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遥远的鼠疫，其实早已退出了人类的主要视野。时至今日，在现有的防疫条件和预防意识下，鼠疫再度大规模爆发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

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提到它时为之色变。毕竟，虽然关联性存疑，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正是这两个字造就了从欧洲到世界的深层次改变。那场在六百年前席卷欧洲的疫情，在造就人口锐减之后，最终把世界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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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十八岁的朱元璋在外游荡之时，他将来要击败的蒙古人正在万里之外攻城。1346年，一支蒙古军包围了如今位于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城市克法。

但此时的蒙古军已经不是百年前摧枯拉朽的样子，不仅久攻不下，军中还发生了致死的疫情。无所不为的蒙古人，将死去的士兵用投石机射入城内。城内的居民不知道这些从天而降的死尸是什么用意。

很快瘟疫开始在城内蔓延起来。城里的热那亚居民逃离此城，逃往家乡意大利的西西里。而他们身上的病菌正如影随形，要跟着他们在欧洲搞一场大事情。很快从意大利到西班牙，从英国到北欧，欧洲几乎没有一处不受摧残，人一旦染病就会在3~5天内死亡。这场绵延四百年的瘟疫断断续续地时起时灭，最终一直到18世纪才最终完全平复下去。在朱元璋的时代，它将欧洲和中东的总人口从1亿直接减到8千万，过了一百五十年才恢复。

当时的人将这场灾难称为黑死病，因为死者的皮肤会发黑。二十世纪，黑死病被广泛认为是传播性鼠疫——但仍然存在些许争议。一是因为鼠疫也会杀死老鼠，但当时并未记载出现大量鼠尸；二是因为鼠疫会随气候变冷而减弱，但1348年冬天黑死病的传播速度却不降反升。不过鼠疫，却确实是与当时病症最为相似的病因。

假如黑死病登陆的第一个欧洲城镇与外界隔离，那么当这个镇子的人死光之后，黑死病就会至此而止。但莫名的恐慌促使人们选择逃离，正是这种接连不断的移动将病菌传播至整个欧洲。那时的欧洲医学虽然存在一定隔离措施，但问题在于相当多的未隔离者看似健康，实际上已经是病菌的宿主。

当时的欧洲笼罩在中世纪神学的阴影下，人的头脑被上帝所占据。天主教会向来宣称，“瘟疫是上帝对那些罪人的惩罚”。然而当黑死病到来时，为临终病人作弥撒的神父也跟着倒下了。而是越是尽忠职守的神父，倒下的速度越快。而那些擅自逃离的神职人员，又把病菌带往更远的地方。

教会是许多人唯一的希望，于是许多人把所有家财都送给教会，希望上帝能垂怜网开一面只要钱不要命。教会就此增加了无数活人和死人的财富，但患病的人仍然快速死亡。教会也在努力地挽回公信力，教皇宣布1350年是圣年，所有到罗马朝圣的人都可以直接进入天堂乐园，而不须经过炼狱——成千上万的人响应，成千上万的病菌也就此前往罗马。

巫术、香水、护身符、醋……一度都成了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但很快都被证明无效之后，疯狂的人们开始了更疯狂的行动，例如杀死被认为是邪恶来源的猫，以及被认为故意投毒的犹太人。

02

整个欧洲都被死亡所笼罩。1349年，英法百年战争不得不暂时中断，因为已经没有足够的人口可作为补充兵源。一个五万人口的城市，当时每天大约死掉五百人。而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却以一种为人难以预料的方式改变了欧洲。

在黑死病来临之前，欧洲农民普遍被束缚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瘟疫过后，一直以来的人多地少成了人少地多，幸存下来的封建领主，发现劳动力价格已经增加了许多——因为全欧的劳动力削减了至少25%。在英国，由于种地成本增加、获利减少，越来越多拥有土地的领主开始改农业为牧业，把耕地变成了牧场。而毛纺织业的兴盛要求相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终于有一天纺织机的改进成为了欧洲工业革命的先声。

此外，欧洲的传统贵族领主，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土地。当劳动力薪酬上升、土地租金反而下降之时，土地造就的财富便与日俱减。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城市商人和金融家，他们的产业基础并没有因为黑死病而受到致命冲击。此消彼长之下，商人和金融家开始逐渐取代以往的贵族领主，在政治上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资产阶层取代传统领主阶层，越来越成为难以阻挡的趋势。

对上帝的失望引向对人自身意志的张扬，黑死病带来了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思潮，提供身心享受的奢侈品也备受追捧。从蔗糖到香料、从茶叶到陶瓷，越来越大的需求量，使欧洲商人越来越希望避开中东阿拉伯商人的层层盘剥，而获得直接通往贸易地的新航路。一百多年之后，达伽马和哥伦布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要享受尘世的快乐，极眼目之娱的艺术品就越来越受到富人的追捧。画家和艺术家们不愿再受限于死板单调的宗教题材，他们致力于恢复古希腊罗马时期对人体之美的颂扬。致命的黑死病，就这样成为了一个多世纪后欧洲文艺复兴的滥觞。

欧洲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在黑死病的冲击下显得极其滑稽，及时行乐的现实主义起而代之。事实证明，对上帝的虔诚在黑死病到来时全无效用，与其期待天国不如期待尘世的享乐。在意大利作家薄伽丘记述黑死病的《十日谈》里，连以往最道貌岸然的主教、传教士和僧侣，也争先恐后地投入到现世的放浪形骸中去。

黑死病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在此之前，盛行于欧洲的仍然是古希腊盖伦派的医学理论，认为疾病跟人体内的体液失调有关。但体液说在黑死病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致使医生们开始把关注重心转向外科的人体解剖学。黑死病袭击欧洲之后两百年后，意大利医生弗兰卡斯特罗最早提出了细菌传染致病的理论。

黑死病还促进了各地高等教育的兴起。1348年之前全欧有三十所大学，但瘟疫限制了学生异地求学的机会，因此更多的大学很快出现在维也纳、布拉格和欧洲各地，而不仅仅局限于原来的巴黎和博洛尼亚等少数中心。以剑桥大学为例，黑死病直接催生了四个新学院。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神学统治人心的逐渐崩盘。而罗马教廷面对黑死病时的毫无作为，令时人重新审视宣称万能的宗教和罗马教会：无论信或不信，瘟疫来时仍然人人难免一死。持续日久而怀疑丛生的不信任，最终造就了欧洲的宗教改革。以往神学对人思维铁板一块的禁锢，是从黑死病开始破裂的。

03

黑死病是偶然的吗？也许是。就像从14世纪开始，地球开始偶然地进入一个小冰期，气候的改变导致了地球生物微妙的变化：一只老鼠偶然地患病而倒下死亡了，它身上的一只跳蚤，又偶然地跳到了偶然走来的一名蒙古兵的脚上。当蒙古兵的尸体随投石机落入城市时，蝴蝶效应就此开始。

事实上，当黑死病的高潮过去之时，欧洲仍然笼罩在中世纪的黑暗之下，没有人能预知未来的变化。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乃至更远的工业革命，都还统统不见边际。

但如今回头看，黑死病却是一次契机。如果没有这一次偶然，欧洲也许仍然会告别中世纪、进入大航海时代，最终把地球变成一个今天这样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但又会在何时？位于欧亚大陆中心的拜占庭帝国，独享古典思想文化资源近千年，却始终没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出现。而朱元璋的国度，一度拥有辉煌灿烂的文明，却也在鸦片战争来临之际沦为陪跑者。

欧洲30%~50%的人口在恐怖的黑死病来袭时消失了，逝者的消失却改变了生者的未来。只是每一次的大灾难，都意味着无数个体的绝望。未来的世代在感叹历史演进不由人类主宰的同时，不应忘记千万人在面对疾病时的痛楚。

诗人木心写过一首诗，《中世纪的第四天》：

三天前全城病亡官民无一幸存

霾风淹歇沉寂第四天响起钟声

没有人撞钟瘟疫统摄着这座城

城门紧闭河道淤塞鸟兽绝迹

官吏庶民三天前横斜成尸骴

钟声响起缓缓不停那是第四天

不停缓缓钟声响了很多百十年

城门敞开河道湍流燕子阵阵飞旋

街衢熙攘男女往来会笑会抱歉

像很多贸易婚姻百十年前等等

没有人记得谁的自己听到过钟声

钟声也不知止息后来哪天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