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目标之间的取舍是政治决策的核心。公共卫生、经济增长、民主团结和公民自由是评估大流行应对措施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应对COVID-19时，这些目标不需要相互冲突。那些始终以消灭为目标的国家——即采取最大限度的行动控制SARS-CoV-2并尽快阻止社区传播——总的来说比采取缓解措施的国家进展得更好，即采取有针对性的逐步增加行动以减少病例，以免使卫生保健系统不堪负荷。

MiquelOliu-Barton等比较了旨在消除或缓解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在大流行前12个月内的死亡人数、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和封锁措施的严格程度。虽然所有指标都支持消除，但他们的分析并没有证明不同的大流行应对策略和不同的结果衡量方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选择消除COVID-19的经合组织国家(澳大利亚、冰岛、日本、新西兰和韩国)，每100万人中死亡人数比其他选择缓解COVID-19的经合组织国家低25倍左右。

死亡率是一个国家更广泛疾病负担的代表。例如，决策者还应考虑到SARS-CoV-2感染后长期发病率不断增加的证据。也有越来越多的共识认为，就一国的经济绩效而言，消除优于缓解。一项研究量化了最优的基本繁殖数，以便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实现消除。在平均和几乎所有时期，消除对GDP增长的影响都优于缓解。2021年初，选择消除疫情的5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而其他32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增长仍为负值。

尽管消除疫情在健康和经济方面有优势，但这种消除的策略却因限制公民自由而受到批评。这一说法可以通过分析由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开发的严格程度指数来挑战。该指数通过结合遏制和关闭政策的8个指标，卫生系统政策的8个指标，公共信息运动的1个指标计算得出。

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选择缓解措施的国家对自由的影响最为严重，而与消除措施相一致的快速封锁措施则不那么严格，持续时间也更短。重要的是，消除已被界定为一种公民团结的方式，将最快恢复公民自由;这种对共同目标的关注在政治辩论中经常被忽视。

有证据表明，与那些努力缓解疫情的国家相比，选择快速行动消除SARS-COV -2的国家，在其居民的大力支持下也能更好地保护其经济，并尽量减少对公民自由的限制。展望未来，大规模接种COVID-19疫苗是恢复正常生活的关键，但仅依靠COVID-19疫苗来控制大流行存在风险，因为疫苗的推广和吸收不均衡、免疫有时限以及出现新的SARS-CoV-2变种。历史表明，仅靠接种疫苗既不能单枪匹枪地控制病毒，也不能迅速地控制病毒，需要采取综合公共卫生措施来遏制病毒。根除疫情需要协调一致的、长达数十年的努力，包括接种疫苗、沟通和公众参与、检测，追踪和隔离措施。即使在疫苗接种运动结束时，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保持这种公共卫生措施，否则新一波感染可能导致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随着新型SARS-CoV-2变种的扩散令人担忧，许多科学家呼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战略，以消除SARS-CoV-2。此外，美国国务院于2021年4月宣布，遏制COVID-19是拜登-哈里斯政府的首要任务，并强调“这场大流行在全球范围内结束之前不会在国内结束”。

仅靠国家行动是不够的，有必要制定一项明确的全球计划来消除这种流行病。选择与病毒共存的国家可能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特别是那些无法获得COVID-19疫苗的国家。封锁时间、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的不确定性将抑制经济增长，因为企业停止投资，消费者信心恶化。全球贸易和旅行将继续受到影响。政治上的优柔寡断和党派决策降低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这对那些民主倒退的国家来说不是好兆头

与此同时，选择消除SARS-CoV-2的国家可能会恢复到接近正常的水平，它们可以重新启动经济，允许在绿色区域之间通行，并支持其他国家开展疫苗接种运动及其他活动。各国政府采取不同的COVID-19应对措施的后果将是持久的，并将延续到大流行结束之后。旨在消除SARS-CoV-2的国家在早期取得的经济和政治成就可能会在长期获得回报。

原文出处

Miquel Oliu-Barton, Bary S R Pradelski, Philippe Aghion, Patrick Artus, Ilona Kickbusch, Jeffrey V Lazarus, Devi Sridhar, Samantha Vanderslott, SARS-CoV-2 elimination, not mitigation, creates best outcomes for health, the economy, and civil liberties, The Lancet,2021, ISSN 0140-6736,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21)009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