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族，是人们对地方上有声望和影响的家族的通称，这些家族在本地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自唐宋以后，世袭精英集团便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至少从表面上看，科举取士已经使得社会精英的判断标准从先天的家族出身变成了后天的天赋才能，身份世代相传的可能性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夫士之子未必能为士”已经是很正常的社会现象，而衡量望族的标准便是科举考试的成功与否。

江南多望族和这里科举成功率在全国领先关系密切，而这些江南望族之所以能够科举成功、精英辈出、文化繁荣，又和这些望族尊师重教的家风密不可分。由于江南望族多注重家风的培养，由族中尊长或有名望的人士以“家训”“家诫”“家范”等形式对族人进行道德教化便十分流行。随着时代的发展，家规家训中的落后思想逐渐被变革、颠覆，使其与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相适应。

针对上述课题，2019年11月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共同举办了“江南望族与家风学术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社科院等科研院所的20余位学者与会。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叶斌所长在致辞中指出，良好的家风是江南繁荣发展，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本次会议聚集江南家族与家风，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又是对时代要求的响应。上海社科院图书馆钱运春馆长指出，江南望族的家风家教实施机制如何，传统的优秀家风家教如何总结，新时代的家风又怎么样传承和弘扬，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在这方面有新的突破和创新；上海社科院图书馆家风家教文献中心新近成立，希望也能够为此作出一定的努力和贡献。

与会学者合影

本次研讨会分为“历史上的家风与当代传承”、“江南望族个案研究”、“家族文献收藏与研究”三个专题进行，共16位学者发表论文。澎湃新闻选择几位学者的报告，择其要点，以飨读者。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范金民教授做了题为《世科：明清江南家族类型之一述略》的报告。他指出，所谓的望族是指在事业功德或文化学业或道德教养或地方事务方面具有明显声望者；世家是指在为官或科举或治学方面累世有所成就作出贡献者。关于望族的标准，他比较认同清人吴江薛凤昌所提出的三个标准：“一世其官，二世其科，三世其学。”但是衡之实际，江南家族，世官、世科、世学三类似乎未能全部涵盖，或可加上世业，包括世医、世匠、世商方能无遗。范金民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还能够体现出优良家风家训的作用，有家训家规对于约束族人、激励子孙、向上进步总归会有一定的作用。家族、望族是江南文化和江南社会的重要内容，如果没有这一部分，江南文化和江南社会的研究其实是残缺的。江南并不一定是完全的宗族社会，但是其宗族特色也是非常明显的。

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江庆柏教授做的报告是《江南望族的戒惧谦抑规训》。他指出江南多望族也多高官，这些退休高官回乡后往往强调要戒惧谦抑，并写在家规家训中。所谓戒惧谦抑，即是保持谦虚谨慎，不作威作福，强调积善积德，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不积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内容在家训中相当普遍，这有传统文化中庸思想的影响，也有现实因素的作用。这种戒惧谦慎的家风有利于家族的长远发展，其中也有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上海图书馆采编中心任国祥做的报告是《江南望族与家风出版概述》。他总结了近些年关于江南望族和家风内容的出版基本情况，指出近年来关于望族和家风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体现出国家和地方对文化、文献的重视以及出版人的自觉，这方面出版品的主要类型有点校类、研究专著类、普及介绍类、家谱汇编影印类等，而出版机构则主要集中于古籍类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及部分地方出版社，而主要形式则包括家风、家族往事和家族传记等。但是也存在着影印出版多，互相重复多，片面强调珍稀，但是深入研究少的问题。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的顾燕所做的报告是《家规家训在家谱中的记载与传承》。她指出上海图书馆藏有3万余种30余万册家谱，是世界上收藏海内外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机构，谱中不乏大量的家规家训，家谱中家训、族规的内容，大多教育族人爱国敬业、积极向上，孝顺和睦，诚信友善。其中北宋元丰三年（1080）纂修的《（浙江诸暨）暨阳开化刘氏同居戒言》是存世家谱中收录较早的具有家规家训性质的规约。

研讨会现场

上海社科院图书馆钱运春研究员讨论了中国首个省级家训类非遗为何出现在上海。他指出农耕社会的宗族关系是一种“强关系”，这种“强关系”涉及到赡养、救济、教育等。但是到工业化社会以后，随着人口大规模流动、宗族掌控资源的减少、社会法制的进步，宗族关系必然演化为一种“弱关系”。上海既没有形成过传统社会的“强关系”，又在全国率先进行工业化，因此，上海钱氏宗亲率先探索出一条适应当代社会的家训传承和保护机制。因此，首个省级家训非遗诞生在上海，有其可行性，更有其必然性。

复旦大学王振忠报告的题目是《明清徽商与江南的文化世家：以杭州汪氏为例》。他指出明清期间徽商崛起是中国经济史上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徽州是一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徽州人迁居到江南各地，在江南开枝散叶。黟县汪氏便通过盐业经商于康熙年间在杭州积累了大量财富。徽商为了改变世人眼中暴富的形象，逐渐树立了贾而好儒、富而好礼、乐善好施的形象，汪氏也通过资助义学，兴办书院、私塾、延师课子等方式，为后代铺平了科举之路。同时，汪氏还在藏书、著书、刻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汪氏振绮堂藏书楼在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时贡献了大量藏书，后代也出现了如汪康年这样的文化名人，由此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这些都为他们这些侨寓商人融入本地的社会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对江南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叶舟作了题为《改良族制：近代上海的族会》的报告。他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宗族组织形态发生新的变化，族会便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种。族会制度起源于上海，是以近代社会团体为标准建立起来的组织，其出现与现代公民社会思潮引入中国是息息相关。族会的出现，表明部分宗族面对时代大潮，努力作出相应的调整。族会并不应该视为当时宗族改良的普遍情况，但至少可以从中发现宗族具备发生变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