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军

我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

我住在父亲住过的房子里，我工作在父亲工作过的西安日报社里，我和父亲做着很多相同的事，家里、单位里，到处都有父亲留下的痕迹，有时候，我感觉父亲并没有离开。

多年前，打扫父亲的书房时，我在书架的隔层里发现了父亲用纸包裹着的日记本，大大小小共26册，自1966年起几乎天天不落。这些日记本记录着父亲35年的日常，有生活经历，有家里的大小事务。它是我们家的大事记，弥补了很多我所不知道的空白，也让我重新认识了父亲。

父亲是祖母唯一的儿子，他有一个土得掉渣渣的小名——猪娃。也许是因为父亲属猪，也许是因为宝贝。祖母的晚年是和我在一起的，她常给我讲起当年她为了保护父亲如何和外人干仗的故事。他很好学，没上大学的时候，父亲有过很多身份，他当过村里的民办教师，公社临干，电影放映员。小时候我最引以为傲的事情就是可以坐在炕上看电影。父亲在墙上贴张白纸，把放映机架在炕桌上，什么《地道战》《地雷战》，父亲在外村放完的电影，只要我们想看，在家都能看上。

1978年是我们家最风光的一年。父亲和母亲同时考上了大学。父亲是西北大学，母亲是渭南师范学院。那一年，我和哥哥一个七岁，一个八岁，也都是一二年级的小学生了。一家六口人，四个学生，而且父母子女共同上学，这在村子里是少见的。

上了大学的父亲要完成学业，还要尽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他一边上学，一边挣钱贴补家用。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有一台120照相机，只要放寒假，父亲就骑上自行车走村串巷给人照相。白天照完，晚上洗相片，这时候，我就是父亲的小帮手。洗照片时房间不能有光，我们用一节一号电池连接起一个小灯泡，灯泡用红纸包裹着，我站在旁边，随时听父亲的命令点亮或熄灭。我也帮父亲裁照片——这是记忆中父亲独属于我一个人的快乐时光。

大学毕业后，父亲在很多岗位工作过，最早是陕报驻渭南记者，之后又是大学老师，最后调入西安日报社。

记忆中的父亲总是在忙。当记者的时候忙采访、忙写稿；当老师时忙授课，除了本职工作，还去各类成人补习班代课。现在，我常听报社的老同事讲起我的父亲，说他如何不知疲倦，写稿、策划，如何文字干净、反应快捷，干事如何雷厉风行。

留在我印象里的是父亲的好学。90年代中期电脑逐渐普及，父亲当时已近50，他当时已是中层领导了，完全可以不学。但父亲却认认真真地学起了电脑，打字还是颇有难度的五笔输入法。后来，父亲还曾撰文《换笔成功》，记述自己学电脑的经过。后来，父亲又瞄上了学习驾驶。家人都劝，“人过五十不学艺”，但父亲认定汽车时代即将来临，不学跟不上时代的步伐。2000年，他成功考取了驾驶资格证，并在2001年3月购买了汽车。

如果父亲活着，他想学的东西肯定还特别多。

可是，父亲走了，走得匆匆忙忙，以至于我们所有人都毫无防备。

2001年8月3日，是个黑色的星期五。我接到哥哥的电话，说父亲病了，住在血液科，我的第一反应就像被人扼住了咽喉，不能呼吸。血液科，哪个没事的人会住到那个科室！父亲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但他还一如往常和大家说笑，但母亲和哥哥个个哭丧着脸。第二天，我和哥哥搀扶着父亲从住院部前往门诊楼做检查，两处相距不过百十来米，父亲途中竟两次停下来休息，我和哥哥都有些诧异，但我们都太年轻了，还没有经验，不知道情况已有多么糟糕。

化疗从下午一直持续到傍晚，反应十分强烈。我不明白一瓶瓶药水在父亲的身体里正在发生着什么变化，父亲脸色惨白，大汗不止，表情越来越痛苦，他一直努力忍受着。晚上搀扶父亲上厕所，父亲忽然咳了起来，用纸巾去擦，咳出的竟是鲜血！父亲等止住了咳，还平静地对我说：“这一咳血，怕不是什么好事情！”我无言以对，每有状况，只能频繁地向大夫求救。第一次值班大夫还说不要紧，第二次又说病人自己太紧张了，第三次还没走到病房，在走廊上就听到母亲惊慌失措的呼喊。大夫和护士一齐跑了过来，他们忙成一团……我绝望地看到监视器上的心电图已变成了直线。

父亲走了，从入院到去世不过三天。

父亲这一辈子是苦的还是甜的，我说不清，但我的记忆里，感觉全是苦的。祖父去世后，祖母被接到我们家，只要父亲出差或不归，必给祖母打电话报平安。报社分房，父亲坚持要一楼，为的是让祖母出入方便。他尽心尽力照顾着自己的母亲，大房子给祖母住，好东西先给祖母吃，对于祖母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

父亲去世12年后，祖母也去世了，住过的房子也一直都保持着老样子，我不愿意做任何改动，这是父亲精心修饰过的家，是他喜欢的样子。没事的时候，我喜欢静静地坐在父亲的书房，我常翻父亲留下来的书，这些书上有父亲的手印，有他的批注，我的手摸过，我的眼读过，便像和父亲开始了另一种对话。

父亲不在了吗？不，也许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作者单位：西安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