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天皇的换代，日本今年需要举办一系列的仪式，例如今年四月初公布新年号、五月初明仁天皇的正式退位与德仁天皇的践祚，十月中旬德仁天皇的正式即位，以及十一月中举行的大尝祭，等等；对于普通日本人来说天皇的换代究竟意味着什么，笔者不好轻易下断言，但是起码在公共媒体上似乎很少会见到批判的声音，更多的仍然是在普及何为天皇制、何为年号等基本常识。

然而就在这一片欢庆气氛之中，日本学界却发出了显得有些刺耳的批判声。学界究竟在批判些什么、又为何会发出这样的批评，本文将简单介绍相关的历史背景。

当地时间2019年11月14日，为日本新天皇即位而举行的皇室活动“大尝祭”的核心仪式——“大尝宫之仪”在皇宫东御苑特设的“大尝宫”举行，直至15日凌晨结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国会议员等500多人出席活动。

批评的要点

11月7日，日本的四个学会（日本史研究会、历史科学协议会、历史学研究会、历史教育者协议会）联名发表了“反对即位之礼与大尝祭、并批判对天皇的政治性利用”的共同声明，这份声明在各协会主页上均可看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一观。共同声明批评的要点如下：

（1）这份声明承认政府在本次的即位仪式中试图对国事行为与皇室行事加以区分，并非对相关问题完全未加考虑。

（2）但是，在作为国事行为举办的即位仪式中，“剑玺渡御”与“即位礼正殿仪”等仪式仍然有严重的与政教分离原则相悖的嫌疑。具体而言，“剑玺渡御”是象征皇权的信物（也就是所谓的三种神器）的传承仪式，而“即位礼正殿仪”中天皇需要登上高御座，这些仪式中都有着明显的神话性；11月15日举办的大尝祭及其相关仪式，虽然在名义上被归为皇室行事而非国事行为，但是费用却需要由公费（宫廷费）负担，这也明显与政教分离原则不符；

（3）与天皇的退位、即位相关的这一系列仪式均有明显的政治隐喻：首先，这一系列的仪式实际上并未遵循前近代以来的仪式传统，而是在明治时代以后重新修订的即位仪式，在修订过程中有意识地拂拭掉了传统仪式中的中国特征，并且将其伪装成历史悠久的传统仪式；其次，这四家学会批判这一系列伪装的目的在于强调天皇制的悠久历史与传统性，进而论证天皇制在日本存续的正当性。

（4）战后的日本历史学研究否定了天皇制的神话性以及天皇万世一系的地位，并论证了王权机能与天皇权威的历史性，以及天皇的战争责任等问题，这四家学会主张，这一系列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探究在现行日本国宪法的前提下，天皇制（象征天皇制）究竟应当如何存续的问题；在前次的天皇即位（昭和天皇去世，平成天皇即位）仪式时日本学界就曾经发出了类似的抗议，而本次的天皇即位仪式几乎完全承袭了前次的仪式内容而未加改变，因此学会批判这一系列即位仪式是完全无视了历史研究成果、试图维持天皇制度永续性的表现。

（5）同时，这份声明还批判了另一问题：由于本次的即位仪式同时伴随的是平成天皇的退位（而不像上次的即位仪式还需要同时处理昭和天皇的葬礼），因此与前度的即位仪式不同的是，本次的退位与即位更明显的表现出“庆典”的性质与情绪；但是四学会声明认为，这种“庆典”的性质与祝贺情绪也是由政府鼓动经济界与媒体界而强行制造的，其目的是动员国民赞美天皇，同时也借此掩盖现代日本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矛盾。而这明显属于对天皇的政治利用，已经远远超出了现行日本国宪法所规定的、象征天皇的职责与政治位置。

何为大尝祭？

为了具体探讨学界为何会有这样的批判，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大尝祭的定义与意义。

大尝祭可以简单理解为天皇即位初年举行的新尝祭。新尝祭是天皇向天神地祇供奉新收获的五谷并与神共食的仪式，主要的性质是丰收感谢祭；而大尝祭由于是天皇即位初年举行的仪式，通常会认为在丰收感谢的意义之外或许还具备有与皇位传承相关的意义。大尝祭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天羽衣神浴”、“神共食”与“真床覆衾”三部分。当年以折口信夫为代表的民俗学研究者主张这一系列仪式的目的在于天皇灵的传承，而冈田精司则主张圣婚说，近年来的观点则倾向于否认这两种说法，回归重视大尝祭作为传统的丰收感谢祭的意义；然而无论如何，鉴于大尝祭从古至今一直都属于秘不示人的秘仪，关于大尝祭我们还有太多不知道的内容，笔者其实倾向于不轻易给大尝祭做出一个定性的判断，我们只需要知道这是一个对于日本皇室而言，传承了千年之久的传统祭祀就好。

“大尝宫之仪”

天皇的职责与权限

将话题回到四学会声明上，首先是其中的一个小问题，也就是这次大尝祭的经费来源。其实，四学会声明并非最早指出这一问题的：德仁天皇的弟弟，现在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秋筱宫亲王就曾经公开向媒体说过，为了避免相关争议，希望使用“内廷费”而非“宫廷费”来举办大尝祭。

在现行体制下，皇室费用分为：（1）皇室的公式活动（各种仪式、出访、接待，以及皇室资产管理与皇居设备修缮等）所使用的“宫廷费”，（2）天皇与内廷皇族所使用的“内廷费”（主要是内廷雇佣职员的工资，以及相关的物品支出），（3）向各皇族提供的“皇族费”三部分。因此秋筱宫发言的本意在于，将大尝祭的费用支出由在性质上属于政府公费的“宫廷费”切换到名义上属于皇室私费的“内廷费”，以避免相关的政治争议，明确政教分离的原则。虽然其实现在的日本皇室不像历史上一样拥有庞大的皇室财产，在战后所有皇室财产收归国有之后，无论宫廷费还是内廷费在本质上都出自国家预算，我们很难说性质上究竟有多大区别。然而秋筱宫的这一发言同时还引来了另一问题，也就是他的这一发言算不算皇室干预政治的表现？现行法规不仅绝对禁止天皇与皇室干预政治，甚至就连与政治相关的言论与态度都有必要回避，因为无论最终结构与他的态度一致或是相反，都可能在实际上成为对政治的干涉。这也是为何平成天皇关于退位意愿的表述如此千回百转，却仍然难以完全回避皇室干预政治之讥。

这其实就直接联系到了象征天皇制下天皇与皇室的性质与职责、权限这一根本问题，平成天皇这三十年来的活动可以说也正是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探索。天皇制并非笔者的专业不敢多言，单纯以比较简单的观感来说，在二战前作为“现人神”的天皇，在战后通过人间宣言被剥夺了神性（以及或许更为重要的，伴随于此的正统性），同时为了防止天皇制重新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剥夺了天皇身上的绝大多数权力，象征天皇的机能基本等于橡皮图章与吉祥物；平成天皇这三十年来的工作，可以说是摸索象征天皇的另一种存在方式的尝试。

代表日本左翼的四大史学会

与此相对，我们同样需要关注的是日本学界的反对声音及其由来。对战后史比较熟悉的读者或许会知道，由于二战期间日本学术界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的行为，有大批学者遭遇了“公职追放”的处分，因此战后的日本学术界，长期以来是由左翼学者主导的。而以历史学界而言，主要的三大团体就是关东的历史学研究会（简称“历研”，发行会志《历史学研究》）、关西的日本史研究会（简称“日本史研”，发行会志《日本史研究》）、以及现在的历史科学协议会（简称“历科协”，发行会志《历史评论》）的前身、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简称“民科”，是的……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也笑得不能自理）的历史部会，正是四学会声明的三大成员；而剩下的历史教育者协议会，其前身也可追溯到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的历史部会，我们可以理解为这原本就是一家机构，只是后来拆分成了两个名号，而两者的成员还有不少重合度。所以可以说，这四个发表声明的学会，基本就是典型的日本学界左翼代表。而回顾战后日本历史学的发展史，可以说完全无法绕过这几个学会。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而言，民族认同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战前的日本同样如此；而出于多种原因（例如战时政府的言论管控、江户时代国学研究的影响），战前日本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最终结集为皇国史观的形式，成为替侵略战争辩护的工具，而战后日本历史学界最重要的自我反思也一直在这一点上：历史研究是如何失去自己的独立立场，逐渐成为走狗而不自知。

在方法论上，战后历史学（至少在表面上）摒弃了自上而下的文化论、国家论视角，全面拥抱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同时，与现在对于日本学者与学界的传统认知（专注于小问题的实证与考据，而有忽略大问题大方向的倾向，或者用一个最近被滥用的词，匠人精神）相反，活跃于50-60年代的学者普遍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参与社会活动的意愿，这或许是出于对战前学界态度的反思，或许是学者的政治立场使然，又或许单纯只是时代的大背景如此，笔者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理由，只能说，他们通常不仅只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苦学者，同时也有着社会活动者的侧面，而社会活动与他们的研究选题之间也是互相影响的。

在五十年代初，有在全日本范围内轰轰烈烈进行的“国民的历史运动”，而仅以古代史研究领域而言，记纪批判（围绕《日本书纪》与《古事记》史料性的论争，目前学界基本同意《日本书纪》中，圣德太子与大化改新的相关记载有大量后世润色，甚至一度出现过完全否认圣德太子与大化改新存在的观点）的直接目的在于挑战此前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室研究，对日本古代贱民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投影了当时的部落民问题；同理对于归化人/渡来人的定义、作用等方面的论争也与当时在日朝鲜人团体的活动直接相关；而假如将视野放大到全日本我们更是可以意识到，这与当年的安保斗争、学生运动甚至是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成田空港问题之间有着明显的同步性。

可以说，现在的日本历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战后历史学的遗产，四学会声明则代表着战后历史学的另一个侧面；同样的，战后历史学在留下庞大遗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现在日本历史学研究的发展，而在立场方面可以说同样如此。前文中曾经说过，战后历史学的基本立场出自对战前学界（针对政府的暴走）的“沉默的旁观者”的态度、甚至是（或消极或积极地）成为支持者的反思，因此战后日本历史学界一直将唤起对政府可能出现的右倾化倾向的警惕，以免重蹈二战的覆辙作为基本态度，在安保条约、和平宪法、建国纪念日、天皇制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一直站在政府的对立面。

但是我们同样不难意识到这一立场在逐渐小众化，以至于有时未免有陷入僵化之感。假如以学生运动为例，以笔者在京都大学几年来的所见来说，只剩下每年爬爬学校的钟楼（以纪念当年的学生运动），或者是保卫吉田寮陈旧的寮舍，又或者是抗议京都市政府与京都大学禁止他们在学校周边设置看板（他们认为这是对言论自由的干预），与当年的宏大志向（暂且不论是非对错）相比，这些行为未免显得有些小家子气了；四学会声明或许不能直接用“小家子气”来形容，但是在作为50-60年代社会运动的继承者的这一点来看，可以说还是有着明显的一致性的。

最后简单介绍这几大学会的现状，由于日本独特的学会制度，希望向特定杂志投稿的人通常需要先成为杂志所属学会的会员（并缴纳额度大约为百余元至数百元不等的年会费），而多数青年学生及学者与中国一样有着投稿与发表的需求，因此单看会员人数暂时倒是还没有出现断崖性的下跌，只是伴随着青年人口的逐渐减少与中老年会员的逐渐退出，各家学会在人数上都有一定程度的萎缩，这也是难以避免的；至于社会影响力的下降也是无法避免的问题，然而这很难直接归咎于后继者们的不够努力或是不够优秀，更大的原因或许要归结于，二十世纪晚期开始直至现在，社会的更加多元化与信息量的爆发性增长，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特定学说与观点想要再像从前一样占据绝对的领导地位本身就是比较困难的。

那么，究竟天皇制是否会让日本走向右倾（我们或许需要意识到，甚至“天皇制”这一用语本身，也是战前左翼学者提出的用语，经过战后的学术运动才逐渐成为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界内通用的定义），而日本学界的批判又是否在理；以及如果我们先假定现在的日本确实正在走向右倾，那么日本学界是否又像他们当年自认为的一样，能够成为阻止右倾化倾向的刹车，这些问题目前显然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而具体的判断与思考就交给各位读者了。

（本文尽量保持仅介绍相关历史事实的立场，相关的价值判断希望交给读者诸君。而由于篇幅与笔者的知识局限，这里能够介绍到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事实，挂一漏万之处还望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