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33年，我国将步入高度老龄化国家行列。

在12月30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9》发布式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发布了这一预测数据。

王培安表示，2000年-2018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了7个百分点。据预测，到2053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的4.87亿，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从目前的17.9%升至34.8%。届时，我国将跻身高度老龄化国家的行列。

2000年，我国是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当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0%；到2018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1.9%。也就是说，仅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了7个百分点。

快速加深的老龄化，为经济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老年抚养比。王培安说，当前我国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大致为1:4，203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1:2，2050年将达到2:3。

换言之，再过15年，平均每2个劳动力要养1位老人。

王培安表示，当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未富先老、未贵先老、边富边老等多种挑战，要充分借鉴国际经验，探索中国特色应对老龄化之路。

以下为王培安发言实录：

尊敬的高培勇院长，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论坛和发布式，大家都知道，现在全国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我们在这里召开研讨会，着眼新时代，立足我国的人口国情，深入探讨养老金制度的发展问题，意义深远而重大，在这里向论坛的主办方、向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及参会的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问候！在这里我特别要向郑秉文委员主持开展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9》非缴费型养老金的中国道路与国际实践这个课题取得的丰硕成果致以由衷的祝贺和敬意！

这项成果以我国的现实国情为出发点，聚焦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从国内实践探索和国际经验借鉴两个层面，分别介绍了我国的制度目标定位、内涵、发展模式和实施议程，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同时放眼国际，选取了多个应用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国家介绍经验、分享做法，为我国改革完善政策制度设计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研究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具有国际视角和历史眼光，值得学习和参考。

借这个机会，我也谈点个人的认识，与大家探讨。

一、要客观认识新时代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特点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的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任务最重。当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未富先老”“未贵先老”“边富边老”等多种挑战，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人口老龄化的规模大、增速快。截止去年底，全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是2.49亿，占总人口17.9%，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是1.67亿，占总人口是11.9%。2000年-2018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了7个百分点，是全球通期平均涨幅的2倍多。

据预测，到2053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的4.87亿，比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总和还要多5000万，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从目前的17.9%升至34.8%，高于同时期全球平均值约12个百分点。届时，我国将跻身高度老龄化国家的行列。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到2050年将高达2.4个百分点。

二是城乡和区域之间老龄化的差异较大。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导致农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超前于城镇。预计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到2028年将突破30%，高于城镇11个百分点，常住人口老龄化呈现东部放缓、中西部不断加快的态势，各省之间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也存在较大的差别。最早和最迟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上海和西藏，人口老龄化进程至少相差40余年。

三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任务重。我国上个世纪末进入人口老龄化是人均GDP近1000美元，相比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式人均GDP是5000到1万美元，我国老龄化社会的知识水平相对滞后，发达国家近百年来分阶段逐步呈现的老年问题，在我国可能会出现短时期内集中爆发，同步呈现。特别是老年人口对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强烈诉求，对我国社会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各界专家和社会各方面在社会保障领域加强前瞻性研究，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做到及时应对、综合应对，这是做好老年社会系列制度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也是迫切的需要。这是一点认识。

二、要全面树立和培育积极的老年观

要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基本国情。首先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从国际经验看，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口的增加对包括养老金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考验首当其冲，从其他国家经验可以看出，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收不抵支的问题日益突出，普遍面临提高缴费和降低待遇的两难选择。

当前，我国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大致为1：4，203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1：2，2050年将达到2：3，需要我们提前做好系统研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改革完善现有的制度体系。

同时，我们也看到，人口老龄化既是挑战，也蕴含着机遇。当前我国60-69岁的低年老人是1.4亿，占老年人口一半以上，到2030年将达到2.1亿，这些老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优势，是传承优秀文化、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他们也希望融入社会、贡献价值。

如何加强这部分老年人的人力资源开发，提升低龄健康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最大程度地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是我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叫70岁不拄拐杖，80岁不坐轮椅，90岁不躺在床上，100岁不挂在墙上。我们要倡导积极的老年观，消除老年歧视，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供更多机会、平台和制度保障，真正缓解人口老龄化给国家社会和家庭带来的负担和压力。

三、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作用，共同为老年社会贡献力量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几千年中国人民的美好追求。美好追求，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的国家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体系。

政府层面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好顶层制度设计。当前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前面说了一二三支柱发展较不平衡，第一支柱比较大，第二支柱是短板，第三支柱发展滞后。特别是第一支柱代替率偏高，就增加了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也影响了第二、第三支柱的发展。如果能够实现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和其他的职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替代之和，这样的制度设计才能更好地保障公民的老有所养。光有替代率的问题方法上、测算上有一些分歧，这也是正常的。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基本国情，逐步改革完善基本养老制度，逐步提高基金统筹的层次，稳步提高保障水平，逐步缩小人群保障水平的差异。同时要大力发展企业的职业年金，个人储蓄金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尽快建立符合国情的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形成涵盖基本社会养老保险、职业保障、家庭保障和自我养老保障相结合的多支柱、多层次、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养老保障的制度体系，确保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平稳度过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

社会层面要充分发挥智库和社会组织的作用，积极为老年社会智力供给献计献策，智库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重视智库建设，发挥智库作用是许多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措施。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攻坚和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无论经济社会结构不断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越来越需要广泛听取各方专家、学者的意见，并使之制度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更加需要建设一批高质量的智库，团结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专家队伍，这既是时代的要求，更是发展所需。希望在座的各位专家，特别是像郑秉文主任这样具有多学科背景，具有扎实理论基础，丰富实践经验和多年政策制度研究功底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为老年社会的治理体系建设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建言献策，共谋发展。

四、要充分借鉴国际经验，探索中国特色应对老龄化之路

只有放眼全球，充分借鉴国际经验，才能更好地把握我国在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方位，更加理性地进行制度设计和政策决策，才能避免一些国家走过的弯路，形成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份报告为我们展示了十多个国家的制度模式，占有大量文献和数据资料，为我们深化对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理解和认识，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也为我们借鉴国际经验，探索中国道路提出了有意义的政策建议。我认为值得我们相关部门深入研究，包括相关的学者专家研究思考。

最后借这个机会我还讲一讲中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这个就简单的点一点。

第一个问题，面临着不愿生、不敢生、生不出和生不好的问题。

不愿生，几十年的计划生育，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再加上生活方式、价值观，80后、90后生育主体，这是一种现象。不敢生，想生不敢生，因为相关部门调查的情况来看，全国二孩的生育意愿城乡平均下来是90%。

这是意愿，意愿到打算到实际行动还有一个距离，但是这里农村比较高一些，城市综合起来生育意愿也是80%。实际生的应该是要低于这个数，比如想生不敢生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生出来没人带，特别是0-3岁。现在养孩子的成本不一样了，叫养不起，跟我们那个年代不一样，有碗饭吃，有件衣服穿，那就行了，多个人多个碗多个筷子就行了，现在观念不一样。

生不出，现在不孕不育率比例高了，高达15%。还有出生缺陷发生率高，这是一个突出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我们知道的情况，政府高度重视，顶层设计不断的在出台措施、政策和文件。比如0-3岁托幼的问题，国务院前几个月专门发布了一个文件，还有相关部门的分工。

就这个事干起来，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它就可以影响生育率8-10个点。比如前年我到日本考察，日本厚生劳动省有一层楼办的就是托儿所，几十个孩子在里面，最大的3岁，最小的57天，上班就带上去放在那、还有哺乳室，中途可以去喂奶，下班带走，如果要出差还可以托管1-2天。大家就会说，日本还是高龄少子化，生育年龄还这么低，他出台相关措施以后，大家知道日本的生育率长期是1.2，采取了相关的措施以后现在是1.37，明显的上升，它的婚内生育率是1.4，还是有效果的。针对这个情况，要营造生育和谐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这句话包含很多的内容、政策和措施，这是一件事，这是出生率的问题。

关于出生率的第二个问题，还要说点大的。我们国家的人口发展，既面临处理好规模和结构的关系。我们差不多14亿人的规模，对于尚不发达的经济和省份，对于有限的资源环境这个规模还是大。但是人口多了不好，也不是越少越好，因为生育率低了结构性矛盾更突出，比如年轻人口太少，还有性别比率，还有老龄化更严重，所以既要考虑规模也要考虑结构。

关于规模问题，我简单介绍一个情况，从去年以来，世界上有名的政要和专家学者，包括世界银行，他们就倡导一个观点，人们应该关注根本性、深层次、长时间影响世界发展趋势的慢变量问题。如人口问题、生态问题、技术进步问题，他们认为影响世界发展当前最基础的、最全局性的、最长远的是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再一个观点，他们还认为，现在世界上的人口已经占用了1.7个地球的资源。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人均资源，比如森林、水、粮食、能源，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如果这个观点成立全世界超载了中国也超载了。全世界的人口发展也不平衡，比如非洲，非洲的生育率现在总和生育率平均才生4个多孩子，非洲有的国家还生7个多孩子。不光是区域和民族间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内也不平衡。刚才讲了日本很低，但是美国是1.8左右，联合国发布的人口报告，法国在2020年期间生育率是1.85，英国大致是1.7，就是发达国家内也不平衡。

第三，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国家的生育率我个人认为比较理想的是1.8-2.1之间。什么概念？2.1是世代更替水平，就是到了峰值以后人口就会下降，总人口减少不是坏事。但是不能下得太快，下降比较平缓就兼顾了规模和结构的矛盾，就考虑到规模比较多，结构上又不会出大的问题，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第二大家认为招工难、用工荒，缺劳动力，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劳动力数量不缺，不光是现在不缺，再过30年都不缺，缺的是结构性短缺，缺的是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年龄人口。

我就讲一个数字，西方七国国际口径，15-64岁劳动人口现在只有4.8亿，但是它的经济总量是我们3倍多，它的效率，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的7倍多，总量是我们3倍多、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的7倍多，再加上人家劳动参与率比我们低，人家妇女就业率比我们低，还有人家读书时间长。

我们现在是多少？同口径是9.9亿，2030年还有9.5亿，2050年还有8.2亿，就是到了2050年我们全面实现现代化，就是第五个现代化的时候，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都比西方七国还要多几亿。再加上科技进步，机器人、机器手，替代水平高了，更不需要这么多的劳动力了。

所以，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第一位的任务是就业布局的问题，不是劳动短缺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短缺。为啥？新疆缺人才，北京市人满为患，大学生、研究生找工作都难，中央不得不设置天花板。

人工智能的发展，第四次革命也好，或者第三次革命的延续也好，会深刻改变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劳动人口素质和技能这个矛盾会更加突出。

美国只有3亿多人口，他的消费能力、消费水平什么情况，我们国家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缺的是富裕了的人口，所以总书记多次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算大家都有钱，你去买豪车有这么多地方停车吗，买游艇有这么多地方放游艇吗？要享受生活，有这么多森林、绿草、湖泊、山林吗？每到节假日人满为患，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人口的数量和生育率与经济社会发展不是正相关的关系。

当然我们中国的人口发展还面临什么问题，比如流动人口的问题，2.4亿流动人口，他们的经济立足、身份认同、政治参与、文化交流，就算他落了户了，真正要和城市社会融合，这里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人口迁移流动的问题等，当然今天是老龄化的问题，前面已经说了。还有反贫困的问题，不是说明年总体消除贫困我们就万事大吉了，不是这样的，反贫困依然是我们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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