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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人的痛苦主要来源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在中国古代，就有很多刑罚是针对这两方面的痛苦而设计制定的。隋朝时期，法律制定逐渐趋于完善，在刑罚方面正式确立了“笞、杖、徒、流、死”五刑。笞刑是最轻的刑罚，是用鞭条打犯人的屁股，以示警戒；杖刑使用较为粗的木棍打人屁股，是真正意义上的刑，被打后犯人一般要躺上半个月；徒刑是限制犯人的人身自由，惩罚其从事劳役；流刑则是根据犯人罪责大小，将之发配到千里以外的地方；死刑是针对罪大恶极之人，以法律剥夺其生命。

▲《唐律疏议》明代刻本书影

五刑之中，死刑是最重的刑罚，人们也称之为“极刑”。然而相比起极刑，次一等的流刑在今人看来没什么痛苦之处，而在古代却被视为是对犯人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囚犯们个个谈之色变，有的囚犯甚至宁愿自尽也不接受执行流刑。据史料记载，最早的流刑是共工被尧流放到幽州（今北京），这条记录证明流刑早在氏族社会后期就已出现。当然，流刑在不同朝代也有所区别，除了距离远近就是流放的地点偏好，比如在宋朝时，两广和海南一带瘴气丛生，很多犯罪的官员都会被流放到这里，史书中经常能看到“流放岭南”四字；元朝时期则区分南北，犯人若是南方人，就必须流放至北方，犯人若是北方人，则必须流放至南方地区。

▲清末宁古塔旧照

清朝时期，犯人则多半被流放至山海关外的东北地区，清初甚至有“南国佳丽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的说法。所犯罪行更重些的，流放目的地一般会更远一点儿，大概就是宁古塔和乌里雅苏台。流放的犯人在达到目的地之后，要么屯垦荒地，要么参军守边，在清代还可能给披甲人为奴。总之，犯人不会有好日子过，往往是活多久就被折磨多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古代交通不像如今这么发达，被处以流刑的犯人，其目的地基本都是偏远之地，再加上还要戴着沉重的枷锁，身体会承受着极大痛苦，心理上又承受着对未知人生的恐惧，很多人就算没有在上路前自尽，也会在途中寻机谋求彻底解脱。

▲清代流放场景绘画

然而令人讶异的是，对于流放犯人这样的差事，衙役们却相当积极，尤其是流放女囚，更是抢破了头。一般来说，古代流放犯人时都会有押运衙役随行，他们虽然不需要和犯人一样手戴枷锁，但毕竟要去的是贫瘠险恶的偏远地区，一路上不是蛇虫虎豹就是飞沙烈日，押送完后还要独自返回，这又是数千里之遥。这样的差事，即使是拥有便捷交通工具的现代人都吃不消，这些衙役为何还要争抢着去押送呢？说起来，这其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清代衙门审案场景复原

第一，相比起正常工作，押运犯人更加自在。清朝官制有九品十八级，衙役则是十八级之外的“未入流”，没有列入体制之内，地位非常之低，薪水也是由县令私人发放的。在衙门供职期间，衙役们非常辛苦，每天要早起点卯，还要长时间站立陪同审案或是在外抓捕犯人，很少有休息时间。相比之下，外出押送犯人虽然看起来辛苦，但是押送过程中无人监管，想要偷懒和休息都可以，途中所有大小事务全由自己做主，显然是一件令人愉悦的差事。

▲清末囚犯旧照

第二，相比起正常工作，押运犯人更加挣钱。犯人一般都有家属，为避免衙役路途上刻意刁难犯人，家属们砸锅卖铁都要凑一大笔钱，让衙役们照顾一下。由于衙役地位很低，每个月的工钱也很少，这些家属送一次钱，几乎相当于他们一年的薪酬，这样的好事谁不心动？尤其是女囚犯的家属，担心犯人在途中被衙役侵犯，往往还会塞给他们更多的银两，甚至掏钱供衙役吃喝，因此衙役对押送女囚犯才会更加积极。

▲清末马车及车夫旧照

第三，相比起正常工作，押运犯人更加舒适。衙役押运犯人相当于出差，出差的费用自然是朝廷掏腰包，衙役们能够在驿站中好好享受。更重要的是，被判流放重罪的往往都是大户人家或者朝廷官员，他们身娇体贵，家属大多甘愿花费钱财让他们流放途中能舒服一点，提供马车甚至配一两个仆人都是常见之事。押送的衙役，自然能跟着沾光，去时同乘马车并享受仆人服侍，回程时也可以乘坐马车。总的来说，和在衙门上班相比，押送犯人确实称得上是一件美差。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刑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