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本讲述女性农民工生活状况的纪实文学，《打工女孩》。

在中国，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已有2.87亿农民工，也就是说，平均每10个中国人里，就至少有两个农民工。

然而，农民工虽然数量庞大，但他们所受到的关注度却远远不够。他们处于都市“鄙视链”的最底端，社会金字塔的最末层。他们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您肯定听说过轰动一时的“富士康跳楼事件”，6年间，先后有30个打工者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了他们年轻的生命。那些后来者呢，依然在重复他们曾经的生活。

而女性农民工，更是这个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她们的处境、她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早在上世纪末就吸引了一个美国记者的注意，她就是本书的作者张彤禾。

就让我们打开这本《打工女孩》，回到经济开始腾飞的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走进人来人往的“民工城市”东莞，通过作者张彤禾对女孩伍春明打工经历的讲述，了解这些打工女孩的真实生活。

1.17岁女孩孤身去东莞

伍春明第一次进城找工作是瞒着父母偷偷跑出去的。那是1992年的夏天，那一年，她才17岁，刚中学毕业。她和还在上学的表姐借钱买票来到了东莞，在一家涂料厂打工。但只干了两个月，化学品刺鼻的味道就把她们熏回了家。

1993年，春明又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借钱买了到广州的火车票，最后到了东莞。那时还没有人才市场。春明和一起闯荡的朋友，一个一个挨着工厂敲门，终于进了一家玩具厂，正式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00元。

入职四个月后，春明不想继续干了，同事的表哥把她带到了深圳，带进了一个发廊。发廊里光线昏暗，摆着一张张按摩床，旁边坐着的女人浓妆艳抹。春明心里非常地害怕，当机立断，扔下行李箱，从理发店的后窗逃走了。至于是不是真的会被那些人抓去当小姐，她也不知道。但在她的老家有个说法，那些进城的女孩子总会被城里人骗进妓院。

从发廊逃走后，春明费尽周折，最后进了一家玩具厂，做起了流水线工人。她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和其他工人不一样，春明不情愿，也不甘心一辈子待在工厂，她想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向上爬。

她开始了自己的学习计划，大量阅读市面上流行的各种“成功学”指南，例如《一百个成功故事》《玫琳凯领导奥秘》，还利用业余时间学说广东话、背诵“富兰克林成功的十三条法则”、报名函授班学习文秘和英语。她在日记本里暗暗写下给自己定的目标：要变得更加优雅、自信、端庄。

小小的粉色笔记本上记满了她零碎的生活，她的所见所闻、对未来的详细的计划以及对自己的反思。比如，“你也是一个人，伍春明。难道你就是一个如此无用之材吗？”“唉，我要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时间又太少了，有些人只说烦死了，别人烦，我可是没时间烦。”等等。

她还攒钱去报名上培训班，每天下班后和几十个一样渴望成功的打工仔、打工妹们，挤在一间昏暗狭小的教室里，听老师讲商务礼仪，讲如何站立、坐正、走路，如何参加商务宴会。这样的培训班在东莞并不少见，他们教授的内容多是实践性的技能。学生们希望靠着在这儿学到的本领，找到更好的工作，最理想的状态是摆脱流水线工人的身份，当上白领。

通过这些刻苦、甚至有些狂热的学习，春明正在慢慢地进化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从外表打扮到内在涵养，她都与几年前截然不同了，这些努力让她突破了工厂工人的身份限制，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从一个单纯朴实的乡村打工妹，到一个世故干练的职场女性，从对“外面的世界”懵懂无知，到谙熟都市生存的潜规则，伍春明从湖南农村走出来后，用了14年，完成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

虽然也经历了数次挫败，也有过失意的时刻，但在整个打工者群体中，她也算得上是佼佼者了，这与她刻苦上进、大胆果敢的性格分不开，能够迅速适应陌生的环境，把握了稍纵即逝的机会。

虽然事业干得风风火火，但春明也有件常年困扰她的烦心事，那就是找对象。

2. 爱情：打工改变了她们的观念

春明已经31岁了，别说在农村，就算用城里人的标准来看，她也是一个“大龄剩女”。即使是个有车有房的成功女性，即使也试过几段露水情缘，春明还是倍感孤独。为了寻找一个机会，她干脆加入了当地的交友俱乐部。

打工界的相亲交友像极了招聘会。在东莞交友俱乐部里放着一本活页夹，里面塞着一张张明码标价的索引卡，上面有个人信息，有对配偶的设想，当然也少不了说明自己的经济状况，是否有车有房。人就像商品一样，被贴上标签，任人挑选。

大多数人来这儿，仅仅是想找一个能搭伙度过余生的伴侣，可也有人抱着幻想，来这里邂逅爱情。

一个周日的下午，在东莞最大的约会机构里，例行举行着集体活动。在年轻的男男女女们进行完一轮短暂而又腼腆的自我介绍过后，冷场了，活动陷入尴尬。这并不出乎意料，毕竟，“找对象”这个主题对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太直白了。

这个时候，春明落落大方地站起来提议：“我们的聚会应该办得更专业点，大家也不会这么浪费时间。”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出来解围的总是春明。

相比大多数传统的女生，春明要大胆得多，但她还是没能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对象。她并不是要求高，而是有着不一样的择偶观。对她来说，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春明坚定地说：“我知道大部分人的婚姻并不建立在爱情上，说不定我将来也会这样，但现在我还不打算妥协。”除了交友俱乐部，她还尝试过网上聊天，以及找婚介所，但几段恋情都无疾而终。

春明承认，如果她没有出来“见世面”，她一定会早早找个男人结婚生子，这个对象一般会是同乡人，家里经济状况相差无几，双方经长辈们介绍见几次面，觉得对方看着还算顺眼，就会去领证。女方搬进男方家里，和公婆一起生活。

外出打工的经历，极大地改变了打工女孩的婚恋观，她们不再依靠父母安排找对象，而是按自己的意愿决定跟谁过一辈子；不再早早地嫁作人妇结婚生子，而是推迟结婚，少生孩子；不再觉得服从丈夫的意思是理所应当，而是追求夫妻双方平等，更加明确地反对家庭暴力。

因为实现了经济独立，她们不在依附于任何人，可以更有底气地坚持自己的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出打工无疑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是它赋予了打工女孩们自主选择的力量和权利。

3. 未来：充满未知和不确定性

婚姻，是所有打工女孩们向往的归宿，因为在城市里结婚生子，就意味着彻底在这儿扎下了根，不再是四处漂泊、孤苦无依的一个人。而稳定的生活，恰恰是打工女孩们求而不得的。

在东莞，打工者的工作流动性非常大，住处和工厂都在不停地变着，往往人与人之间还没来得及建立联系，就分开了。当时手机刚刚流行起来，一个人拥有了一个手机号，就如同有了一个定位到他的坐标。但即使是这样，也不代表着有手机号就不会和另一个人失散，因为手机被偷或者更换号码，在东莞实在是太常见的事了。农民工们总会为了更加便宜的资费套餐，频繁更换电话号码。

即使在今天这个社交媒体高速发展的时代，换手机号也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参加工作了的人想必是深有体会的，换了号码，必然会和一些朋友、同学、客户失去联系，而这些人脉，是一笔隐形财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给你提供额外的信息和机会。

农民工们则不这样想，他们会为了每个月节省10块甚至5块钱，与一些人彻底失去联系。大多数农民工并没有长远打算的意识，不会觉得失去一个朋友就是失去了一个机会。当然，并不能说他们“很傻”“鼠目寸光”，因为对于这些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言，“外出打工”已经是他们做出的最长远的一次打算了。这就是“为生活所迫”。

在这座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联脆弱得不堪一击，人们被时代的洪流裹挟，或主动向前走，或身不由己跟随人潮，把故乡、旧友，和往日的自己都远远抛在了身后。

都说是铁打的工厂，流水的农民工。工厂的小世界变化得非常快，前一天晚上还在宿舍里与你一起吃冰棍、与你一起谈论未来的室友，也许第二天就辞职离开，从此往后再无音讯。你不知道他会去向何处，甚至不知道他告诉你的名字是不是真名。在东莞，人们不断地与其他人建立联系又失去联系，相遇、分离、重逢或是永别，贯穿在每一个人打工生涯的始终。

一年复一年，涌入东莞的外来务工者源源不绝，他们渐渐地成为城市的主干力量。但是本地人和外地人相互看不起，说着不相通的方言时，感觉他们属于两个世界。这群打工者，历经数十年的打拼，还是很难摆脱“外来者”的身份、在他们所建设的城市里落地生根。

春明后来怎么样？生活得好吗？我们不得而知。她的故事正是千百万个打工女孩的缩影。她们怀揣着梦想，从农村来到城市，吃过苦、受过累，有的在城市安了家，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有的又回到了老家。但不论怎样，她们经过打拼、通过奋斗，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也为所在城市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那个年代，由于经济形势大好，无数敢拼敢闯的人都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分得了一杯羹，就像春明。但学识的缺乏、眼界的限制让她们终究无法有更长远的职业发展，等到这阵春风吹过，经济形势变得严峻，等待着她的，又将是什么呢？

编辑|凉山

排版|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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