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美国第46任总统乔·拜登背负着美国人民的殷切期盼入主白宫。在就职首日，拜登就签署了17项行政命令，推翻了特朗普的一系列决定。

经历了特朗普四年任期的“腥风血雨”，美国经济积重难返，社会千疮百孔，疫情愈演愈烈，历史的重任就这样落到了拜登的肩头。对拜登政府来说，团结美国是目标，但经济复苏是第一要务，只有在此前提下，社会分裂的现状才能得以弥合，团结美国才不是遥不可及的梦。

在竞选期间，拜登团队早已推出税改计划，拿资本家开刀，同时继续对中产阶层实行减税，加大社会福利覆盖范围，最直接的目的是缩小贫富差距，同时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处境。

拜登的主张从公开之日起就遭到共和党的攻击，拜登和哈里斯团队甚至被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美国政府将怎么对资本家开刀？为什么要拿资本家开刀？民主党这一系列操作是否意在将美国武装成社会主义国家？

怎么对资本家开刀？

在过去四年里，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已经成为美国的代名词，贫富差距拉大是美国社会撕裂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美国社会本就面临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严重的分配不均的问题，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侵蚀着美国经济发展所奠基的自由市场。

拜登的口号是要让美国人团结起来，那么就必须选择向“贫富差距”宣战，从调节税收入手。

特朗普任期内的税改使得2018年美国税收占经济比重锐减2.5%；其中最具代表的减税作为，莫过于将美国联邦公司所得税原本分四级累进、最高税率35%的结构，自2018年1月1日起，改为单一税率21%。

拜登的税改则计划将税率一举提高至28%，并对账面利润达到100万美元的企业实行最低税制度。此前为了避税，有些公司将生产环节转移到海外，如今拜登还准备对在境外生产但是把产品卖回国内的美国公司加征10%的附加税。

在个人所得税部分，特朗普税改将所得最高税率从39.6%降为37%；拜登计划对于所得在40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恢复39.6%的税率。另一方面，现行工薪税中有关退休金部分，设有年度上限，超过上限的薪资不需要缴纳工薪税，这个上限金额根据通货膨胀调整；

此外，对于超过40万美元部分的薪资，也将被纳入征税范围。

遗产税和赠与税方面，特朗普的税改方案中规定遗产税和赠与税免征额为1170万美元，税率是40%，现在拜登政府计划将遗产税免征额和税率恢复到2009年的水平，即遗产税免征额是350万美元，赠与税免征额为100万美元，税率是45%。

显然，与特朗普时期相比，若税改按计划执行，遗产税和赠与税免征额度都降低了，且税率提高了。再者，拜登也计划取消所得一百万美元以上纳税人长期持有的资本所得、特定股利和利息的优惠税率。可以看出，拜登的税改方案和特朗普截然相反。

特朗普一直以来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其税改旨在增加预算赤字的同时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为了鼓励资本回到美国，支持企业的发展，缓解就业压力，特朗普豁出去了。

他本人认为减税帮助刺激了2018年和2019年的经济增长，这一时期的失业率从4.1%降至3.5%，特朗普在去年竞选中吹嘘其任期内政府最大的立法成就是2017年税法，当然，民主党人并不买账。他们认为特朗普的税改反而为那些不需要的富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而目前来看，拜登税改方案突出的特点就是两个字，“增税”。不过，这种增税不是“一刀切”式的对所有人都增税，而是对富人和大公司增税，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减税措施还将继续。

为什么要对资本家开刀？

对于拜登政府的税改方案，各界反应不一。持支持意见的认为，向富人和大企业加征税收是合理的，一方面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另一方面有助于缓解美国当前的债务困境，还能避免美国民主制度走进毁灭的死胡同。

根据测算，税改以后，到2030年，占美国纳税人1%的最高收入者的税后收入会下降7.7%，联邦预算在未来10年则有望增加3.3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当然也有反对的，他们的观点是增税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也会影响就业率。

为什么拜登政府会推出与特朗普截然不同的税改方案，共和党人大刀阔斧“减税”，民主党人一上台就急着“增税”，拜登政府盯紧了富人和资本家的口袋，难道这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吗？

拜登政府财长耶伦在就职演说中有这样的陈述：“大家都担心经历K型复苏——但其实早在疫情之前，我们就生活在K型经济之中，富者愈富，而另一些人群则越来越被忽视。”拜登政府财长耶伦

耶伦

早在拜登就职演说时就提到过“四大历史性危机”，其中之一就是当前仍未平息的新冠疫情，而雪上加霜的是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破坏性是史无前例的，甚至超过上个世纪30年代全球大萧条的破坏性。疫情使得耶伦口中的“K”型更加耀眼。

所谓的K型，其实是财富分化和社会割裂趋势加剧的一种直观表达，一部分人在上楼梯，而另一部分人则在下楼梯，形成分叉的走势，构成了一个大写的字母“K”。K型经济不是耶伦首创，近年来越来越多人都观察到，美国现在的经济表现看起来就像是K型经济。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近期发布的题为《拜登时代的中国与全球化：趋势与应对》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天是美国五十年来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时期。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占据了全国23.6%的财富，如今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占据了全国40%的财富，而在四十年前收入底端50%人群的财富是总财富的3.7%，2011年初收入底端50%人群的财富是总财富的0.4%。

在疫情期间，这种K型的分叉态势更加明显。根据这份报告显示，即使疫情重创经济，但是许多科技公司在股市屡创新高，美国亿万富翁平均增加了57%的财富，亚马逊的 CEO杰夫·贝佐斯的身价从2020年3月份至今已经翻了近乎一番。

另一组数据更触目惊心，美国大公司 CEO 的薪酬与普通工人工资的比率。这个比率从 1965 年的 21:1 上升到 2019 年的 320:1，而且四十年来，美国 CEO 的薪酬增加 1167%，普通工人的工资仅增加 13.7%。

有观察统计显示，在疫情中失去工作的多为低收入人群，而高收入人群工作较为稳定，其实原因很简单，企业进入经济下滑期，要开始裁员，低技能员工和少数族裔往往是最先受到冲击的人群。

从去年11月数据来看，美国非裔、拉丁裔和白人失业率分别为10.3%、8.4%和5.9%。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当前美国的贫富差距都已经到了零界点。

贫富分化仿佛一个多棱镜，映射出被繁荣掩盖多时的社会矛盾，种族冲突、政治极化、不平静的社会治安，美国社会逐渐撕裂。不同于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对于拜登来说，美国伟大与否已经不是优先议程，如果美国都不是完整的美国，如何能伟大？

因此在拜登竞选和就职演说中，“团结美国”是大写加粗的关键词。团结美国第一步就是从调整税收入手，缩小贫富差距。

美国当前税收现状是美国前400名富豪家族的平均税收50年来不断下降，从接近 70%下降到今天的20%左右。处在收入底端50%的人群平均税率则一直维持在20%，甚至稍有增加。

从特朗普任期内税改方案推行的后果来看，过去4年，最富有的400个美国富豪的总税率低于其他所有收入阶层，再者，特朗普2018年的减税不仅没有像他许诺的那样会减少政府赤字，反而使联邦赤字从2017年的6660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9840亿美元。

过去4年，美国政府新增债务达到7万亿，这使得美国总债务水平攀升至21.6万亿美元，使其目前的债务与GDP之比已超过100%，即债务规模已超过年度经济产出。

托马斯·弗里德曼近期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提到，由于减税、军费开支和几乎没有财政自制力，唐纳德·特朗普执政头三年里积累起来的预算赤字，达到了我们历史上只有在重大战争和金融危机时期才见过的水平。

拥有80%以上美国股票的美国最富有的10%看到了他们的财富在30年里增长了三倍多，而靠实体经济中日常有薪工作谋生的底层50%没有看到任何增长。

长时间以来，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更多地是刺激金融市场而不是实体经济时，就会出现“富人的社会主义，其他人的资本主义”，换言之，扶持富人的政策与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让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弗里德曼的美国观察不是空穴来风，过去数年，世界见证着霸权的陨落，撕裂的社会、高筑的债台和仍在蔓延的疫情，特朗普给拜登留下的每一份“遗产”都是“沉甸甸”的。

拿富人和资本家开刀对拜登政府来说是能在短期内解决困境的一大举措，当然，这也不是开历史之先河，只不过是将前进的车轮调整到原来的轨道上。税收增加的收入怎么用呢？就在3月6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拜登提出的1.9万亿美元的救助法案。

这个法案规定，80%以上的美国人将一次性领到一千美金；年收入十万美元以上、有两个孩子的夫妻每人可以一次性领取五千六百美元；因疫情失业的人可以在原有基础上每周再领取三百美元。

这就是拜登政府的纾困计划。用直接发放福利金的方式来缓解疫情带来的失业问题和社会矛盾。

其次，拜登政府还将优先考虑对国内基础设施和重点领域的投资，以期带动就业，同时为重振经济提供动力。其中就包括能源、生物技术、先进材料和人工智能等领域。

当然，拜登政府的税改计划只是一个构想，仍未付诸行动，前景如何都只是推测。有观点认为，在当前经济仍然低迷的时期，若开始加税，企业将更难恢复活力。耶伦的态度则是，这一税率仍将“大大低于此前数十年的水平”。

并且，企业税率的提高将伴随着“巨额投资”，这些资金可以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和其他促进美国企业发展的项目。富国银行全球市场策略部主管克里斯托弗(Paul Christopher)认为，拜登政府的税改可能会拖到明年才执行。

从时间轴上看，关于加税的复杂谈判需要耗费近一年的时间。而且到今年年中，国会又必须决定是否提高联邦债务上限的幅度，这个对新政府来说同样是棘手的问题。而2022年下一届国会选举周期也临近了。因此他判断，国会可能只允许有限的加税。

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击

去年当拜登宣布与哈里斯结成竞选搭档时，特朗普阵营对此发起猛烈攻击，甚至给他们贴上了“社会主义者”的标签。在资本主义大阵营给对手扣上“社会主义者”的帽子，特朗普的居心昭然若揭。

他可能试图偷换概念，让选民看到“社会主义”的时候自动联想到“共产主义”，但事实是这两个概念相去甚远。回溯历史，社会主义主张是19世纪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深化和加剧之后产生的。

彼时的社会主义一开始着眼于经济形式，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源拥有和控制方式，后来演化成政治和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对美国人来说理应不陌生。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中，罗斯福新政实现了政府这双“无形的手”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目的是调整资源的分配，帮助有需求的人，保护弱者，解救受盘剥的人，真正保卫普通民众的资产。

如果说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算是社会主义的表现，那么罗斯福新政就明显包含了社会主义的成分，是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实践。而且，倘若没有这场新政，美国也根本无法走出大萧条的泥沼。

六七十年代是西方左翼运动高涨的时期，美国也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就是其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代表之一，他们呼唤社会福利，关注弱势群体，社会主义作为思潮和运动在历史上未曾覆灭。

从历史发展来看，思潮也好，实践也罢，“社会主义”往往是对资本主义特定发展阶段积累矛盾的反馈。当前民主党出现的“左倾”趋势，是对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反击和修正。

马丁路德金

美国为了走出经济滞涨，在八十年代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鼓励自由竞争，让市场发挥作用，放弃管制，削减福利，取消工会等，美国经济走向了金融化。而金融化在给美国经济带来新的动力的同时，也使得资本主义自身的固有矛盾日益凸显。

2008年的金融海啸以及随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经济过度金融化的直接后果。经济发展的红利没能真正惠及普通民众，相反，资本家从中捞取了十足的利益。

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有更多的人开始反思制度，有调查显示，近年来美国人中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比重有增长之势。在此背景下，2016年宣布参与总统选举的桑德斯老人以其“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吸引了关注的眼光，拜登对桑德斯的主张也表示赞赏。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新政府的主张确实有“社会主义”的影响，其大致的施政方针旨在大幅改善社会福利，其中包括扩展奥巴马时期的医疗保险，扩大大学免学费的范围，并推行全民学前班教育等。

但是拜登政府的这种倾向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恶果改变了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偏见，实践也表明资本主义的良好运转需要“社会主义”这一剂良药。因此，对于美国过去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而言，拜登政府的“社会主义”主张恰如“拨乱反正”。

一个幽灵，一个社会主义的幽灵一直徘徊在资本主义的上空。世界从来不总是二元对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调试，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线性和简单的循环，人类需要在不断地回望中前进。

出处：头条号 @趣史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