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有哪些学术主张与理论资源可供总结？其在浙江思想史上的历史影响又如何？

原文 ：《从王充看浙学的学术渊源》

作者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张宏敏

我们研究阐释历史上存在于浙东、浙西的区域学术“浙学”，其首要的任务是明确“浙学”的学术渊源。当今学界对究竟谁才是“浙学的开山之祖”这一问题存有不同意见。有人主张是北宋的理学家程颐（1033-1107），有人主张是南宋的婺学家吕祖谦（1137-1181），而我们则认为，浙江上虞籍的汉代学者王充（27—约97），因著有不朽的经典名著——《论衡》，而成浙江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思想家，故而被作为“浙学的开山之祖”。王充的学术主张除却耳熟能详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的元气自然观、“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的无神论之外，还有哪些理论资源可供总结，其在浙江思想史上的历史影响又如何，则是本文关注的议题。

王充

政治观：“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历史上的浙江籍的思想家大多信奉儒学，故而孔孟儒家倡导的“仁者爱人”“民本仁政”的政治哲学，深深扎根于他们的内心世界。以民为本，要求各级施政者要勤政爱民、保民利民、顺应民意。王充《论衡·书解》中有“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经典论述，这句话启示为政者要走出庙堂，到草野和江湖中去观察并听取普通民众的意见，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并积极回应与解决民众关切的问题。

王充之后，浙江籍其他思想家也大多重视“民本仁政”理念之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比如，于谦《咏煤炭》诗“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抒发了诗人甘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抱负和情怀。王阳明依据《古本大学》，提倡“明德亲民”的为政之道：“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把社会治乱评价的立足点从一姓王朝的兴亡转变为天下万民的忧乐：“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万斯大在《周官辨非·天官》中云：“圣人之治天下，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这是说，儒家圣人治理天下所用之道，但凡是于民有利之事，一丝一发也要推行；于民有害之事，一毫一末也要革除。

程颐

真理观：“实事疾妄，无诽谤之辞”

与把王充的学术宗旨概括为“疾虚妄”的观点不同，当代浙学研究专家吴光教授把王充的学术宗旨概括为“实事疾妄”。因为王充在《论衡·对作篇》中强调自己的写作宗旨是：“《论衡》实事疾妄，……无诽谤之辞”。“实事疾妄”包括两个基本方面的涵义：“实事”是立的方面，也就是“定真是”；“疾妄”是破的方面，是“疾虚妄”。简言之，“实事疾妄”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批判虚妄迷信。

王充的这种以思想解放、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为主旨的求是、批判精神，在后来的浙江思想家如陈亮、叶适、王阳明、黄宗羲、毛奇龄、龚自珍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陈亮、叶适提倡“务实不务虚”的“事功之学”、经世济民的“经制之学”，因反对理学家空谈道德性命，而同朱熹展开了一场场学术论辩。王阳明发扬“心”的主体性，“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在批判继承先秦儒学、程朱理学的前提下，提出了“亲民”“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之仁”等一系列学术新命题。

黄宗羲还通过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有法治而后有治人”等一系列具有鲜明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的思想，比卢梭《社会契约论》启蒙思想早了将近一百年，被梁启超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与黄宗羲同时代的毛奇龄，不拘成说，著《四书改错》，向理学权威朱熹的《四书集注》挑战，这何尝不是一种追求真理、献身学术的精神？

王阳明

认识论：“事有证验，以效实然”

中国哲学史上的认识论问题，多与知、行关系联系在一起。历史上浙学家对知行关系抑或理论与实践的的关系的探讨，以王充的《论衡》为最早。王充以“效验”论驳斥先验论，认为所有人都是“学而知之”的，即便是圣人也不能“神而先知”或“生而知之”；知识的真伪必须通过事实的检验才能证实，即所谓“事有证验，以效实然”（《论衡·薄葬》）。

王充的认识论，还体现在《论衡·别通》中的“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意思是说，涉足浅水的人只能见到虾子，进入较深水域的人能见到鱼鳖，潜入深渊的人能看见蛟龙。王充把涉水分为“浅水”“颇深”“尤甚”三个层次，而所见之物愈深愈奇，愈深愈贵。此外，《论衡·实知》有云：“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这是说，人无论生来如何，尽管他们性情有差异，才智有高下，能力有大小，但“知物由学”，别无他途。

自王充之后，浙江历史上的思想家围绕认识与实践、知与行的关系又有不少经典论述。比如，陆游的诗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王阳明更是针对朱熹“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的看法，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新命题：“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在阳明这里，认识论意义上的“知”与“行”同步发生，认知与实践的过程就是“即知即行”的无间断的连续发生体。黄宗羲作为心学的终结者，认为阳明学“致良知”的“‘致’字即‘行’字”，提出了“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的新命题（《明儒学案·姚江学案》），是为“力行”哲学。

黄宗羲

学术观：“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

学以致用，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学术观，决不能视为功利主义。浙江历代思想家的学术观，都有“学以致用”的倾向性。王充《论衡·超奇》有云：“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大意是说，凡是重视融通的学者，其可贵之处在于能够熟练运用所学的知识。

王充的“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的学术观，直接影响到后世的浙学家。比如，南宋永嘉学派继承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面，使儒学不至于完全陷入纯是讲求个人道德的心性修养，从而成为南宋儒学的一个重要补充。黄宗羲在编纂未竟的《宋元学案·艮斋学案》“案语”中，就有为永嘉学派正名的主张：“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唐仲友的经制之学，以经义立治术，旨在经世致用，故其学问都能与关乎国计民生的政事相关联；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特立“说斋学案”的原因，就在于唐仲友的经制之学“皆有关经世之学”。黄宗羲还以“儒者之学，经纬天地”为立言宗旨，反对前儒“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学术趋同，在发出 “以水济水，岂是学问”的拷问的同时，提倡“学贵履践，经世致用”的自得之学，进而提出“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的学术观。

吕祖谦

人才观：“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

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古今中外，皆是如此。浙江历史上的思想家，大多明白并强调“人才”对于成就事业，尤其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性。王充《论衡》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这是说，好的才能与好的时机的统一，方是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途径；而识才之才，即独具慧眼的“伯乐”，乃是发现人才的关键所在。

继王充之后，刘基在《拟连珠》中提出了“任人之长，唯才是举”的人才观。在刘基看来，胸怀大抱负、欲有大作为的栋梁之才，必须选择、投奔适合施展自己才华的场所与事业，“志大业者，必择所任；抱大器者，必则所投”。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取士篇》中批判了科举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进而提出了八种选拔人才的方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黄宗羲的“取士八法”集中反映了人才铨选与培养相结合，重视人才的真才实学并量才授任，强调采用多种途径来选拔人才，对人才等级评定需严加考核等主张。这一人才学理论，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龚自珍面对清朝渐趋崩溃、国家内忧外患的残酷现状，对清朝政府推行的“论资升迁”“论资排辈”的选官用人制度予以批判，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主张建立开放灵活的选人用人机制，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受到重用。由此不难发现，从王充、刘基、黄宗羲，再到龚自珍，浙江古代思想家所持有的选贤任能的人才观，可谓一脉相承，又一以贯之。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二期重大课题《浙江儒学通史》的阶段性成果，批准号为17WH20020ZD。）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80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