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文

古代货币史研究，一直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最困难的一支，学术进展步步艰难，一般的经济学者都不愿意碰这个领域。经济史研究更关注长时间、大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所以，经济史学者不仅要探讨一个时期有无铸币，还需要解答一个时期的铸币数量、应用范围等经济学问题。唐宋以前的货币史问题都极富挑战，传统文献不能提供完全可靠的证据，简明可靠的新方法也不知在何方。对于今天的中青年学者而言，这个领域令人绝望。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依循，想要学习识别历代钱币都不得其门而入。

而台湾东华大学陈彦良教授的《币制兴衰四百年》，勇敢地采用历史与考古结合的研究方法，在中古货币史领域提出一系列新见，为沉寂已久的货币史研究带来一阵清风。此书堪称货币史方面的杰作，受到诸多经济史研究学者的交口称赞。

我在学习古代货币史的过程中，感受货币史研究难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由汉末至唐初，历代铸钱的外观造型都颇为相似。汉武帝推行五铢钱以后，除了新莽短暂时期，大多时候都是五铢钱的天下。历代铸造的五铢钱，形制相似，可能只有细微差别，非经验丰富的专家不能分辨。

第二，中国历代都有因袭前朝甚至更古老货币的习惯，所以前朝货币往往在后朝也广泛流通。同时，只要货币价值发生波动，人们就有融化前朝优质货币、重新铸造劣质新钱的冲动。收藏家都喜欢收藏优质古钱，而市面上真正流通的多半只是劣钱。

第三，在中古时代，多种货币并行是很常见的事。有时一个地区铸造新钱，但数量远不足应付市场货币交易，就会同时允许流通前朝旧钱。货币本身就有流通特性，所以古钱经常会跨越时空、跨越地域地起到流通作用。

第四，货币史关注的重点是经济活动、货币活动的真实情况，所以要研究各种铸币的实际铸造数量和使用范围。考订某一时期是否曾经铸币，只是第一步，后续更重要的工作是研究这些铸币的数量。因为前朝货币经常被后世融化重铸，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古钱都只是流通中的偶然或意外，很难反映实际的情况。

从经济动机看，历代政权都有利用铸钱来掠夺财富的习惯。掠夺手段一般可分为两种：铸小钱和铸大钱，背后的原理相通。所谓铸小钱，就是铸劣钱，发行含铜量更低、铸造水平更差的新钱，规定它与含铜量更高的旧钱等值，可以相互兑换，从而掠夺拥有旧钱的人民手中的财富。铸大钱，就是铸质量还比较好的钱，但让它贬值，强行规定它“当十”、“当百”甚至“当千”，而它的实际含铜量可能只是“当二”、“当三”。通过这种做法来掠夺财富更为直接，但也更容易引发人民的反抗。

经过几代钱币收藏家和研究者的考订工作，中国学界现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古钱序列。古钱的铸造和流通数量终究还比较大，所以中国好几家大型博物馆都有完整的历代古钱收藏和陈列。现在拿到一枚古钱，对照样本进行断代考订已不是什么难事，下一步就是研究这些古钱在各个时期经济活动中的实际作用。

近年来中国各地积极推动基础建设，发掘出大量的古墓，古钱是古墓中最常见的物品。现代考古趋于规范，会记录各个古墓中出土古钱的形制和数量。积少成多，当各地发掘古墓数量达到一定程度，考古断代逐步明晰，墓中出土的古钱形制和数量就有了统计学意义，一种全新的方法逐渐开始在货币史学者手中流行。

当然，陈彦良教授很清楚，通过统计分析各地古墓出土古钱来推断当时当地的货币活动，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保证古钱在地下的分布与当时地上的分布相一致。但是我们仍能有把握地推断，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葬俗，或者按照方便处理的常识考虑，墓中古钱应多为当时日用之钱。所以结合考古蕴含的时间、地理信息，就能对古钱的流通做一些推断。

陈教授的创见极多，不妨举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例子。

第一例，有关三国时期魏蜀吴各国的铸币情况，学界公认，汉末货币制度崩坏以董卓铸小钱为发端。董卓占据长安之后，指使手下挖坟掘墓，到处搜集铜材来改铸小钱。小钱质量太劣，以至于“文章轮郭不可把持”，而物价就此飞腾，“谷一斛至数万”。

董卓铸小钱、大破坏彻底破坏了原有的五铢钱系统，而要让老百姓重新恢复对旧有五铢钱的信心，是十分困难的。而且时局混乱，很长一段时间，无人主导铸币，市场上的流通性极为不足，使得货币经济必然地向实物经济倒退。

董卓小钱对于后来盘踞中国北方的曹魏政权，影响最大。现有考古证据表明，曹魏五铢确实存在，但质量极差，远不能与汉五铢相比。同时，曹魏时期古墓中的曹魏五铢数量也极为稀少，远不能与汉五铢相比。这说明曹魏的货币制度不健全，当时仍以汉五铢为主。而且大量文献表明，曹魏采用实物租税，同时在各地都大规模推行屯田。在强有力官营经济模式下，货币的使用范围被缩小，货币使用的机会也大大降低。这种官营经济确实保证了曹魏的社会稳定，但缺乏流动性，也阻碍了经济潜在的发展壮大。

对比一下，蜀汉政权的货币政策就不如曹魏那么稳健。蜀汉政权是外来政权，基础不稳，尤其需要铸币来充实财政。所以刘备一入成都，就听从谋臣的建议铸造“直百五铢”，利用贬值的大钱来敛聚财富。从刘备到刘禅，始终没有停止铸大钱的进程。在蜀汉早期，市面上还以汉五铢为主要流通货币，而到了后期，由于诸葛亮持续北伐，军费耗费极大，铸大钱的频率迅速增加，直百五铢、太平百钱等成为市面上最主要的货币。而蜀汉政权最终也在货币趋于失控的背景下消亡了。

蜀汉政权一直发行劣币，而且劣币的数量颇为不少，但与孙吴政权相比，却又算不上什么。孙权在称王之后，马上就铸造了“大泉五十”。这种劣币与蜀汉的直百五铢相比，还算克制。可是十多年后，孙权又铸了“大泉五百”、“大泉当千”，这就较为离谱了。近代考古甚至发现，孙吴政权曾铸造过“大泉二千”、“大泉五千”，这些货币不可想象，必然会遭到严厉抵制。

不过考古也证明，孙吴政权的这些大钱并未得到广泛流通。孙吴时期的古墓中，数量占优的货币竟然不是自己的货币，而是蜀汉的直百五铢。这说明蜀汉与孙吴的经济关系十分密切，蜀钱能在吴国广泛流通。同时这也说明，蜀汉与孙吴的铸钱数量严重不足，都面临流动性不足、通货紧缩的问题。两国都没有耐心铸大量足值的五铢钱来逐渐满足市场需要，都采用了急功近利的铸大钱方法。最终，两国的经济秩序都趋于崩溃，政治统治也宣告终结。

历史上的政治、军事教训，经常为后人所总结。可是经济、货币上的教训，却一直少有人总结。中国铸币不足、通货紧缩的状况，到了两晋时期，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后人用“两晋不铸币”，来形容这一时期中国总体的货币政策。不铸币的后果是，日常交易需求难以满足，货币经济向实物经济退化。仅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能推断两晋时期悲惨的经济水平。这个基本的道理，直到近代经济学昌明，才逐渐为人所理解。

第二个例子是对“短陌”的研究，这也是经济史中另一桩学术公案，吕思勉、陈寅恪等很多学者都有论述。南朝萧梁时期，废除铜钱，推行铁钱，开始铸“铁五铢”。在中国，铁矿远比铜矿易得，铸造成本也更低，官僚亲信与民间一同私铸，导致市面上铁钱数量大增，价值大跌。民间交易一般以“陌”为单位，即一百枚钱。在推行铁钱时期，有些地方以七十当百，有些地方以九十当百，把这些数量的铁钱就视为一陌，被称为短陌。而且各地短陌“短”的程度不同，离首都越近，短陌越长，而离首都越远，短陌就越短。铁钱与短陌交互作用，最终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皇帝不得不下诏“通用足陌”，这种举措当然遭至严重反弹，最终铁钱与陌制共同瓦解。

细读此书可以发现，虽然币制变迁反复，花样繁多，但根本性问题即流动性不足、通货紧缩的现象，历代都未彻底解决，直到唐初仍然如此。历代统治者都不理解大量铸币满足日常流通需要的经济学原理，只是在财政危机的时候，通过铸小钱、铸大钱来掠夺财富，最终导致经济崩溃和政权瓦解。陈教授用一句话来概况自己对中古货币史的总体看法--“长期通货紧缩背景下的反复通货膨胀扰动”，是颇有洞见的。

货币史所揭示的秘密，可能正是我们认识王朝更替、历史变迁的重要视角，这也是《币制兴衰四百年》蕴含的宝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