，并不经常佩戴手套和围巾，甚至，就连曾经的国际友人史沫莱特邀请鲁迅先生共进晚餐的时候，饭店门口的西仔都会因为鲁迅先生的穿衣打扮，而不允许鲁迅先生进门。

可是，很多后人都不清楚，就是这样生活节俭的鲁迅先生，却将省下来的钱绝大部分都捐赠给了国家支援革命。为此，很多人这样赞誉鲁迅：“先生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却是牛奶和血。”而真正让我们与鲁迅有近距离接触的，是那个让所有经历过的人都刻骨铭心的时代。

这里有一则回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当年，年仅25岁的陈明远，从中国科学院被押送到乡下的劳改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没有工资，只有那最低的生活保障，仅仅15元。如今，陈明远回忆起来，真的是头上戴着“资修反”的大帽子，身上穿着的却是无产阶级的劳动服。

陈明远每天的工作不再是在科学院里的科研、阅读，现今，已经换成了扛石料、人拉犁的生活，第一次感受到了“当牛做马”的生活，也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活的“猪狗不如”。可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却也没能根除他喜欢看书的“臭毛病”。

不管干活多累，一旦闲暇休息，他就会马上去看书，只可惜，当时对于改造者，只允许阅读“马恩列斯毛林江”。而无比幸运的是，还有一部《鲁迅全集》作为了革命文献下发，让陈明远这些改造群众自学。

然而，对于陈明远这个当时的“专政对象”，自然排号也看不到“革命文献”，就连《鲁迅全集》前几卷的《呐喊》、《彷徨》也都被那些举着“内部矛盾处理”的旁人抢了去，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连最后的《两地书》、《集外集拾遗》也都和他们无缘。

当时，想看书的人太多，大家也都在自觉地排成了“读书预备队”，可是，那些书能被他们翻阅，也是遥遥无期。陈明远四处找寻了一番，发现了一本被众人冷落的《鲁迅日记》，这仿如被众人冷落的自己一样。

此时，陈明远便安慰自己说：“有书总比没有书强，在那连肚子整天都咕咕叫的日子里，有些精神食粮总还是好的。”无奈之下，陈明远翻开了那厚厚、沉沉的上千页的两大本书，真的是一笔枯燥至极的流水账！

鲁迅先生曾评价过自己的日记，大多写的信件往来和金钱上的收支记录，比如：某年某月，收入薪水多少，再比如，某年某月哪位朋友来信，哪位朋友来访！因为，鲁迅先生认为：“虽然，各种金钱往来都是零零散散的，但是，总要有一本账目方便自己日后查阅。”

明白了先生记日记的目的，虽是无聊至极，但是，陈明远这个学数学出身的“反动学者”，还是饶有兴趣地选择查查先生的账目。其实，陈明远日后的研究主题“中国文化人经济状况”，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

日记也并不是没有一点逻辑可言，陈明远首先注意到先生一项最大的花销就是买书的“书账”。先生的日记跨越了整整25年，每年一本日记的最后都会附上这一年的书账。其中，书账记录了先生一共购买了9600册图书，而石碑、刻石、画像等拓片又有6900张。

这些日记则记录了1912年5月先生到达北京后，到1936年10月在上海病逝的25年里，鲁迅先生的资金往来。在每一本日记的书账中，都记录了像菜谱一般的珍贵书籍。时常，陈明远会坐在角落里想想先生的生活：

“鲁迅先生生前喜欢各种文玩字画，酷爱在琉璃厂淘宝，平时也在市场下馆子、摆酒席、资助亲朋、孝顺长辈。在北京的时候，鲁迅先生就曾雇佣女工和车夫，之后，在上海宽敞的楼房里，一家三口也雇佣了两位女佣... ...”想来，在那个年代这样的生活，开销也是十分巨大的。

如果，当年的陈明远不经历“牛棚洗礼”，绝对不知道金钱的好处，中国的文人，从来都是一副“视金钱如粪土”的可笑样貌，而先生早在1923年，就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报告中，向大众一针见血地挑明：“梦想纵然好，钱依旧十分要紧。”

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陈明远开始对鲁迅的日记越来越感兴趣，也更加好奇先生的理念和生活：他的一生到底创造了多少财富？而财富，却是先生乐善好施、自食其力的保证，也是鲁迅先生一生用文学表达自己智慧的象征。

“十年浩劫”，陈明远自认为没有白过，因为，十年给了陈明远这个文人脱胎换骨的机会，也让陈明远“清算”了先生24年5个月的账目，在日记中领略了一个真正让人敬仰的先生。按照鲁迅先生的自述，8000多个账目，其收入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首先：公职收入。

民国成立，鲁迅任职教育部公务员，时间长达14年之久，这是先生在北京时的正式职业。期间，先生的名义收入从1912年5月的每月60银元，慢慢过渡到1916年增至每月300银元，直到1924年教育新规出台后，将先生又追加了每年360银元的年薪。

但是，非常时期，教育部经常拖欠工资，且实发不足，最后，先生基本每月都是200银元的公职收入。

其次：教学收入。

“五四”运动过后，先生先后到北京的八所学校兼课，坚持了6年的时间。在大部分兼课学校，鲁迅先生任职的都是文化讲师，教授学生《中国小说史》，比如：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等。当然，也有义务讲课的学校，比如：集成国际语学校。

而先生虽尽心尽力讲课，但是，当时北京的学校，也经常出现拖欠薪水的情况，所以，在日记中，1921年4月才出现先生前往学校取薪水的记录。而先生每一年都会汇总讲课的收入情况，比如：1923年一共收入129元，1924年一共收入8085元等等。

1924年，是先生经济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在他的收入结构中，第一次出现了公职收入低于业余收入的情况，业余收入包括兼课费和稿费、版税等等。1924年，业余收入占到了总收入的59%，而公职收入仅占41%。

后来，先生分别远赴厦门、广州几所大学任职教授，月薪都不低于400银元每个月。

再者，就是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收入。

这应该是先生最为稳定客观的收入，发生在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期间，整整4年1个月。期间，先生受聘为“大学院”的特约撰述员，以“教育部编译费”为由，每月支付先生300大洋，从未拖欠，此项收入共计14700元大洋，折合黄金490两，这保障了先生的稳定生活。

最后，就是写作、翻译、编辑收入。

1907年到1908年期间，先生多次在东京《河南》杂志发表论文，共得稿酬约100银元，和弟弟一起翻译国外小说，也得到了200银元左右的稿酬，这些收入大多都补贴了家用；1918年到1923年，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各类文章，都是不计稿酬的。

而在日记中，直到1923年先生才有了收入稿酬的记载。鲁迅先生在上海期间，除了领取大学津贴外，主要以“卖文为生”，用今天的话来说，鲁迅先生就是一位自由职业者，依靠稿酬、编辑、版税，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

看似辛苦，其实，应该比在北京的生活宽裕很多，因为，鲁迅先生按照正常酬劳计算，每月的写作收入都至少在500元左右。

可是，出版社经理克扣了大笔的版税，这令先生实在忍无可忍，直到1929年8月，鲁迅先生找到律师维权后，才收到了2万多元的版税，合2009年人民币140多万元。之后，在1932年，鲁迅先生的“大学院”津贴撤销后，写作成了先生的主要收入来源。

仔细阅读先生的日记，我也做出了一个统计，粗略的计算了一下：

1912年至1926年，先生月平均收入245银元；

1926年夏至1927年秋，月平均收入417元；

1927年秋至1936年，月平均收入697元。

而1912年到1936年期间，国内的物价基本稳定，浮动不大，以基本生活的购买力来说，鲁迅先生的收入十分可观，当时的银元，即便放到现在，都是十分有现金价值的。

那么，鲁迅先生24年收入的银元，放在如今又相当于多少钱呢？

虽然，物价及货币的价值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根据日记中鲁迅先生每年的收入和日常生活的实际购买力，陈明远也渐渐对先生的收入有了一个客观的认识，并总结出了一个比较符合真相的描述。

计算方法有些复杂，且对比下货币价值也会根据的年代不同而不同。因为，先生1922年的日记缺失，所以，陈明远用最宏观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在日记有记录可循的23年期间，先生一共收入了1198733元，相当于95年人民币的408万元，09年人民币的816万元。

看到这里，笔者不由的对鲁迅先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敬重。从先生的收入来源，不难看出，先生靠着自己的学识和智慧挣来了足够的金钱，也就是这样的收入来源让鲁迅先生可以不受到“官”的威逼利诱，也摆脱了“商”的各种复杂纠葛。

平均来看，鲁迅先生作为自由撰稿人年收入甚至超过了公职收入的两倍之多。

鲁迅是抗战时期，敢于拿起笔杆子对抗恶势力的领军人物。我们没有生活在先生的时代，可能只是觉得鲁迅先生是不畏强权，其实，是鲁迅先生通过真才实学赚取来的钱，成为了先生“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

在客观的收入下，鲁迅先生保证了全家老小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此外，为了保证自己写作、教学、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些收入中的九分之一用来购置各类图书，相当于95年的45万元，09年的90多万元人民币。

大家一定没有忘记，鲁迅先生永远都是那一副简朴的样貌。虽然，鲁迅先生拥有如此多的金钱，但是，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先生依旧不为金钱所动，永远将简朴作为了做人的硬朗风格。以至于，有了先生的一生账目，笔者才刻骨铭心地明白了这种看似简单的道理：

“没有金钱的鲁迅，就不是一位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鲁迅。”

可以说，就是这样的收入，让先生在而立之年后的24年漫长的生活中，保证了自己和家人的稳定生活，保证了自己稳定、独立的创作环境。即便在法西斯文化无孔不入的时代，即便在中国文化受到残酷围剿的危难时刻，先生依旧靠着自己的坚韧与智慧，保证着自己的自由思考与独立人格的空间，给自己留下了充分的创作空间，更给当时的文化界留下了一笔又一笔财富。

如果，世人都敬佩先生的坚韧与不屈服，而从先生的日记中，世人才会真正明白这份坚韧与果敢的来之不易。自食其力、乐善好施，用一生的智慧创造财富，不依附任何人与势力而遗世独立，这才是鲁迅先生会永远成为文化人的榜样与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