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朝一南一北两个首都，两个朝廷，两套官员，很多朋友都会产生疑问，这样不会乱吗？以下我对明朝的两京制度，进行简单的介绍与分析，希望能对大家有所裨益。

我国两京制度的起源及实施的王朝

两京制度又叫陪都制度，顾名思义即两个都城。这一制度最早源于西周初年，当时周王室的国都在镐京（今天西安附近），地处关中，周武王灭商建周后不久，曾一度出现王族与殷商残余势力勾结的“管蔡之乱”，为了更好的管控中原地区，周公兴建雒邑（即后世的洛阳）作为陪都，布置军队监控中原，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施行的两京制度。后世的大一统王朝如汉、隋、唐、明、清以及分裂小王朝如北魏、北齐、北周等都采用两京制度，可以说这一制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两京制度的产生原因

归纳总结这些朝代，其施行两京制度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 都城位于国家偏远地区，不利于掌控国家全境，因此需要在位置适中的地方营造或设置陪都，以加强对全国的控制。例如西周的洛阳。
• 地方政权或少数民族政权由于兴起于边疆地区甚至是疆域以外的地区，因此最初的都城在边区，后来政权逐渐强大势力逐渐深入中原，为了更好的控制全国从而迁都至内地，并将原有都城改为陪都，如北魏之平城，清之盛京。
• 原有都城是的全国政治军事中心，但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在接近经济文化中心且交通便利的地方营建陪都，如隋唐时的东都洛阳。
• 皇帝或政府因巡幸或躲避战乱临时住过的地方，如唐朝的南京成都，清朝的承德和民国的重庆等。这个属于被迫实施的特殊例子。

明朝洪武年间的两京

我国的历史都城，按照地理位置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以长安、洛阳、开封为代表的“黄河流域都城”、以北京（大都）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都城”、以南京（建康）为代表的“长江流域都城”。在元代之前，“黄河流域都城”是最受欢迎的，大一统王朝基本都喜欢在此定都。元代以后，“环渤海地区都城”和“长江流域都城”开始受到青睐。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南方的长江流域。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同时定都于此，并改名为南京。但朱元璋对于南京作为大明的都城并不满意。一方面南京虽号称六朝古都，但这六朝（孙吴、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都不过是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权，且国祚不长，传国不远，定都于此很不吉利；另一方面，元朝势力还没有彻底清除，北方的燕云十六州甚至更远的草原沙漠才是同蒙元较量的主战场，南京偏安长江一隅，鞭长莫及，不利于军事战略部署和作战指挥，因此在大明刚刚建立之初，朱元璋就有心向北迁都，只不过他最初考虑的都城并非是北京，而是开封。

开封府(元汴梁路，属河南江北行省。)洪武元年五月曰开封府。八月建北京。十一年，京罢。——《明史·卷四十二·志第十八·地理三》

明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徐达带领北伐军攻取河南，此时许多人向朱元璋建议定都汴梁。四月，朱元璋来到汴梁城考察。五月，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将开封县并入祥符县，至此两县合一，置河南中书分省，省治开封府。同年八月，朱元璋下诏:“其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朕于春秋往来巡守”，以开封府升格建为北京，位居陪都，重建开封城，改土城为砖城。

其实早在当年四月他考察汴梁时就发现了，这里是四面受敌之地，并不适合建都。但是当时尚未统一全国，无论从历史意义还是地理位置上，汴梁都有助于稳定当时中原地区的局势，这才将其定为“北京”，属于临时救场的举措，后面到了洪武十一年的时候，撤销了开封“北京”的称号。

此外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又向臣子们“征询”建都的地方,无疑是长安、洛阳、金陵、汴梁、大都这几个地方，其实他本人心意已决，将自己家乡临濠(今安徽凤阳)定为中都,建立与帝年王规格一样的城池宫殿。只不过后来因为耗费太大，而且凤阳这个地方实在不适合做都城，这才作罢，只保留“中都”名号以及修建朱元璋先祖陵寝，在实际功能上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陪都。

这里总结一下知识点了，以后如果提到明朝的两京，我们不要一上来就说南京北京，实际上在明朝初期的时候是南京和开封（虽然开封在当时也被称为“北京”），另外还有一个“中都”凤阳，因此明朝的两京制度应该是“两京一都”。

永乐年间迁都北京，正统年间正式确立两京制度

永乐皇帝朱棣“靖难”篡位成功，占据了南京城，成为了大明的皇帝。由于燕王时代的朱棣就藩于燕地，多次与蒙元残余势力作战，深谙燕地的战略重要性，此外他多年来苦心经营北平，其势力多在彼处。因此即位的第二年（1403年），就改北平为北京，称为“行在”（天子行銮驻跸的所在，就称“行在”）且常驻于此，如今的北京也从此得名。此后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准备工作，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明朝中央政府正式迁都北京，以顺天府北京为京师，应天府则作为留都称南京。

不过，在明仁宗、明宣宗两朝，北京一直被称为“行在”，即皇帝率文武百官驻扎的临时首都；这也就意味着南京还是大明王朝的首都，毕竟，它是太祖所定之都。到了明英宗正统六年,明英宗下谕“改给两京衙门印”,北京各衙署去“行在”二字,南京各衙署加“南京”二字。自此北京才成为正式首都，南京被称为“留都”，即“置官留守的首都”，这意味着南北两京制度的最终确立。

再次归纳知识点，虽然朱棣迁都北京，但两京制度的正式确立，是在明英宗正统六年。

南京留都的作用及机构人员组成

朱棣迁都北京后，出于种种考虑，仍保留了南京的都城地位，施行两京制度。主要原因是明代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与唐宋时期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南北相对的两京制度便是封建王朝对这种新格局的适应和调整。作为陪都的南京，政治功能虽大不如前，可是却逐渐成为江南地区甚至全国的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

虽说隋、唐两朝也有长安、洛阳两京，但明显可以看出，大明王朝的“两京制”与之相较有很大的不同——留都南京里面留置有一套与北京中央机构相差无几的政府部门，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内廷的太监体系，一应俱全，堪称“朝廷的备份”。“两京制”的形成，使北京成为明朝的政治、军事中心；南京则成为明朝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帝国的南北达到了一种很好的平衡。

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已经迁往北京，因此南京各衙门的官员很少，职权范围也只在南京。因此虽然官员品级上与北京持平，但实际权力上却天差地别。南京各衙门官员多为虚衔，公务清闲，到此任职，则被称为“吏隐”。因此当时的人把南京看成养老之地，官员由北京调往南京，往往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贬谪。

此外，除了各种“吏隐”，南京城还有一类人的存在，即勋臣。所谓“勋臣”，即指国家元勋的后裔，这些人所构成的集团也称世袭贵族集团。该集团中比较著名的有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后人魏国公徐弘基；开国第一猛将常遇春的后人怀远侯常延龄；开国第一谋臣刘伯温的后人诚意伯刘孔昭等。尽管这些人都有一个超级牛的祖上，但作为功臣之后，他们世代被国家豢养了起来，在政治上并不具有很大发言权，只好悠游林泉，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自小娇生惯养，养尊处优，动脑、动手能力相对较差。

衙门官员、太监、勋臣三类人员共同组成了南京政府部门。

明朝两京制度的危害

明朝中后期，党争日益严重，在北京失意的官员多集中在南京。一时之间，南京顿时成为反对派的大本营。于是便出现了对立的两党各据一京，互相贬斥，针锋相对的情况。我们知道有有一种说法，即明朝亡于党争，虽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党争的确使大明王朝产生了严重的内耗。这其中两京制度和南北两京的存在，在客观上为党争提供了方便的大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两京制度可以称为取祸之道。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南明王朝没能像南宋一样占据半壁江山苟延残喘，一部分原因就是南京官员的存在，这些官员大多为政治上失意的东林党人。这些人在南明弘光政权建立之时，就起到了搅屎棍的作用。大致原因就是东林党之前曾反对福王朱由菘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出任万历皇帝的太子，现在崇祯皇帝死后三个儿子不知所踪，堂弟福王朱由菘如果继位，东林党怕被清算，于是始终反对朱由菘当皇帝。

福王无奈之下，只能寻求江北三镇的武将支持，虽然最后顺利继位。但造成了两个问题：

• 一是明末的党争，在南明依旧大行其道，国难当头，内斗为先，这是非常要命的。
• 二是明末本来地方军队就有军阀化的趋势，福王寻求武将支持，无异于是自我降低身份，更使南明的军阀化严重，使朝廷对于军队的掌控变弱。

南明王朝的先天不足导致了他没能划江而治，而这其中党争便是罪魁祸首，再往深层次追寻的话，明朝后期南北两京的政治对立，早就埋下了覆亡的祸根。

总的来说，明朝的两京制度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有适应经济文化需求发展的内在因素，也有抵御外族，军事战略部署的外在因素。两个朝廷最开始并未显露出政治上的先天弊病，但随着党争的日益严重，明朝的两京制度在客观上给党争提供了天然的土壤，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我想这应该是朱元璋、朱棣等人所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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