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市场乌云密布，风险正不断聚集。

首先，债务危机一触即发。

2019财年美国政府债务总额新增1.2万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22.72万亿美元，相当于本财年GDP的106.5%，早已突破学术界给出的“常态经济能支撑的最大债务占比为90%”的标准。

与此同时，截至2019年8月底，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已经突破了1万亿美元。整个2019财年（从2018年10月1日开始至2019年9月30日结束），美国的财政赤字有望超过1.1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雪上加霜的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美国政府只能不断提高债务上限，今年7月，特朗普与两党领导人就未来两财年政府预算和债务上限达成协议，其中2020财年政府预算总额较上年增长500亿美元至1.37万亿美元，2021财年为1.375亿美元。

美国持续膨胀的债务早已成为全世界的“心头大患”，不断冲击着全球信用底线。

更加危机重重的是美股。

美国市场的“失血”局面正进一步加剧股票市场的动荡。

自去年以来的资金大撤离仍在继续。今年1月加上去年12月，外国投资者两个月净卖出2572亿美元的美国资产，创下2009年2月以来的最大两个月净流出。

而据美国10月17日数据，美国8月外国官方资本净流出达510亿美元，其中美债主要持有国抛售了305亿美元美债；长期投资组合资本净流出411亿美元，创下去年12月以来的最大月度净流出额。

美元流动性不足继而上演。9月17日，美国隔夜一般抵押回购利率大涨最高触及10%，创下史上单日最大涨幅，同时也刷新金融危机之后的新高，美国货币市场利率大举飙升，美国市场惊现“美元荒”。

在此背景下，标普500股票的流动性情况正在恶化。

截至10月19日，标普500指数成份股过去90天的日均成交量已经跌到了近十年的最低点。这些股票的日均成交量目前只相当于美股市场总市值的7%左右，而2010年到2013年期间，这一比率曾经达到21%的平均水平。

成交量严重缩水，意味着一旦有抛售行情发生，投资者遭遇的麻烦就会被急剧放大，甚至可能重演去年第四季度暴跌近20%的惨剧。

曾经预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华尔街大空头彼得·席夫，最近在拉斯维加斯MoneyShow上发表演讲时就放言：“美联储创造出了一个比2008年更大的泡沫，这个泡沫即将破灭，尽管美联储正采取措施阻止这种状况的发生，但都将无济于事，美国经济即将崩溃。”

美国这一派山雨欲来之势究竟为哪般？

金融发展到极致的自娱自乐

探究导致美国金融市场现状的原因，众说纷纭，西方专家普遍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由主义出了问题，媒体指责从业者道德、金融创新过度及政府监管不力。

更有将锚头直指特朗普的，毕竟从几番指责美联储加息“疯了”、“精神错乱”，乃至准备任命两个被市场十分质疑的亲信（斯蒂芬·穆尔和赫尔曼·凯恩）为美联储理事，都可以看出其对金融政治化运作的企图心。

这么看来，美国金融市场演化至今当真在于决策者或制度性的错误？

福卡智库在2009年初曾经提出“金融内置市场经济原罪”，认为“金融黑洞”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普遍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过剩是以交换为目的的市场经济的常态。换言之，市场经济本就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制造过剩的体制。

过剩就要平仓，而解决产品过剩的方法之一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市场经济往往通过资产证券化来应对经济危机、化解产品过剩，利用种种金融工具（包括股票、债券、各种衍生产品等）做到账面平衡。

但金融的本质之一就是钱生钱，企业一旦屈从于金融的力量，被金融所俘获，其结果往往就是整个社会被卷入击鼓传花、无中生有的“黑洞”。这是金融以概念为一般定价物“自我膨胀、自我蒸发”的原罪宿命。

由此观之，金融发展到极致的结局早就命中注定，只不过在此过程中，金融在不同市场经济阶段表现各异。

对于处于经典市场经济高级阶段的美国而言，金融早已不可逆地滑向深渊：

一、1929年因金融权重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加大，放大了经济危机。

彼时恰逢科技驱动的快速增长期，在股票市场两只科技股（美国无线电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引领下，加之宽松货币政策驱动，高杠杆融资购买股票成一时之风。

随着美联储政策的收紧，泡沫终于刺破，恐慌性抛售开始，开启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期间美国股市接连上演“黑色星期四”、“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二”，至1932年道琼斯指数从1929年9月381点下滑80%。

这场危机直至1933年罗斯福祭出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代表的金融抑制政策之后才逐渐化解。

二、2008年，历经市场经济演化的金融标志性地、全面地脱离了实体经济。

鉴于上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夫人推行新自由主义，奉行金融自由化政策，混业经营拆解公众资金和金融投资的隔离墙，恢复了融资融券，进一步发展了金融衍生品，截至2008年6月，衍生品名义价值高达672.6万亿美元。

金融已然背离了服务实体的初衷，其中最荒唐的莫过于CDS（信用违约互换），数千亿美元次级房贷却衍生出了数十万亿美元的CDS。

建立在泡沫上的金融帝国毕竟有崩塌的一天，金融危机说到底就是对放任高风险金融衍生工具投机套利的清算。

三、至此，美国金融在自娱自乐的路上脱缰狂奔。为遏制2008年金融危机，从美联储到欧日央行都铆足了劲开动印钞机，以致货币滔天洪水泛滥，到2016年9月全球四大央行就注资出了美国半年的GDP（9万亿美元）。

何况，尽管各央行纷纷出台金融遏制政策，但被普遍认为是“与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博弈之后的妥协产物”，是对金融自由化的“有限改良”。

而现如今，美联储开启新一轮扩表，短期的确能抚平市场波动，但长期的结果便是泡沫再度积聚，酝酿着被索罗斯称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知道怎么处理”的“第四次金融危机”。

由此观之，导致美国金融市场一派风雨欲来之势的，与国策或制度上错误的原因相对较小，更多的是金融内在逻辑，加之金融制度放宽（以修订沃尔克规则等《多德-弗兰克法案》部分核心门槛为代表），进一步加速这一进程，导致美国金融背离了“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从服务实体经济、支撑科技创新的金融中介，蜕变为自我服务的金融自营交易商。

综上，一个百年一遇的大变局开启了——随着市场经济进入最高阶段，金融前所未有地脱离了实体经济，并在自娱自乐中成为一个虹吸社会资金、人才等各种资源的黑洞，抽干实体经济。

美国金融大厦将倾，不过是金融在市场经济最高阶段发展到极致的具体体现。

百年一遇金融大变局

遗憾的是，出于对金融本质、金融危机本质认识不清，即便是在2008年之后，一些国家的金融发展仍带有浓厚的华尔街路径依赖的烙印，简单粗暴地把美国金融制度、交易模式和金融产品都作为现代金融市场的标准配置照单全收，在搞美式金融自由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幸而，金融历史岔路口已然开启。就中国而言，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标志，中国金融对内进入前所未有的“强监管”阶段；同时以博鳌亚洲论坛为标志，进入金融大开放时代。

两个标志性动作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新形势判断下，在对金融问题进行整治和纠偏，又对大环境的剧烈变化顺势而为，尤其体现出对即将到来的追求完全开放、无壁垒的新全球化时代的金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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