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哥德堡号，就不得不说到清代的中瑞贸易；说到清代的中瑞贸易，有个中国人的名字不得不提。他就是曾经的广州首富潘振承（“承”一作成），广州“同文行”创始人，首任十三行公行总商，当年瑞典商人在广州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潘振承（1714-1788），又名启，字逊贤，号文岩，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白礁（今福建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白礁村）人。其父潘乡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较为贫苦。潘启是家中五个儿子中的老大，他13岁就开始辍学，到海边给人当船工。

三下吕宋，外语深通

据族谱记载，他曾“往吕宋国贸易，往返三次，夷语深通”。

闽南有句俗语叫“行船走马三分命”， 说的是海上船工的危险性。但穷人家的孩子，为了生计，哪有太多的选择。 他曾经三次跟船南下吕宋（今菲律宾），贩卖茶叶、丝绸、瓷器等物品给西班牙、英国、葡萄牙等外国商人，获利颇丰，积攒了他人生奋斗历程的第一桶金。

在大帆船时代，远洋航行深受季风气候、洋流的影响，商船每次买卖货物后，并不能及时启航，要等到顺风顺流时才会出发。这样，每一次出海谋生，潘启都有一段逗留吕宋的时间。

他是个善于学习的人，靠着年纪轻、头脑灵，在滞留吕宋时期，他学会了西班牙语，广东英语与广东葡萄牙语，可能还会澳门葡萄牙语，据说这是十八九世纪穿行亚洲的各国商人常说的方言。通晓外语给潘振承日后从事洋行带来巨大的优势。

到广州发展，创办同文行

积攒一定本金后，24岁的潘启于乾隆三年（1738年）由闽入粤，到广州谋求更大发展。 广州是清朝当时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他先是在一个姓陈的老乡开的洋行里做事，由于工作努力，能力出众， 陈姓老板十分信任他，委以重任，他因此积累到了很多洋行生意的经验和人脉。

1742年，陈姓老板“获利荣归”，积攒了足够资金和阅历的潘振承便向朝廷申请当十三行行商，获准后仍以原商号名经营洋行。数年后，更名为“同文行”。“同文行”的意思是“没有语言障碍的公司”，他又给自己选了商名“启”，以显示其创业的志向。

由于他务实开放、经营有方、敢为人先，生意越做越大，积累了雄厚的财富。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潘启被清政府选为广州十三行商总，是历史上连续出任商总时间最长的商人。

十八世纪的“世界首富”

兴盛期的潘家不仅是广州首富，而且富可敌国。

潘家究竟有多少钱？当年与潘启做过生意的一个法国商人曾给《法国杂志》报料说，潘家每年消费多达300万法郎，财产比西欧一个国王的财产还要多。为此，潘启被《法国杂志》评为十八世纪“世界首富”。

而且潘家之富贵，达三世之久。在广州一口通商85年历史中，潘家担任总商的时间就占去39年。当年的潘家花园规模超过大观园，洋人都以在潘家花园宴饮过当做殊荣。

▲ 潘家花园海山仙馆，由英国画家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绘画。

“夷人到粤必见潘启官”

潘启做洋行贸易做得如此成功，据说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语言优势

由于他懂四国语言，与外商打交道有很大的优势。

和洋人打交通多，他也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在广州十三行中，他第一个使用汇票与外国商人贸易结算，减少白银交易所带来的不便，促进了资金的快速流转。

二是他与洋人关系都很好

清朝政府一直都是重农轻商，对海外贸易几乎没有主动进取意识，在天朝大国的傲慢心理下， 早年来华贸易的外国商人，一开始受到很多限制和轻视。另外，由于广州行商是垄断贸易，洋人在商业出现问题时相对弱势。

但是潘振承为人公允，与洋商打交道时不卑不亢，以礼服人，以诚相待，遵守国际市场游戏规则，因此赢得洋人的广泛尊重。外国人都称他为“潘启官”，“夷人到粤必见潘启官”。

三是诚信经营

当年外贸生意中，最大的出口商品是茶叶。每年大约有一百条各国船只冒着巨大航行风险来到中国，就是为了茶叶。

但是外国商人面对中国茶叶的品质问题，常常头大。

▲ 十三行时期广州茶叶店铺。

有史料记载，清代广东行商在出口茶叶时有以次充好的情况。茶叶不同其它商品，其等级和品质不容易一眼望知，即使检测也只能抽检，因此就有商人装箱时投机取巧，将品质好的茶种放在箱的上层，中间部分混入品质低的茶叶，有时甚至会发生以“废物”（比如其他树叶）代替茶的情形。这种“混合茶”在伦敦时常遭受批评，但英商索赔时却很困难。

在诚信普遍缺乏的时代，潘家出口的茶叶质量却没有发生过问题。为了取信外商，他还开了退赔茶叶的先例，愿意赊购商品，只要有任何品质问题，索赔一箱就补偿一箱，为此东印度公司称赞他为“行商中最有信用之唯一人物”。

也正是由于他信用可靠，为了拿到他家的货，外商常常乐意给他预付款。1772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管委会给潘启的生丝预付款银12.5万两；1774年底，生丝预付款银24万两；1780年，又预付给潘启白银60.15万两。同文行充足的资金运转，进一步扩大了他的贸易量。

▲ 位于广州南华中路的潘氏大院是目前少量现存的十三行遗址之一。

瑞典人心目中的中国NO.1

瑞典东印度公司第一艘商船来广州贸易时，与之做生意的就是潘振承。当时他还在陈老板的商行做事，自己跑上跑下，尽心尽力，给首次来华的瑞典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瑞典人满载而归后，取得了很好的利润，于是便接二连三地派船来华。

经过几次合作， 瑞典人认定了潘启是个见多识广又诚实可靠的生意高手，瑞典东印度公司从此认定买他的货色，成了他的固定客户。 包括“哥德堡号”在内的瑞典商船每一回出现在珠江口时，都指名要和他的洋行做生意。

曾有人著述认为潘启曾到过瑞典。但以当年往返欧洲一趟少则两年，多则三年的时间推算， 这种说法又不太牢靠。不过，虽然无法考据他是否真的到过瑞典，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潘启名下的同文行与瑞典的商贸来往是非常密切，而且关系超好的。

虽然总量来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额最大，是潘启最重要的商业伙伴，但是对于瑞典东印度公司来说，潘启和他的同文行却是瑞典对华贸易最重要、也是最信任的商业伙伴，是瑞典人心目中的中国 ‘NO.1’。

▲ 十三行时期的广州。

直到今天，瑞典的哥德堡博物馆仍藏有潘启的玻璃画像，这是欧洲所有博物馆中唯一珍藏的一幅古代中国人画像——据说这是当年潘先生亲自送给瑞典东印度公司老板兼大班尼克拉斯·萨尔格林(Nicles Sahlgren)先生的。 瑞典人没有忘记“哥德堡号”的历史贡献，同样没有忘记这位中国合作伙伴。

哥德堡大学图书馆至今还珍藏着一份购货合同，上面有潘振承于1767年的亲笔签名。

作为商人，潘振承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留下太多记载，但是在外国青史留名，让外国人在博物馆怀念的，可以说是极少的了不起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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