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辖部队“圣城旅”司令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uleimani）丧命于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的公路边。这是美国特朗普总统下令有针对性的一次“暗杀行动”，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PMF）副司令穆罕迪斯也在此次刺杀行动中死亡。此举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世界舆论瞩目。伊朗最高领袖、高级官员乃至大量民众声称要“复仇”，俄罗斯、中国、欧盟各国先后发声希望美伊双方能保持克制冷静态度。伊拉克议会之后通过决议，要求外国军队撤出该国。这一事件为何能引发如此的轩然大波，有“中东银狐”之称的苏莱曼尼将军意外被刺，是否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中东海湾局势进一步升级，美伊开战可能性几何？

在讨论这一问题前，需要对苏莱曼尼和其统领的“圣城旅”部队做一个简要介绍，以便更加详细地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苏莱曼尼其人其事

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uleimani）1957年出生于伊朗克尔曼省的拉波尔村（Rabord）。这一地区距离阿富汗较近，属于伊朗欠发达的省份。苏莱曼尼在早期还曾接触并熟悉伊朗这一地区特有的部落文化。根据现有公开资料显示，他的原生家庭并不富有。其父亲早年还曾拖欠巴列维王朝治下政府9000里亚尔（伊朗货币单位），苏莱曼尼本人为偿还债务，还曾前往建筑工地打工。他本人接受教育时间较短，完成小学五年义务课程之后，就再没有接受完整的学校教育。上世纪70年代，他本人在克尔曼省继续从事水利建筑工作，生活一度十分艰辛。1976年，苏莱曼尼开始有意识地参与“革命工作”，反对巴列维王朝统治。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他参与伊斯兰革命的时间较早。当然，其“政治资历”远不如拉夫桑贾尼、哈梅内伊等人，一些媒体认为其是“政治三号人物”有夸大之嫌。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苏莱曼尼参加了当时新成立不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并逐渐获得提升。根据他本人的回忆，“我们在年轻时，只是想通过某种形式为革命服务，参加革命卫队只是一种形式而已”。1979年，伊朗伊斯兰政权建立之初，各地骚乱不断，苏莱曼尼所在的部队起初被派往伊朗北部山区镇压库尔德人的骚乱。后在历次战斗中，苏莱曼尼因屡立战功，获得晋升。1980-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由于他战功卓著，成为第41旅（塔哈拉拉赫旅）指挥官。1997年9月10日，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任命苏莱曼尼担任圣城旅第二任司令，主要负责对伊拉克、阿富汗等国的“特种作战任务”。在叙利亚内战中，苏莱曼尼曾协调亲伊朗的民兵组织帮助叙利亚政府对抗反政府武装，并参与策划和指挥军事行动。有美国官员认为巴沙尔政府得以存在至今，苏莱曼尼功不可没。苏莱曼尼于2014、2015年还协助指挥伊拉克政府军联同人民动员组织成员针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再次立功。他还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被列为一位将虚构传奇特工“007”詹姆斯·邦德、二战德军埃尔温·隆美尔、著名歌星卡卡等特点集于一身的人物。其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在伊朗普通百姓心中，他就是“战神”的化身。

普通民众向记者展示他与苏莱曼尼的合影。

圣城旅的来龙去脉

圣城旅（Qods）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较为精英的特种作战部队，主要针对伊朗境外各地区进行作战。从目前情况看，其人数规模在18000人至25000人左右，经费较为充足，偶尔可由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直接划拨。在这里，笔者需要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展历程、基本组织框架与职责做简要介绍。从历史上看，1979年4月，伊斯兰革命卫队得以组建，起初规模仅有数千人，主要由热衷支持革命的青壮年轻人为主。霍梅尼等人成立这支部队的初衷是为捍卫伊朗伊斯兰政权的稳固，同时也为制衡巴列维王朝的“帝国军”（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的前身）。在伊斯兰革命成立初期，这支部队也的确发挥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两伊战争期间，伊斯兰革命卫队发扬了敢于牺牲的精神，屡立奇功，获得最高领袖的青睐。20世纪90年代，伊斯兰革命卫队逐渐转型，涉足伊朗国内政治、经济领域，影响力日益增强。在内贾德总统时期，伊斯兰革命卫队成长速度十分迅速，内贾德政府内阁三分之一成员均有出身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背景。在鲁哈尼总统时期，伊斯兰革命卫队甚至引起总统的忌惮，最终不得不由最高领袖出面安抚。如今，这支部队在伊朗国内政治发展、经济领域乃至国家安全政策方面均能发挥独特作用，对伊朗最高领袖继承问题具有一定发言权。

从组织结构看，伊斯兰革命卫队隶属最高领袖领导，由最高领袖任命总司令指挥部队作战。最高领袖驻革命卫队代表处（Representative of the Supreme Leader）是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部平行的机构，主要负责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部下设有陆海空三军、巴斯基民兵（Basij）和圣城旅（Qods）。联合工作部（Joint Staff of IRGC）主要负责制定与传达作战任务，同样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领导。国防后勤装备部（Ministry of Defense and Armed Forces Logistics）与安全情报部（Organization of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等机构尽管不隶属伊斯兰革命卫队管辖，却承担着配合该部队开展日常工作的重任。整体来看，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组织架构较为清晰，各部门分工明确，能够相互协调完成各项任务。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职责也较为清晰，在伊朗国内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作用不可忽视，影响力也日益增大。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标志。

圣城旅作为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五大作战部队之一，主要功能是维护伊朗“海外利益”、打击外部恐怖主义势力、搜集各类情报，对伊朗国家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自“阿拉伯之春”以降，伊朗在中东地区苦心经营的“什叶派新月地带”很大程度需要依赖圣城旅开展具体工作。对于伊朗国家安全利益来说至关重要。在伊朗当今国家安全体系中，苏莱曼尼遇到紧急问题可直接向哈梅内伊汇报，无需经过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的同意。苏莱曼尼本人在伊朗国内的声誉也伴随他的多段传奇和“敌人”的“恨意”逐渐显著。从某种角度说，特朗普或以色列政府较为忌惮他本人和他统辖“圣城旅”组织的影响力和“破坏力”。针对他的暗杀行动也是为消除“眼中钉”、“肉中刺”。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07年美国政府就将苏莱曼尼定性为“恐怖主义分子”，对他的“盯梢”已经不是一天两天。再者，2019年4月，特朗普政府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也不符合国际法，更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立场看，暗杀苏莱曼尼符合本国“安全利益”。但这一举动的底层逻辑其实是将本国法律置于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之上，无视他国正规国家武装力量的合法地位。因此，这种“单边主义”举动绝不会符合人心，只会让国际社会更加厌恶特朗普政府的行事作风。

刺杀行动与中东地区的“多米诺骨牌”

那么，这一刺杀行动为何会选在2020年1月3日呢？从目前消息来看，大体有以下几个推测，一是此前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遭到攻击，美国特朗普政府此举是在报复。毫无疑问，美国情报系统对苏莱曼尼的行踪已有确切了解。无人机的精确打击这一情况说明他的身边人可能存在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是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副司令身边随行人员有可能发生“叛变”，将行踪暴露。二是，特朗普在获悉这一消息后很可能没有深思熟虑就做出“击毙”决策。这种举动也十分契合他本人的人格特质，他的当选本身就是一起“黑天鹅事件”，没有经过周详考就做出这种举动也不算意外。另外，他本人和总统班底大多数成员也对如今伊朗伊斯兰政权较为厌恶，这种举动也在情理之中。第三，特朗普希望继续打压伊朗，为自己在总统选战中赢得更大支持。

美国国内目前尽管出现反战游行，但不能以偏概全。从历史记忆看，1979年美国人质危机事件的恶劣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共和党内部大佬们对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敌意也并非始于特朗普总统时期。美伊之间的隔阂由来已久，四十年的积怨绝不可能因奥巴马政府的伊朗核协议而迅速化解。特朗普的“意外之举”恰恰是这种矛盾的直接反映。伊朗伊斯兰政权在对外宣传上，一直是“美国去死”（Death to American/U.S.A.）。2017年特朗普上任以来，对伊朗的敌意也始终如一。这种举动虽有跳脱和荒谬之嫌，却符合他一贯的对伊政策和立场。简而言之，就是“施压、迫使伊朗政府屈服”。这种简单粗暴地政策当然只会让美伊问题更加紧张，无助于地区局势的缓解。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暗杀行动究竟对他本人总统选举产生何种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那么，中东地区的“多米诺骨牌”是否会就此彻底倒下，海湾局势会不会更加恶化呢？我的答案是很可能会。从目前最新消息看，伊朗已经事实上退出了伊朗核协议的框架体系。这一结果属于正常可理解范畴，伊朗政府此举一定会得到本国大部分人民的支持。前文已述，苏莱曼尼在伊朗国内民众心中的地位并不低，属“国家英雄”一级。这种让人意外的“牺牲”方式与什叶派玛目侯赛因的“殉难”有相似之处。这只会将波斯民族的“悲情”情绪彻底最大化，让他们更加团结一致，对付美国。笔者曾体验过伊朗阿舒拉节的节日气氛，这种氛围如今因这一事件再次出现。伊朗政府很可能会将苏莱曼尼的意外死亡事件进一步浓墨重彩地进行叙事包装，将其与1953年的“摩萨台事件”联系起来（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通过政变方式将摩萨台总理赶下台，使权力重新集中到巴列维国王手中）。从某种程度看，这两件事都是美国政府对伊朗国家“不公正对待”的铁证。在伊朗政府的话语体系中，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更是不公正世界秩序的体现，必须坚决推翻。那么，从后续事态看，伊朗伊斯兰政权或将进一步发动国家力量和“什叶派军事网络”系统进行报复。近年来，伊朗凭借其在“什叶派新月地带”的领袖地位，逐渐将国家影响力扩散至整个地区范围之内。叙利亚战场、伊拉克国内政局、也门乱局、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问题中都有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影响。凭借这一网络，伊朗也可发挥比较优势，找驻中东各地美军的“麻烦”。当然，目前这一想法只停留在猜测层面。

显然，伊朗的报复之举会如何进行难以预料，只有哈梅内伊、鲁哈尼、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军官等政治精英们才能商定。从可能性看，“以卵击石”的过激举动容易导致美伊之间的战争，这是伊朗不愿看到的结果，毕竟实力相差悬殊。但如此重大的民族“创伤记忆”不能不治疗，民众情绪更必须安抚。如果这样的“苦果”都默然吞下，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威信将彻底丧失殆尽。对哈梅内伊来说，如何妥善地处理该问题，将是一个十分艰难地选择。目前，伊朗国内温和改革派的声音也绝对不会发出。毕竟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举动已经触及伊朗底线，如果继续沿用奥巴马政府的那套说辞绝对不能说服他人。从国际社会各国舆论表态看，和平解决是一种途径。问题是伊朗会接受吗？当然不会。伊朗目前采取实际举动退出伊核协议只是第一步。后续之举动必然取决于事态发展情况而定。不冷静的举动可能会出现，地区局势也会因此升级，但从伊朗这个拥有成熟外交经验的国家来看，这一结果发生概率不会太大。

最后，正如西方学者埃赫特沙米和兹维里在《伊朗和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德黑兰寂静革命的政治》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伊朗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国家”。我们对这个国家既不要轻视，更不能忽视，而应该重视。

伊朗德黑兰革命广场附近游行的伊朗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