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琪，1992年生於安徽，15歲開始發表作品，16歲就以組詩登上上海、南京兩傢《少年文藝》的頭條，高考前自學瞭一個學期之後，17歲的慈琪考入瞭中山大學博雅學院，而其童詩與童話創作也持續引起圈內的高度關註，短篇童話《總也倒不瞭的老屋》選入統編小學語文課本三年級上冊，《一個冬天》《羨慕》《X先生日記——巖漿之旅》等篇目發表於《人民文學》。慈琪說：“我不是一個要把所有的知識和所有自己想要教給孩子的東西都塞到故事裡面的人，我想給他們推開窗戶。”

　　近日，其童話作品集《我講的故事都不是真的》由九久讀書人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澎湃新聞（）就其新書及兒童文學寫作等話題專訪瞭慈琪。

　　慈琪：我喜歡想象力豐富的文學作品，兒童時期能讀的自然是與理解力相符合的各類童書，後來開始讀給大人看的想象奇譎的作品，它們同樣令人著迷。但總的來說，兒童文學是最安全的、最能理直氣壯發揮想象力“胡說八道”的領域。

　　童線歲開始的，那時候毫無創作經驗，一上來就花瞭兩三個月寫完一部十幾萬字的童話，創作速度夠快，想把它銷毀的念頭也來得夠早。但這是一次非常好、非常完整的自我訓練，因此仍對它心存感激。

　　澎湃新聞：說到“早”這個話題，其實看您的經歷，還挺傳奇的，發表作品早，上大學早，結婚也早，考溫州中學和中山大學這樣的學校還都是自學考上的，能跟我們聊聊您的這種“倍速”“開掛”的模式麼？

　　並非刻意，隻是一連串“早”的巧合，中途也發生過“不早”“停滯”“”，很多方面已經談不上早瞭。我不再是“少年作傢”，27歲才畢業，很多同學都已工作七八年，或讀瞭博士後，或送孩子上瞭小學。人生漫長，變數很多，大概隻有過早結束生命，才算是真的“早”，但這件事還是晚一點來比較好。

　　慈琪：因教材關註到我的新讀者，跟過去的讀者感覺不太一樣。此外，數千萬個小朋友讀我的同一個故事，這個數據已經超出瞭我能感受的范疇，我獲得的反饋也絕大多數是與教學相關，因此會產生疏離感，仿佛面對他人的作品和讀者，跟自己無關。我是小概率體質，經常遇到百萬分之一概率的事件，好事壞事都有，所以出於心理保護的目的，向來統一按無事發生處理，照常生活和寫作。

　　《老屋》的確是偏傳統的風格，有位教寫作的朋友陸生作曾經寫過一篇《分析〈總也倒不瞭的老屋〉，很多很多故事都是這樣寫的》，從裡到外把它的結構解析瞭一遍，確實處處都偏傳統，唯一新的，大概就是故事內核瞭。

　　我寫作時沒註意過自己的手法和風格，新作的氣質由當時所感、近期閱讀與見聞決定。《老屋》是2011年2月寫的，那時我常常跟周銳老師通信，周銳老師送瞭我四個字：“向下攀登”（他總愛送我四個字，後來送的是“什麼都早”），鼓勵我給年紀更小的孩子寫故事，這比給大孩子和成年人寫故事更難。《老屋》就是這次嘗試的產物之一，當年發表在《小火炬》上，又進瞭年選，這已經讓我很振奮瞭，沒想到七年後它成瞭我最知名的作品，讓我從一個兒童文學作者，變成瞭“《老屋》的作者”。

　　舒比格這本書對我影響最大的，大概是它不拘一格的表現形式，長長短短，童話感，詩歌感，小說感。我是個記性很差的人，是閱後即焚的印象派記憶水準，背古詩背不下來，再喜歡的作品也基本記不住內容，隻能想起當時閱讀的感受和一些碎裂的畫面。現在回想《當世界年紀還小的時候》，隻記得一句“南瓜默默不說話，它隻是繼續成長”和封面上的老虎。但在我產生偏差的記憶裡，那頭老虎是三角形的。

　　謝爾·希爾弗斯坦的《一隻加長十分之五的長頸鹿》封面，而其最為人所熟知的作品有《失落的一角》《閣樓上的光》《愛心樹》等。

　　我喜歡的兒童文學作傢太多太多，單說童話，就能數出一串名字：周銳、鄭淵潔、孫幼軍、張秋生、張之路、冰波、兩色風景、馮與藍……國外的也很多，但我腦海裡浮現出的第一個名字永遠是“謝爾·希爾弗斯坦”，他是對我童詩寫作影響最大的作傢。如果可以談談兒童文學作傢以外的人，還想偷偷安利一下道格拉斯·亞當斯著名的“銀河系搭車客指南”系列和“全能偵探社”系列，有生之年我很想寫出這樣的作品。

　　慈琪：寫的時候完全沒有顧慮，充滿瞭創作者的自信，想著：“這不是一清二楚嗎？”“既然我自己覺得有趣，讀起來不覺得疲憊，那一定會有人喜歡，這樣心意相通的讀者也一定是我喜歡的人。”

　　修改和選篇做書時，自信心急劇削減，開始意識到讀者是一群陌生人，並非人人都是知音。抱著這種心態，經過作為讀者的“我”以及出名認真的編輯的審查，覺得確實沒講清楚的、不夠有趣的、會像13歲那部長篇童話一樣變成“黑歷史”的，刪的刪，改的改，從120多篇減至84篇。這已經是我和編輯做出的最大程度的努力瞭。

　　成書後，還真有出乎意料的反饋。成書後，還真有出乎意料的反饋。大人誤解瞭一些簡單的故事，小朋友對隱喻的理解一針見血。完全看懂全書的人，應該是有的，但即使部分篇目沒看懂的讀者，也給出瞭充滿欣喜的回應：“雖然對結局理解錯瞭，但故事情節很好玩，還想再讀一遍。”“孩子沒讀懂，但我看哭瞭，想起瞭去世的傢人。”應該足夠瞭。

　　澎湃新聞：您在書的簡介裡就提到，這本書裡“有一些不太愉快的情節，關於死亡，關於空虛，關於求而不得，得到後又失去”，我具體看的時候，發現“死亡”的主題其實變換著書寫角度反復出現過，還看到有關於傢暴的故事，我看之前您提到過，兒童文學可以是一種“文學疫苗”，能具體談談嗎？您是出於這個原因有意識地來創作這些題材的作品的嗎？

　　慈琪：“文學疫苗”這個詞，是在這個月初新書研討會前突然蹦到腦子裡的，大概是受瞭疫苗相關討論的影響。但在此之前，我也確實是出於給孩子“推開各種面向真實世界的窗子”的目的去寫作的。我一直在琢磨，一個多世紀裡，為兒童創作、編書的人們，就兒童文學的教育性和藝術性孰輕孰重爭吵瞭很久，藝術性的“無用”和教育性的“有意”都曾飽受詬病。但藝術品和藥品都是真實世界需要的東西，我不希望孩子在“兒童時期”和真實世界割裂，被裝在玻璃罩裡，到18歲生日那天又被突然推進陌生的場域，賦予他們還沒完全弄清的“責任義務”，並不留情面地審判他們。兒童和生同樣的病時，服的藥分量是不一樣的，但必須要服藥；想要戰勝病毒，必須讓身體在與微量病毒的鬥爭中鑄造出盔甲。“疫苗”的概念不僅限於兒童文學，所有坦誠的文藝作品都是人們（不僅限於兒童）接觸真實世界前註射的“疫苗”。

　　澎湃新聞：這些故事之所以呈現出這樣一種簡練、豐富、有留白感的品質，我覺得除瞭上面說到的那種不做預設、拒絕歸納的對於多義性的保留，可能還跟您簡練的文字風格有很大關系，這種語言風格是自然形成的，還是有自己特定的標準在起作用？

　　絕大部分是自然形成的，它們都不是約稿，沒有字數和風格要求，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有好多故事寫完瞭都不知道往哪兒發，到現在還有一大半沒發表過的。

　　澎湃新聞：這部故事集中的作品沒有標註具體創作時間，那您自己覺得，從十幾歲開始寫童話，有沒有比較自覺地去摸索和穩定自己風格的過程，以及有沒有明顯的創作理念、手法、風格的轉折與階段性變化？

　　自覺地去摸索過風格，但沒能摸索出來，從十幾歲至今我的風格一直在變化，自認為尚未穩定，也並不想穩定下來，希望常寫常新。轉折與階段性變化是有的，但處於一種盤旋反復的狀態，細思有些累，還是拜托評論傢來整理吧。

　　很有趣的是，我在三年前就看過王笑笑的一篇漫畫，因為是關於領養流浪貓的，好友看到後就直接轉發給我瞭，我非常喜歡，轉頭便忘記瞭。去年我們進行瞭一場長達半年的合作，溝通故事，看插畫成品，我尚未意識到她是誰，直到書出版之後，她把這次合作的過程畫成瞭漫畫《都是真的》，看到那熟悉的人物和表情，我才一個激靈，撿回瞭記憶。可能趣味一致、志同貓合的人即使錯過一次，也有很大的機會再次相遇吧。

　　周銳老師應該是最瞭解我創作狀態的人。我的童話和童詩寫作一直在同時進行，不存在隔閡。或者說，是幻想和遊戲精神、旋律和節奏感同時決定著我的寫作，不僅體現在童話和童詩裡，也體現在散文和小說中。

　　慈琪：目前正在把過去囤積的靈感變成完整的作品，在2012年的靈感和昨晚的靈感之間反復橫跳。之後應該也會一直這麼做：寫，改，拿出來給大傢看。

　　破圈這種事情，不僅考慮過，還嘗試過。每隔幾年就把手伸出舒適圈試探，然後捧著斷指回來窩著，等斷肢重生後繼續嘗試。

　　廣州一男子拔掉小狗的牙齒後將其拋棄。不想關註，但動物乃至人類弱者的事件一直出現，不能閉上眼睛假裝無事發生。在沒有能力解決問題的時候，至少先瞭解來龍去脈，萬一哪天能幫助他、她和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