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0岁的避孕药，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使妇女在性、生育和工作上得到了自主。然而，在中国，它的命运却迥然不同。避孕药研发的最初目的，是治疗女性不孕症。

　　避孕药的主要研发者之一，来自哈佛的约翰·洛克曾是治疗不孕症领域的专家。当时人们早已知道雌性激素会抑制女性排卵，而洛克的研究思路是：让患者在4个月之后停止使用药物，期望出现反弹效应，让女性开始排卵。他的试验取得了进展，但是当格雷格里·平卡斯加入之后，研究开始改弦易辙。为何不用激素作为避孕手段?平卡斯是研究节育的专家，他获得了当时节育运动上百万美元的资助，却没有进行临床试验的执照。

　　他们的合作是成功的，避孕药在两人手中诞生了。并没有大张旗鼓，1960年5月11日，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世界上第一种口服避孕药Enovid，这一天被当作避孕药的诞生日来纪念。但事实上，早在1957年，Enovid已经获批准上市，当时它所标识的作用是“调整妇女经期”，只是在副作用一栏里此地无银地加了一句 “它会抑制女性排卵”。这种药片很快就被用来避孕，1960年的批准只是为它正名而已。

　　避孕药诞生时，正好遇上了欧美火热的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年代。和其他避孕措施不同，避孕药让女性在性和生育方面获得了自主，因为避孕药的吃还是不吃，是女性自己说了算。

　　女性生育的自主首先带来的是工作的自主。在避孕药普及的1970年到1975年，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从23岁推迟到了25.5岁。与此同时，女性因婚姻而辍学变得更为少见，女性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倍增加。而上世纪60年代欧美雇员短缺的状况，也使得雇主们不得不接受了 “职业女性”的形象。性的自主还带来了女性身体的自主。为了性的快乐而享用身体，被认为是正当的、无罪的。婚姻本身已经由生育的契约，变成了性伴侣之间的关系。

　　1999年，《经济学家》将避孕药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进步”，认为它对人类的贡献超过了相对论与核反应堆。

　　避孕药在中国的尴尬

　　然而，避孕药在欧美掀起的巨大波澜，却似乎与中国无关。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仿效前苏联鼓励生育，生孩子多的母亲被尊称为“英雄母亲”。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但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场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争论已经展开，并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高层领导的表态隐约透露出一个信息：中国也要开始提倡节育。1956年，国家投资200万元在广州建成了中国第一条避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