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星期五的下午6点，杨安泽（Andrew Yang）的办公室电话响了。

他伸手去接，而后愣住，手停了下来。电话是他所在纽约律师事务所的人事协调员打来的。他知道，如果接了电话，整个周末他都将会坐在办公桌前处理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文件。

这一幕发生在1999年的秋天。当年，24岁的杨安泽找到了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他走的是一条“精英路线”，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校、布朗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最后在达维律师事务所（Davis Polk & Wardwell）——美国首屈一指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算上工资和奖金，他一年可以挣15万美元。

但他盯着电话，脑海中唠叨不止的低语突然变成尖声的警报：他选错了工作。他想做一名创业者，而非坐在那里帮人写合同文书。

任由电话铃声发作，他溜出了办公室的门。这次小小的“叛逆”，是他日后从律师到企业家所迈出的第一步。

20年后，作为2020年美国大选的华裔参选人，他打破常规的互联网商业建设者的职业生涯，成为了他打破常规的选举活动的基础。他宣传着自己在创建初创企业，以及培育专注于公益企业等方面学到的经验。

他在竞选中提出的“招牌”政策——每个月给18岁至64岁的国民派发1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是所有主要候选人中所提出的最另类的提议。

走“精英路线”，却偏要脱离舒适圈

这样的另类提议是杨安泽喜欢打破传统的一个产物，该苗头从他2000年初决定辞去律师事务所工作，走出“金钱、权势和舒适圈”时起就开始发芽。

美国华裔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左二）从布朗大学毕业时与父母及哥哥的合影。图据《华盛顿邮报》

杨安泽经常提及，在律师事务所的日子是他“人生中所度过的最糟糕的五个月”，“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就像参加一场吃派（pie）大赛，如果你赢了，你的奖品就是更多的派。”最近一次杨安泽从华盛顿到纽约的火车上接受采访时，一边匆匆咬几口火鸡三明治，一边说道。

辞去法律工作并不意味着真正离开。在新千年开始之时，他和法律事务所的另外一名同事创建了一家互联网初创公司，致力于帮助名人利用他们的名声为慈善筹集资金。

但这次创业失败了。他破了产，失去了自己的房子，瘦了不少还失去信心，同时还不得不担忧如何才能还掉上大学欠下的11万美元债务。但他很快重新塑造了自己。“没接那通电话，我从未后悔过。”

喜欢钢琴二重奏的书呆子

今年44岁杨安泽是美国华裔后代。父母分别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博士和统计学硕士，母亲现在是一名艺术家。

杨安泽的父亲在通用电气找到工作，随后又开始为IBM工作。作为镇上少有的几个亚裔孩子，杨安泽看起来很书呆子气，常被欺凌。他玩过《龙与地下城》，还有钢琴与网球，因为父母曾说过，大学喜欢全面发展的学生。他的哥哥劳伦斯，目前是纽约大学的一名教授。他的母亲南希·杨回忆称，兄弟俩喜欢表演钢琴二重奏，经常赢得当地的比赛。

杨安泽的父母知道他非常聪明，但不是特别有动力。他们告诉他，“如果你失败了，那是因为你没有努力尝试过。”

“安泽很小的时候曾对我说，‘我真不怎么在乎成绩如何，但我知道你喜欢我拿A，所以我为你拿回了A。’”

他的家庭重视教育：除了哥哥外，他的父亲、叔叔和堂兄都成为了教授。“对于第一代移民而言，工作的稳定性是最重要的，”南希·杨说道，“我们认为要找到一份好工作必须要接受好的教育。”

从“天才少年中心”到精英学校

12岁时，父母把他送到了“天才少年中心”，这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学业优异的孩子专门开设的一个暑期项目。杨安泽把它称之为“书呆子训练营”。接下来五年的暑假，他都是在这里度过。

杨安泽（二排右二）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天才少年中心”。图据华盛顿邮报

为了进入“天才少年中心”，他必须参加SAT考试，即美国“高考”，在申请大学时才会考的试。1600分的总分，他考了1220分，比那年考大学的大多数高中生还要考得好。看到他考取的如此高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官员们非常惊讶，并要求他在接下来的3个暑假里每年考一次。

13岁时，他得分1310分；14岁得分超过1400分；15岁时，他的分数超过了1500分。当到了申请大学的年龄，杨安泽称他都不用再考SAT了，因为他15岁时的成绩即便是申请最顶尖的学校都已经足够。

上到10年级时，一位同学和他谈到了埃克塞特（Exeter）——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所精英寄宿学校。杨安泽认为，该校听起来像是大学的一张绝好入场票。父母很高兴地为他掏了学费，当时一年的费用为1.7万美元。

“这是我们没有计划到的规划，”南希·杨说：“但他告诉我说他想成为佼佼者中的佼佼者，他可以成为那儿最好的学生。我很难拒绝他。”

但入学后，杨安泽才发现他格格不入，因为埃克塞特长期以来被视作循规蹈矩学生的传送带。在当时的一张班级照片中，杨安泽站在一群穿西装打领带的白人孩子的中间。他穿着一件法兰绒衬衫，双手放进宽松牛仔的口袋里。不过这座学校的学术十分严谨，在这里，杨安泽入选了美国国家辩论队，并且到伦敦参加了世界锦标赛。

“成为又聪明又成功的人”

后来，杨安泽同时被斯坦福大学和布朗大学录取，最终他选择了后者。他学习了经济和政治学等专业课程，而后还参加了法学院入学考试，180分的总分他考了178分，于是被哥伦比亚法学院录取。“我想成为又聪明又成功的人，法学院似乎是条很好的路。”杨安泽说。

索菲亚·阮是杨安泽在布朗大学的一位好友，她说，杨安泽为了让父母高兴学习非常努力。

杨安泽（左一）与家人。图据华盛顿邮报

杨安泽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室友劳伦斯·吴称，杨安泽非常聪明，不用特别努力就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绩。他们都认为加入纽约的一家大律师事务所，是意料之中的事。顶尖公司往往喜欢在顶尖的法学院中招聘。

这些大公司给第一年参加工作的员工所发放的年薪为12.5万美元，另外还有几万美元的奖金。为了上哥伦比亚大学，杨安泽借了大约12万美元。因此一份高薪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是“取得部分投资回报”的明智方式。

“感到毫无意义和空虚”

1999年9月，杨安泽走进了达维律师事务所的大门。他被分配到一间小办公室中，和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乔纳森·菲利普待在一起。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长超过80小时，主要负责审阅文件和合同，为资深合伙人写总结，打印文件等。“这让我感到毫无意义和空虚，”杨安泽说。

为了搞清楚自己是否只是为了钱而做这份工作，杨安泽称他对自己做了一个小“测试”。他去了百货公司，为家人购买了羊绒围巾和其他礼物，带回家后发现家人似乎很喜欢。“我就想，这些足以让我做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了么？肯定不行。”

杨安泽对创建属于自己公司的想法无法自拔。当把辞职想法告诉父母时，他们最先问的问题是，他的债务怎么办？“我自己解决，你们不必担心。”

放弃高薪，让父母不太开心。他们为了支付他的学费，曾申请了两次抵押贷款，本以为他的高薪可以让他们高枕无忧。

坎坷创业路也“充满活力”

由于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关系，杨安泽的同事菲利普了解到，许多明星慈善晚会募捐而来的钱，有许多用于了慈善机构的日常管理和开销，这让他震惊。他想到了一个做慈善的好主意：建立一个在线平台，将明星和支持慈善的粉丝直接连接到一起，省去中间慈善机构的开销。

当把这个想法告诉杨安泽时，他的激情一下就被“点燃”了。两人争取到律师事务所的无偿法律援助，辞职创业。当时杨安泽手中只有1万美元的存款，公寓每月租金1600美元，每个月还要还学生贷款1200美元。

由于其创业投资公司在就业方面成功显著，杨安泽还受到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接见。图据华盛顿邮报

这家起名为“Stargiving”的公司曾取得过一些成功，但5个月后杨安泽的个人财务就破产了，信用卡也透支到最大额度。2002年，这家公司最终没了生意而倒闭。杨安泽继续尝试了其他事业，有成功也有失败。而后依靠经营一家商学院备考公司，2009年卖掉时为他赚取了“小几百万”的资金。2011年时，他创立了创业投资公司Venture for America，成为一个支持其他企业家创业的成功孵化器。

由于该公司在就业方面成功显著，杨安泽还受到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接见，被授予“变革先锋”称号。他还在2015年被选为“全球创业精神总统大使”。

杨安泽说他从不后悔学习法律，这让他“更有条理和注重细节”。但另一方面，法学院教他的谨慎分析会妨碍他作为企业家迅速做出决断。他说，他必须“卸下”法学教授们交给他的部分知识。

“尽管Stargiving公司失败了，但它仍是段充满活力的过程，”他说。“那是一段自我反省的时期。很容易会有失败感，你做着旁人无法理解的工作，挣的钱也不如朋友多。但你至少尝试过了。”

红星新闻记者 王雅林

编辑 张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