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1月10日香港见闻录｜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香港教育“病”

最近，一连串的社会事件，令香港教育界人士有点“丧”。因为好像大家都在说：香港教育，病了。

“明明社会病了，可感觉大家都要把‘锅’甩给教育？”

“我们一直以香港教育为荣，认为多元、开放的‘全人教育’（Whole-person Education），是香港领先的地方。可现在一提起香港教育，特别和内地同行提起来，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一位校长和我聊天时，掩盖不住她的担心：今年底都不知还要不要按原计划回内地搞活动了。

这些天在香港，我找了一些教育界朋友和家长“倾偈”，想看看香港教育是不是真的“有病”；买了5本港版教科书，想看看是不是真如传说中那么“毒”。

先不着急下结论，我们一起来看看：

香港的文史教科书

看了这家书局的书架，有没有感觉香港也并不似大家臆想的那样所谓的“去中”？其实中国历史、语文教育，在香港还是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

销售人员向我推荐了“最好卖”的几本教科书。

也许有读者费解了，教科书就教科书，还分什么好卖不好卖？

这个问题，之前我也不太明白。幸好香港教联会会长黄均瑜在此类问题上当了我的“百事通”。

据他介绍，香港的教科书是由教育局提出“纲要”，再由各出版商按此框架编写，然后送审。

评审小组成员包括教育局人员、教师和大专学者。他们凭经验和对历史的认识，判断课本内容是否需要改善。

和港英时期不同，那时教科书送审被打回头，是没有一个“说明”的，出版社只能自己“估”（猜）。现在，如果教科书不获通过，评审小组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指出哪些地方不被认可。基本上每个科目，都会有7-8个不同的版本，供各家学校选择。

因此，我就买到了“畅销”的教科书，分别是语文、历史、英语和两本“通识教育”教材，花了775.5港币“大洋”（ps.香港教科书真贵）。

收银员说，以前还可以买旧书，家里老大用完老二用，如今教材常变，搞得家长们都没办法买旧书了。

先看语文。这是高一文言文目录：

包括左传、史记的经典篇目，和《后赤壁赋》《秋声赋》等名篇。

白话文，包括鲁迅、朱自清、徐志摩等人的作品：

作为一个中文系本科毕业生，我都觉得高一学生要应付这样的课业是不轻松的。

再看初一，文言文要学《朱子家训》《梦溪笔谈》《宋史·岳飞传》《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等。

香港语文教科书选取的多为经典白话文与现代文，总体感觉比内地同等年龄段的，只深不浅。

如销量最高的“启思”版的中一（初一）语文目录如下：

第一课是《三国演义》中的《杨修之死》，与内地著名作家冯骥才的《歪儿》等合编入第一单元，学习重点是“记叙的要素和方法”。

我查了一下，《杨修之死》在内地曾入选1975年版的九年级人教版教科书。

这意味着香港的学生，初一要啃我们初三学的内容。

而不同版本对同一类课程的编排也会穿插不同的内容。比如，同是讲岳飞，有的版本会着重讲解岳飞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有的版本则会附上《忠君爱国的精神》《古人姓氏和名字——“号”和“谥”》等文化知识。

再看“现代教育研究社”出的初中《中国历史》。乍一看，虽也以编年史为基本脉络，但编排生动，自成系统，每章节均包括学习重点、习史技能、思维训练、读史明理、延伸活动、地图研习等12个环节，配有大量漫画、图表等孩子喜欢的形式，教学方法非常活泼。

以上是我的一个客观感受。

但是，关键之处，往往在“但是”。

下面要说但是了。

香港孩子的政治早熟

翻阅香港的教科书，无论语文还是历史教科书，我发现，里面都有很浓厚的“政治气息”，提倡政治参与和思辨精神。

依然以语文课本的《宋史·岳飞传》为例，要学生分析伯夷、叔齐的做法对不对？宁愿牺牲生命来成就忠义之名，值不值得？

再随手翻一下，在“叙事写人”这个环节，要求课堂讨论“香港人的特质”，还附有“讨论互评表”，让小组成员就彼此的讨论内容互相打分评价。

这是一个强调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做法，并以某种“民主形式”鼓励大家参与讨论。

就此题目，我曾和一位家长探讨，她觉得无不妥，但我提出，内地的语文教科书也许会有“中国人的特质”的内容（当然我没见过），但绝不会有“广东人的特质”“上海人的特质”这种强调地方主义和地域差异的内容，这位家长闻言，若有所思。

而历史教科书里的“政治”就更是无所不在了。

讲到夏桀商纣，就要搞“向君主进言”的“角色扮演”：

讲到秦史，就要给秦始皇写一封信：

讲到治国之道就一定要说言论自由：

这也都罢了，连讲大禹治水都要扯到汶川地震：

真是够了！同为12岁孩子的家长，我就想问问，我孩子就不能安安静静地听一下历史故事？他们的成长需要时间、学习知识需要消化，能不能不要让只有12岁的他们，去扮演什么“向暴君进言”的角色？

无怪乎，有教育工作者向我吐槽说，香港古时山高皇帝远，殖民地时期英国根本不给丝毫的民主，港人多年来不关心也不敢关心政治。如今一向“政治冷感”的香港人，怎么“突然”有了政治热情？其实就是这样被一步步培养出来的，立法会开会天天直播，选举到处造势。再看看这些书里的各种鼓励，“矫枉过正”，毫不为过。

香港教联会会长黄均瑜就直言：大学生多些参与政治没问题，毕竟年满18岁了，而现在香港是小到小学生都去搞什么“小特首竞选”“战地小记者”，香港学生政治“太早熟”了！

忘记了初心的通识教育

和其他科目教科书要送审的要求不同，香港从2009年开始开设的“通识教育”科，没有教科书。既然无书，自然不用送审，怎么讲，得由老师天马行空了。

2012年开始，通识科成为香港中学生进入大学必考科目之一，其余三科为中文、数学和英文。

据了解，通识包括了“通才”和“全人”两层含义，由6个单元组成：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以及能源、科技与环境。从单元设计看，有个人、地区、国家、世界和未来发展的意味。

香港教育局提出，通识教育的宗旨是希望能令学生“成为负责任的公民”和“以开放和宽容的态度来看待他人所持的意见和价值观，从而成为能慎思明辨的终身学习者”。

这，是通识教育的初心。

然而，翻阅2012年至今年香港通识科考题后发现，8年来，必答题中有6道涉及香港政治，内容涵盖立法会选举、香港示威游行、香港民主等，选答部分则有3题涉及。只有2015年与2018年的考题与香港政治无关。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认为，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考题更具“指向性”。虽然香港政治在通识科课程中可能只占十二分之一，但从2012年起连续3年必答题都含香港政治，而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其他内容都较简单。这让香港政治成为学生复习备考的重点和难点，也让学科“政治化”。

有港媒早前报道，香港有220所中学开设初中通识教育科，包括拔萃男书院、喇沙书院等名校。高中3年通识教育科总课时大约为250个小时，学生每周大约会上4至6堂通识课。

不用课本，或是使用学校自主编写的教材，让通识科教师在编排课程方面拥有很大自主权。

通识教育的教材，在书店可选择余地不大。就我买到的通识教育之《现代中国》和《今日香港》，基本思路是按一个问题的正反面来进行各自论述，有点像辩论赛。我细细翻阅后，并没有激进的所谓“反中”观点，也没有看出鼓吹“港独”，甚至政治倾向性没有之前看到的《中国历史》明显。

由此可以推断，香港并非所有的通识教育教材都是“黄、毒”。可以说，人的问题，比书的问题要突出。“老师‘思想黄’的问题，始终是香港社会的一个长期问题。”一位教育工作者如是说。

有家长告诉我，在香港，除了国际学校，在实际教学中通识老师谈政治很常见。有些老师也借鲜明地表达政治观点，吸引了学生的好感与崇拜。

同时，师生平等关系，在香港营造得也比内地要好，“很多学生有话情愿和老师说，不愿和家长说”。这也是为什么在这场社会运动中，有的“黄师”可以在香港青年中“一呼百应”的重要原因。

不过，她也表示理解：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免也被那些敢于“针贬时弊”的老师吸引，认为他们才是社会良知。但是长大之后，辨析能力增强，会发现有的老师是真有正义感的，有的也不过是“清谈误国”。

我访问了5个家庭，既有新移民家庭，也有大陆－香港组合家庭，更有土生土长的香港家庭。几位家长都认同：香港的教育当然出了些问题，但依然是具有先进理念的教育，比如说不盲目追求分数、注重培养孩子的辨识能力。家长们也认为，香港的科技能力与科研水平近年停滞不前，他们很希望学校可以向内地学习，加强对孩子这方面能力的培养教育。

他们在这场风波中，有的选择和孩子深度交流，有的则选择避而不谈。但是，没有一个家庭支持孩子上街，更没有一个孩子认同街上的打砸抢。

关于香港教育，这，才是读者诸君应该知道的香港主流和香港真相。

内容来源：临江仙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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