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城墙上的“到此一游”、景区台阶上的“海誓山盟”、文物古迹上的“你侬我侬”……这些现象，早已让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国颜面扫地、羞愧难当，在铺天盖地的诸多不文明行为面前，中国大国风范可谓是荡然无存，由此也引发了我们对全民公共精神与公共意识的反诘和深思。现实的发展让我们明白，在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爬坡过坎、步履蹒跚的中国，要迈向现代化的文明高度，必须做好公共意识培育的“必修课”。

培育公共意识，让社会多一些文明，少一些丑陋，提升社会的文明度。图书馆里吃饭、地铁站中遛狗、商场电梯上打闹、旅游中刻字……我国国民素质的“众生相”更深层次地暴露出我国公民公共意识的缺失。正如《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指出“公共精神的背后，是在现代化之路上困扰中国百余年的国民素质大考题”。众多不文明行为的此起彼伏不单纯只是公众文明素养和道德感的自我放纵，更多则是对公共空间的漠视。公共精神与意识的缺失，让大多数国人在不自知中对公共场所不文明行为习以为常、司空见惯，文明耻感下降。培育公共精神，在现代社会里多一份对公共空间的尊重，以及对公共规则的坚守，我们给世界留下的就不会仅仅只是加塞排队、赤膊袒胸、争抢拥挤。如此，在国际现代文明秩序的构建上就必定会有我国浓墨重彩的一笔。

培育公共意识，让社会多一些礼让，少一些矛盾，凝聚社会的和谐度。回溯中国五千年光辉而灿烂的历史，中华文明从未间断，我们有着“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也有着“程门立雪”、“孔融让梨”、“岳飞问路”等丰富的精神养分。它们几千年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塑造着国人的精神高地，成就了“礼仪之邦”的时代赞誉，让包容、和谐、文明成为了中国最伟大的标签。反观当下，在国人身陷文明素质滑坡漩涡的现实窘境下，培育公共意识，让“程门立雪、孔融让梨”等文明细节成为国人行为自觉，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在社会行走中，多一份对群体利益的考量，那么社会便会多了一些礼让、少了一些摩擦，多了一些宽容，少了一些针锋相对，社会的和谐因子将会不断累积增加。如此，一个文明而有礼，和谐而稳定的社会才会蔚为风尚，一个文明古国的时代尊严才能重返于世。

涵养公共意识，让社会多一些理性，少一些无序，标注社会的成熟度。无数历史和实践无可辩驳地向我们证明：一个高度成熟而理性的社会离不开一群成熟而理性的公民。然而，经济转型期，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觉醒，让公众只知有我而不知有他，只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更倾向于自我权利的满足，而忽视了公共场合，再彪悍的个人权力也有边界，绝非可以随心所欲、我的地盘我做主这一真理。培育公共意识，在满足公民个人权力和自由的同时，培育公共理性、文明规则，让每个人了解到你有大声说话的权利，但别人也有享受静谧的自由，认识到每个人在公共空间和场所有负有社会契约性，都要在以不侵犯他人权益的情况下行使自我权利。只有这样一群凝聚规则意识、具备公共精神的成熟的公民才会油然而生，才能真正形塑时代气质，打造一个高度成熟的社会。

今天的中国，物质的丰裕已直追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生活曙光”也已经光芒万丈，但公民的“现代性”依然踯躅在艰难的转型路上。我们固然可以自我宽慰：中国刚刚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久，在陌生人社会中学会相处，还需要慢慢摸索，但对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而言，摒弃百年积弊，以公共之意识，涵养公共之文明、培育现代之公民，已经时不我待。就此而言，培育公共意识，涵养公共文明可谓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