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尼斯。图/视觉中国

阿多尼斯：双脚最初碰触的土地是不可能离开我的

本刊记者/刘远航

发于2019.11.18总第924期《中国新闻周刊》

结束采访的时候，阿多尼斯对展柜上的中文杂志产生了兴趣，他问旁边的译者，杂志的名称是几个汉字组成的？什么意思？译者回答说，绞丝旁代表丝绸，加上工人的工，合起来是一个字，意思是红色，最右边是蔓，应该是一种植物。阿多尼斯觉得很有意思，之前有一家视频媒体来采访，名字是一种水果。

在希腊神话里，阿多尼斯这几个字是不断死而复生的植物神。现实中，这位出生于叙利亚的阿拉伯语诗人已经89岁，手背上的纹路像是衰老的树根，银色的头发给人一种跃动的印象。他平时居住在巴黎和黎巴嫩，经常到世界各地游历。中国是他偏爱的一个国度，这里的文化也让他感到亲切。

2009年，阿多尼斯的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在中国出版。与此同时，他的名字屡屡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赔率名单的前列。越来越多的读者记住了这个源自西方神话的名字，记住了他那些充满想象力的意象，以及清新凝练的诗句。有人专门从江西和北京赶到上海，参加他的诗歌分享会。

而在意象和诗句背后，是另一个面目迥异的阿多尼斯，面对着一个充满分歧和争斗的阿拉伯世界，他用尖锐的声音去对抗专制、暴力和偏见，力图在诗歌中恢复阿拉伯语的丰富性和隐喻性。“我的欲望，是自始至终，成为一个陌生人，叛逆者，将词语从词语的桎梏中解放。”阿多尼斯在90年代的一首诗里这样写道。

动荡的社会让阿多尼斯一直身处流亡状态，但正是离开故土，反而让他看得更清楚。“距离感让我增加了对于那片土地的了解，毕竟我的双脚第一次接触的土地是不可能离开我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今年11月，阿多尼斯的最新诗集《桂花》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一共有50首短诗，灵感来自2018年他对中国的一次游历。黄山，杜甫，还有桂树，都被他写进了诗句里。一个世界级的诗人以中国为题，专门写了一本诗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与此同时，他成为了中国读者了解阿拉伯文化与社会的一个入口。

“在阿多尼斯之前，中国读者对于阿拉伯文学的了解还是很有限的，主要是《一千零一夜》，还有纪伯伦，少部分关注文学的人可能还知道马哈福兹，198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桂花》译者薛庆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授，长期研究阿拉伯语文学。某种程度上说，阿多尼斯改变了这一切。

文案与刀叉

阿多尼斯的行程很紧密。11月1日，他的新书分享会在杭州的单向空间举办。问答环节，一个从事广告行业的女生站起来，说起自己刚刚写的一篇公众号文章。她觉得阿多尼斯的诗歌富有想象力，与营销文案有相通的地方。

警句和概念化，这本来是阿多尼斯所反对的，再次提起的时候，他说自己倒是很好奇那个女孩是怎么用广告思维来解读诗的。“诗歌能够做的就是创造一种深刻美好的文化氛围，能够让人变得更少物化，有更丰富的人道和人性。我并不抗拒商业，只是我反对的是商业思维主导一切，让一切都变成了交易。”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阿多尼斯身处一个资本主导的现代社会，背后是战乱与暴力的记忆。11月4日下午，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能容纳数百人的现场座无虚席，阿多尼斯的读者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站在诗人的近旁，分享自己的感悟。都市里的上班族，小地方做生意的中年人，还有上了年纪的老人，在阿多尼斯的诗里看到了一个崇尚爱与美的世界。

当天正好是美术馆举行诗歌活动的七周年纪念日。诗歌分享会结束后，主办方准备了精美的大蛋糕，推到前台，请阿多尼斯来切。他手里拿着小半米长的刀具，开玩笑说，这件“武器”让他有些紧张。

上世纪50年代，二十多岁的青年阿多尼斯曾经服役两年，他的中文译者薛庆国看过当时的照片，这位叙利亚士兵剃着光头，神情呆滞。因为加入左翼政党，阿多尼斯在监狱里待了半年，和杀人犯、走私者囚禁在一起。出狱之后，阿多尼斯极少在诗里提起监狱里蒙受的羞辱，他决定“独自把这把刀吞下去”。

出狱的一周后，阿多尼斯就决定离开叙利亚，前往邻国黎巴嫩。过境后的几分钟时间，传来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的消息，叙利亚开始向全国征兵。“那里的人们在吞食着被炖烂的往昔和夹生的未来。每一个城市都是一只被屠宰的绵羊，每一个屠夫都声称自己是天使。只有蛀虫在克尽厥职。”阿多尼斯后来在文章里回忆道。

在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阿多尼斯办杂志，出诗集，获得博士学位，反思阿拉伯文化，被看作重要的思想家。然而，战乱依然如影随形，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到了80年代，以色列围困贝鲁特。有一段时间，他在朋友家中避难，前脚刚离开卧室，去厨房用餐，炸弹就在身后爆炸。

“没有道路通往他家，围困，道路是怯懦的，远远的，在他家的上方，一轮惶惑的月亮，垂落在灰尘的线缕。我说：这是我回家的路。他说：不，不许过。枪口对准我。”阿多尼斯在当时的一首诗里写道。

1980年，阿多尼斯作为黎巴嫩作家代表团的成员，第一次来中国。他撰写了两篇文章，描述自己对“文革”后中国的印象。后来回忆此行，他表示自己看到了“一个沉闷、封闭、伤感的中国。”

当时他刚刚去过纽约，到了北京，觉得颐和园没有变化，依然古老而坚固；到上海的时候，觉得这里像是纽约的郊区。他还记得一个细节，随行的翻译人员一路上都没有跟代表团同桌吃饭，后来才知道，餐食标准不一样。

阿多尼斯的花园

2008年的时候，阿多尼斯已经是有国际影响力的诗人，经常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赔率名单的前列。不过，长久以来，诗歌出版在中国并不景气。即使是阿多尼斯，出版社也没有底气，以为肯定也会赔钱。

出版社通过译者薛庆国跟阿多尼斯转达意见，希望可以得到他本人授权出版的许可。薛庆国还有些不好意思，另外提出可以邀请他来中国访问，阿多尼斯慨然应允。很快，由薛庆国选译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在中国出版。没想到的是，这部诗集销路很好，首印的5000册很快售罄。

很多人熟悉他的诗句，“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或是“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但其中只有一棵树”。更多的人们只是看到了这些有些像鸡汤的短句，更重要的是那个天然具有卖相的书名。但毕竟，这一切让这位阿拉伯语诗人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读者。

“初次接触他的年轻读者觉得他的诗里有轻歌曼舞的成分，容易进入那些清新自然又充满诗意的表达，比如风雨和阳光。但是他的很多作品都是有深刻思想内涵的，对于阿拉伯社会和西方世界的思考，都很深入，那种批判意识给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学界也能带来启发。”薛庆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至今翻译了阿多尼斯的四本诗集和一本文集，和诗人保持着紧密的友谊。

2009年3月中旬，阿多尼斯从巴黎出发，飞抵北京机场。他急切地想要了解这里的日常生活，去秀水市场，去人流中。变化太大，和过去很不一样。他在跟研究阿拉伯文学的学者们聚在一起，聊起故土的问题，跟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副校长说起对《哈利·波特》风靡的担忧，担心趋同的世界让北京和伦敦的青少年变得一样。

颐和园的湖泊里有过去的梦，什刹海的老宅里有新的灵魂，仿佛亡故之人未曾死去。而在上海，昔日的红砖房和旧街区，已经被高楼花园所取代。仿佛“过去”也走出了自身，渴望变成“现时”。

“我该彻底醒来，将变化的汁液注入词语，以便更好地描述中国；我该把天安门当作一面镜子，以映照我的问题。”阿多尼斯在记述文章《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北京与上海之行》中写道。

2010年，阿多尼斯回了一趟叙利亚，他过去所生活的地方。当时他的母亲104岁，还生活在那里。客观上说，叙利亚比半个世纪前好了一些，然而，战火很快燃起，重新将这一切夷为平地。

2011年，阿多尼斯先后发表两篇公开信，一封写给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另一封写给叙利亚的反对派，引起争议。宗教与政权纠缠不清，各方势力混杂在一起，造就了不断恶化的社会局势。他听说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的集市被摧毁，博物馆变成废墟，革命口号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和杀戮。

桂花的邀请

2018年9月，阿多尼斯再次来到中国，在结束了四个城市的多场活动后，跟译者薛庆国等人一起，游历了黄山，所到之处都可以闻到桂花的香味。他有了新的写作计划，不断在笔记本上记下灵感。那些变幻的云彩，奇异的山石，超越了变与不变的二元论，成为诗歌想象力的基底。

离开中国之后，阿多尼斯跟薛庆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到了今年3月初，全部诗作终于完成。阿多尼斯曾把写成的手稿带到黎巴嫩的贝鲁特润色修改，不过他的女儿说，九十高龄的父亲记忆力明显下降，一度记不清手稿放在何处，很是绝望。后来他才想起来，手稿完成后就交给了一位他熟悉的打字员。

阿多尼斯笔下的黄山形象杂糅了想象和隐喻，有着拟人化的特质。它意味着永恒的时间，也指涉天空与大地的关系。“黄山端坐在永恒的门槛，迎接来自各个时代的宾客。它凑近我的耳畔，用低语回应我的问候：‘迷途，才是这个时代的正道’。”阿多尼斯在短诗《变幻》中写道。

在阿多尼斯所生活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很少看到高山险峰，天空被赋予了崇高的宗教内涵。诗人则在登高的过程中，以思辨的视角来观看中国的文化，同时反观阿拉伯世界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现实。“诗歌的核心在于质疑，提出问题，而宗教是不许对信仰提出质疑的，让你虔诚信仰，我经常说宗教是答案，诗歌是问题，在这个理解上，两者是必然有矛盾的。”阿多尼斯说。

“当我用双手抚摸黄山的一棵松树，我仿佛把手置于意念的肩头，我在自语：黎巴嫩的松柏正在干渴中衰老，而那里的雪松，正为另一个十字架书写另一段历史。”阿多尼斯在《患病》中写道。

故土难归，异乡同样不属于他，他是多重意义上的批判者，对西方同样保持距离。“据说，未来在信中写道：一只美国蚂蚁在吞噬一头苏美尔的公牛，一匹狼投生为一架兔子形状的火炮，苍蝇在囚禁夜莺。”阿多尼斯这样描述。

语言是他唯一的行李。在黎巴嫩和巴黎居住的时候，阿多尼斯使用的是阿拉伯语和法语，两者相差很大。在他看来，法语是一门精确的语言，词汇和事物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而阿拉伯语则不一样，有很丰富的美学寓意和隐喻色彩。

在诗集《桂花》里，阿多尼斯将阿拉伯语称作汉语之友。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黄山被赋予了重要的寓意，是古代诗人们吟咏的对象。如今，在资本和商业逻辑主导的当下，山与人的关系在一个阿拉伯语诗人的笔下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