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阅读张爱玲的文字前，是需要焚香沐浴的。可惜我手边既没有香炉可点，又无法即刻更衣跃入水中，只好供出一颗潮湿而忙乱的心。冰天雪地的时节还未到，文字的森然料峭已将整个人封冻起来。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这一年的5月，年仅23岁的张爱玲凭借《沉香屑﹒第一炉香》在上海文坛一炮而红。6月，她推出了《沉香屑﹒第二炉香》。此后，她在各种刊物上陆陆续续发表了一系列小说、散文。她的《金锁记》曾被夏志清先生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一位女作家，尤其是一位身处风雨飘摇的战争背景下的女作家，她如何能够于乱世中谋得一隅清静之地，用以构筑自己的文学世界？如何能够摈弃外界的种种猜度与非议，矢志不渝地书写自己对于生活、对于人生、对于命运的深刻思索？她的成长环境、阅读谱系、早年经历又是怎样地与她内心的纤细敏感交织在一起，从而渗透进她文字的丝丝缕缕？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若是离开故土去往一个新的地方，要么是被情势所迫，要么是这个新的远方具有某种无可抗拒的吸引力。实际上，这两种心理往往是相伴而生。在抵达远方的过程中，总有两种内心力量在抗衡：回去还是留下？动物种群中存在季节性迁徙，但人类的迁徙，多半是自发性、个体性、临时性的。“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能。”面对危急的现实情况，人类自身就会启动“应急预案”。在张爱玲的《第一炉香》中，上海女孩葛薇龙投靠在香港的姑母。站在“半山大宅”的走廊向花园望：“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似乎，也是乱世中一个“神”赐的金碧辉煌的庇护所——无所凭依、无根无据。突兀的惊心动魄，也华美的不可方物。对于葛薇龙来说，离沪抵港两年，第一次到姑母家拜访，看到如此华丽的景致、谨严的布置，让她产生了种种“眩晕之感”。姑母的“金漆托盘”里栽种着齐齐整整的长青树、纤丽的英国玫瑰、小小的杜鹃花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园子外面是浓蓝的海、白色的大船。张爱玲笔下的色彩和景物之间独到的对照手法，不仅展示出她独特的观察力和审美力，而且也映照出她内心的复杂与敏锐。由外及内，从仿若“金漆托盘”的园子到流线型的房屋，张爱玲的观察和类比不可谓不细致：“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屋顶上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的边框。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喷上鸡油黄的漆。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地下铺着红砖。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从颜色到形状，从方位到布局，张爱玲的眼睛就像一只照相机，目力所及的范围，她都精确而传神地摄录下来。姑母的宅邸——一个洋溢着现代风格，又遵守着某种古老法则的小世界。

从姑母那里的娘姨大姐、丫鬟小姐的刻薄日常对话里，薇龙领教了姑母这幢大宅邸内部复杂的人情冷暖。作者张爱玲就出生在一个前清的没落贵族之家。对于人世的更迭、人情的亲疏一定有她自己的切身体验。因而，张爱玲在描写这些对话时，显出比别人更为练达和熟稔的驾驭能力。而薇龙与自己的姑妈的第一次见面，也可说是一个心高气傲的年轻女孩与一个习惯逢场作戏的中年女人的一番“较量”:

“薇龙放胆上前，叫了一声姑妈，她姑妈梁太太把下巴腮儿一抬，眯着眼望了她一望。薇龙自己报名道：“姑妈，我是葛豫琨的女儿。”梁太太劈头便问道：“葛豫琨死了么？”薇龙道：“我爸爸托福还在。”梁太太道：“他知道你来找我么？”薇龙一时答不出话来。梁太太道：“你快请罢，给他知道了，有一场大闹呢！我这里不是你走动的地方，没的沾辱了你好名好姓的！”薇龙陪笑道：“不怪姑妈生气，我们到了香港这多时，也没有来给姑妈请安，实在是该死！”梁太太道：“哟！原来你今天是专程来请安的！我太多心了，我只当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必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当初说过这话：有一天葛豫琨寿终正寝，我乖乖地拿出钱来替他买棺材。他活着一天，别想借我一个钱！”被她单刀直入这么一说，薇龙到底年轻脸嫩，再也敷衍不下去。原是浓浓的堆上一脸笑，这时候那笑便冻在嘴唇上。

姜到底是老的辣。从薇龙刚开始的“放胆上前”，表明薇龙对自己的姑妈还是有着几分惧色的。这种“放胆”，倒不是刻意要凸显薇龙的胆小，而是要突出薇龙因时局所迫离开自己上海的家，如今来到了香港的姑妈的宅邸，加之姑妈身边那些三姑六婆嚼舌根，让薇龙的心里饱含着寄人篱下的凄苦，也潜藏着对于未知命运的忧惧。随后，薇龙表明了自己与姑妈的亲戚关系，不卑不亢的镇定风度令人赞叹。虽然姑妈以讥讽的语调对薇龙迎面一击，但薇龙仍然坐怀不乱，依旧不疾不徐、不卑不亢，既没有失掉身份，同时也展示出对姑妈的尊敬，并未与她发生正面冲突。紧接着一来一往的对话，薇龙渐渐败下阵来。这番对话进行到最后，与其说是一种沟通的失败，不如说是薇龙在自己处于劣势境况时的一种沟通的妥协与自保。这是薇龙借居人下的一种生存哲学。她懂得何时“放胆”，懂得何时迈步，同时，也懂得何时该迂回，何时该撤退。但是，面对姑妈尖刻得令人发指的冷嘲热讽，一个未经世事的年轻女孩，又怎么能敌得过？这一段年轻薇龙与年长姑母的第一次对话，将两个不同时代、不同身份地位的女人的性格特征淋漓极致地展现出来。通过一系列精准的动词、尖刻的语言，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

紧接着，张爱玲继续通过薇龙的观察，描写梁太太的神态：

“梁太太不端不正坐在一张交椅上，一条腿勾住椅子的扶手，高跟织金拖鞋晃悠悠地吊在脚趾尖，随时可以啪的一声掉下地来。她头上的帽子已经摘了下来，家常扎着一只鹦哥绿包头，薇龙忍不住要猜测，包头底下的头发该是什么颜色的，不知道染过没有？薇龙站在她跟前，她似乎并不知道，只管把一把芭蕉扇子磕在脸上，仿佛是睡着了。”如果说第一次薇龙眼里的姑妈留给薇龙的印象主要是说话不留情面，那么此时的姑妈则展现了另一种风情——放任而懒散，一种竭力想保持威严又无所谓威严扫地的慵懒情调。之后，姑妈与薇龙展开了第二次对话。这时候的薇龙已经坦然将自己的困窘向姑妈和盘托出。实心实意、低声下气与陪笑并用，薇龙在最后与姑妈的言语交锋中占据了有利地势： “姑妈忘不了，我也忘不了，爸爸当初做了口舌上的罪过，姑妈得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姑妈把我教育成人了，我就是您的孩子，以后慢慢的报答您！”这一番情真意切的说辞，足见涉世未深的薇龙的情商之高：她不仅站在姑妈的角度上“换位”思考，替自己的父亲打了圆场，而且她还“精心”设计好了自己的后路。一句简明扼要的话语里包含了丰富的意味，包含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三层希望，而且表达的滴水不漏、层次分明、情感真挚，无怪乎姑妈此时已经软了下来。 “梁太太只管把手去撕芭蕉扇上的筋纹，撕了又撕。薇龙猛然省悟到，她把那扇子挡着脸，原来是从扇子的漏缝里钉眼看着自己呢！”看得出来，姑妈不是无聊到将手里的扇子撕来撕去，她可能是在犹豫，更多的是从薇龙的话语里考验出薇龙是不是一个可造之才。这番对话，瞬时将薇龙的窘况扭转过来，姑妈耐心地询问薇龙是不是打算住读、问薇龙她的爸爸会不会在其中生事端、又问薇龙会不会弹钢琴有没有打网球的衣服，最后关心起薇龙的身材。最后，连梁太太家里的小丫鬟，都对薇龙另眼相看，用张爱玲的话说：“那一份殷勤，又与前不同了。”自己靠努力换来的一份接纳是如此地得来不易，这种感受是无比真切的。

“薇龙沿着路往山下走，太阳已经偏西了，山背后大红大紫，金丝交错，热闹非凡，倒像雪茄烟盒盖上的商标画。满山的棕榈、芭蕉，都被毒日头烘焙得干黄松鬈，像雪茄烟丝……那白巍巍的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薇龙自己觉得是《聊斋志异》里的书生，上山去探亲出来之后，转眼间那贵家宅第已经化成一座大坟山；如果梁家那白房子变了坟，她也许并不惊奇。她看她姑母是个有本领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薇龙获得了姑母的认可与接纳，看到的景色又是全然不同了。张爱玲在描写这种困窘过后的释然之境况，总能有出人意料的神来之笔，这种比喻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是完完全全从作者的内心和眼睛里涌出。薇龙首先感到了内心的无比欢愉，所以那自然景象也着染上了主人公情绪的色彩，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雪茄烟盒盖上的商标画”这一形容摩登又世俗，一种不真实的奇幻感袭来。薇龙一直往前走，走到月亮没有了，便站住歇一歇脚，这时的她，又感到了惘然。回头看姑妈的家，竟然觉得像“古代的皇陵”，又是一种别样之感——衰颓、死寂、荒芜、久远之感遍历周身。最绝妙的是，她随后运用魔幻的手法，将姑母的宅邸在想象中变成一座大坟山。从刚踏入姑母家感受到的“野杜鹃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的金漆托盘”，到后来的“雪茄烟盒的商标画”，再到最后的“大坟山”，薇龙眼中的世界是如此的魔幻而神秘，这些精妙的譬喻有时让人心驰神荡，有时让人想入非非，有时让人感到寒意森森。一方面，由于张爱玲出生在一个晚清没落的贵族宅邸，自然是耳濡目染种种时代的遗存；另一方面，无论是各种积极抑或消极的、新的力量和旧的传统、西方与东方的交汇等等，都在她体内潜滋暗长。除此之外，人情的亲疏冷暖在她的文字中也有许多着墨。小丫鬟们之间的对话，也颇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的遗风。张爱玲既善于运用古典文学的传统，又颇得现代小说的精髓，使得文字既具有古典的雅致和余韵，又兼具现代的魔幻与内省。

葛薇龙，这个二十来岁的普通上海女孩，初次造访这座气宇恢弘的“金漆宅邸”，她像一朵纯洁无瑕的山茶花，即将成为这只“金漆托盘”中最耀眼的礼物。她的命运，最终是被托举着送到谁的面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