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经常被批评为不接地气，因为他们常常在分析中采用不切实际的假设。这个判断只对了一半：经济学家的确经常采用看似不现实的假设，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研究充满对现实世界的关切。

在一个多月前的一个跨学科研讨会上，两位经济学家报告的工作论文采用了同一个关键假设：地方政府官员晋升锦标赛制度。简略地说，这个假设的基本含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来源于各地方政府有发展经济的激励；而这种激励的来源之一，则是经济增长绩效成为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经济增长绩效拔尖的官员更有可能被优先提拔。

这一假设引起了几位政治学者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晋升锦标赛——对于这两篇论文而言，显然这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批驳。从现场看，批评者提出的两条依据获得了最广泛的喝彩：第一，以批评者本人在政府机关多年的工作经验，官员晋升跟经济发展没有关系；第二，某经济大省组织部的干部曾经向一位研究官员锦标赛的著名经济学家请教：听说您知道一个很好的干部选拔办法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研究，也果然引起了典型的质疑。这个问题涉及到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和人们的常识性思维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经过多年的训练，很多经济学家对这种思维方式早已习以为常，很多人甚至因为过于基础而不愿意多提。可是经济学关心的大部分问题其他很多学科也都非常关心，因此跨学科交流的收益是巨大的。但是在进行跨学科交流的时候，由于其他学科的学者们对现代经济学独特的思维方式并不熟悉，因而经常引起一些重大误解，导致跨学科交流的交易成本大幅度增加，严重影响交流的深度和效率。因此，对经济学思维方式做一些解释性的工作，对于学术共同体而言在边际上是有价值的。

在经济学家的世界里，经济研究的根本任务之一，是对人的行为进行科学解释。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人的行为和科学解释。经济学家如果希望和其他学科的学者进行低成本的对话和思想碰撞，首先有必要就这两个概念达成共识。

经济学家总是倾向于将自己的学科称为“经济科学”。“科学解释”指的是提出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框架，使得待解释的经验事实或者说现象成为这个一般化理论框架中的一个特例。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并无二致。

和自然科学不同的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以及由众多个人组成的社会。研究人和社会之所以麻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研究对象是受到所研究的实践和政策影响的人，而人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会思考、会预期、会欺骗，有时候显得“非理性”，如此等等。而物理学家、化学家就不会遇到这种困难，比如他们所研究的任何一种物质，都不会表现出对参与某种核裂变或者化学过程充满兴趣，并且敦促政府赶紧采取措施；不会有某种非放射性元素在得知政府计划大力支持核电发展之后将自己伪装成放射性元素；这一次实验中用到的氧分子也不会反复强调说，自己和其他实验室的氧分子在化学性质上存在因为地域文化而引起的差别。

面对这些挑战，主流经济学普遍采用的方式，是根据观察到的经验现象推测背后隐藏的规律，并且将这些思考逻辑严谨地表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值得重点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而不是主观偏好或者想法。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主观偏好或者想法难以直接观测，因此从这个角度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即用主观偏好或者认识的差异或者变化解释人的行为差异或者变化，很难用现实中发生的事实来检验。

但是不可否认，人的行为一定是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行为人的主观偏好和外在的环境（经济学称之为约束条件或者机会集合）。那么如何区分人的行为的差异或者变化究竟是哪一方面因素的影响呢？经济学家对此做了一个大巧若拙的处理：假设个人的偏好是稳定的。所谓稳定，就是不变的意思——一个人的偏好不发生改变，不同人的偏好也没有差异。这样一来，人和人之间的行为差异也好，同一个人的行为变化也好，经济学家就都不从人的主观偏好而是可观测的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寻求解释。

这是一个看似愚蠢的做法。“男人有钱就变坏”似乎就足够放倒这种处理方式：更多的财富让人的偏好发生了变化。但在经济学家看来，首先，有钱就变坏的男人不能说没有，但毕竟是极少数；其次，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那就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可避免地带来世风日下，这显然也不符合事实；再次，对因为有钱而变化的极少数人而言，变坏的其实是行为而不是偏好——偏好一直是就是原来的偏好，当初之所以不干坏事，只是因为约束条件不具备。

如果寻根究底，经济学的这种分析范式涉及到深奥的科学哲学，暂且按下不表。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视角，也使得经济学家在看待人类行为和社会的时候充满宽容和同情，从而也就充满了人文关怀。

举个例子，生产力低下的传统农村、传统农业常常被认为是因循守旧的堡垒，这种社会中的农民也常常被认为因为受传统文化到束缚，缺乏足够的经济智慧，对经济激励反应迟钝，不愿意接受更加先进的新作物品种、新农业技术。二战之后，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专家将一些产量更高的粮食作物品种推广到某些落后国家的农村，结果发现很多地方的农民宁愿种植传统品种，而对改种这些新品种的积极性不高。这类并不罕见的经验事实，似乎为传统农业中农民的固步自封提供了佐证。

但坚持用约束条件解释人的行为的经济学家不这么看。西奥多·W.舒尔茨，一位在发展经济学和人力资本领域造诣颇深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不同意见。在他看来，在落后的农业地区，农民只是穷，并不傻，他们和其他面临更多市场机会、收入水平更高的人一样，都在为改善自己处境而不断做出努力，他们精打细算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发达国家富裕的城里人。他们那些在外部专家看来不理性的行为，事实上都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有效率的选择。实际上有大量的观察和研究都表明，农民对于真正能够改善自己处境的新品种、新技术，接纳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他们的一些行为，之所以被外部的专家们描述成“非理性”，真正的原因是专家们看漏了他们所面临的具体的约束条件。 （详见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

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

以上面提到的新的良种和传统品种之间的选择来说，当地的传统品种虽然产量不高，但是由于经过了在当地的长期演化，对于当地环境中的各种常见冲击，比如地方性气候变化和病虫害等，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因此产量的波动比较小；而外来的新品种，对于当地的气候变化和病虫害等冲击适应能力较弱，因此产量的波动很大。由于落后国家和地区市场发育很不充分，因此市场价格对于产量的弹性很大：丰收的年丰很容易因为价格大幅度下降而谷贱伤农，歉收的年份又要为购买粮食而不得不支付高价。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这些地区的农民更愿意种植传统品种，实际上是在充分考虑了产量的均值和波动性之间的替代关系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

基于这样的认识，西奥多·舒尔茨教授认为，传统农民的确贫穷，但是他们并不傻，也不低效。要改善他们的处境，简单地指导他们应该做这应该做那，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可能是适得其反的。更重要也更有效的，是让他们拥有更多更好的经济机会。中国的经验为此提供了生动的证据。为什么中国农村四十年来的脱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数以亿计原本生活于传统农村、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获得了大量进入市场的机会。有意思的是，这些农民中的绝大多数人可能根本没听说过理性选择这样的概念，也不知道均值和方差是什么东西，但经济学家基于这些概念构建的模型可以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很好的解释和推断。

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一样，经常要在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事物之间来回穿梭。不可见的事物为科学研究带来严峻的挑战，也带来无穷的乐趣。上文所讨论的经济学的这种独特的处理方式，并不完美，但至少有趣，而且可以推导出可检验的结论。在经济学家的圈子里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虽然没有哪只鸟懂得空气动力学，但并不妨碍学者们构建空气动力学模型来解释鸟儿的飞行。经济系统中的个人和企业可能并不熟悉经济学家构建的理论模型，这也不妨碍经济学家运用这些理论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准确的预测，同时让自己观察世界的眼光充满人文关怀。

（作者李辉文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