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犹太教堂，在中国，除上海、哈尔滨之外，就数天津的犹太教堂（也称会堂）了。这座坐落在南京路与郑州道交口处的犹太会堂，由犹太宗教公会于1937年着手筹建，1940年建成。该教堂为哥特式风格，具有欧洲教堂建筑的特点。犹太会堂的建成使当时驻留在津的3500多名犹太人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社区。在社区内保持着完整的民族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天津的犹太人社区也维持了原有的存在方式，成为犹太人逃脱纳粹大屠杀的一片避难地。

犹太人比较集中来天津居住，历史上发生过三次。最早是在186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那时，天津被迫开埠，欧美各国大批商人纷纷涌入天津，精明强干的犹太人与之一同来到天津经商；第二次流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沙俄迫害犹太人，成批犹太人离开家乡到中国谋求生路，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一些当时称之为“白俄”的人流亡中国，其中也含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多从东北转道来到天津；第三次流入中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德国纳粹迫害纷纷来到天津，创造了犹太人在天津人数的最高纪录。

在天津的犹太人集中居住于五大道和小白楼地区，近五十条街道纵横交错，交叉跨越原英、法、德三国租界，形成了一个面积相当广大的犹太人聚集群落。在这个群落中包括商人及其雇员；以及以知识谋生的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工程师、律师、音乐师、教师等，还有手艺人，如理发匠、钟表匠、司机甚至修指甲的等等，他们都有一技之长，都能在天津这座开放的大城市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从行业上讲主要从事贸易、餐饮、房地产、金融、零售业、医疗、娱乐业等领域。

当年在天津的犹太人主要有两个人群，一是商人及其雇员，二是以专业知识技能谋生的自由职业者。犹太商人在津经营皮草生意的商号鼎盛时期多达百家以上；犹太人普列西开办了天津首家西餐店义顺和餐厅，到四十年代吸纳中国人入股发展成著名的维格多利西餐厅，直到今天，维格多利大楼，即后来的起士林西餐厅仍然屹立于繁华的小白楼地区。犹太人特里古波夫在今大沽路开办的德盛洋行专营进口毛呢，1941年洋行遭遇火灾，特里古波夫用保险赔金建起一片楼房坐吃租金。有人说今解放南路上河西医院的前身是德国人创办的德美医院，医院里有个犹太人狄大夫医术不错，常给一些上层人士做家庭医生。还有不少从事医务工作的犹太人利用随身带来的简单的医疗器械，开办了牙科诊所或x光检查诊所。此外，修表、理发、修指甲、开汽车等，也是当年犹太人在天津从事较多的职业。

犹太人在天津安家立业，也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社区生活。犹太人在天津建立的第一座犹太教堂，它是一座以犹太文化标志——七枝烛台作为拱形窗花的建筑物。这里曾是天津犹太人活动最为集中的场所。坐落在今解放北路122号建筑群曾是专门为犹太孩子提供就学机会的原犹太学校旧址。当年的犹太学校基础学科齐备，使用英语授课并讲授犹太历史和希伯来语言文学。在旧英租界威灵顿道66号街、都柏林道41号街，即今河北路和郑州道一带，还曾建有犹太医院、养老院和犹太饭堂，而坐落在曲阜道上的群众艺术馆就是原犹太人俱乐部的旧址。犹太人在津期间不仅从事经济活动，还于1905年成立了天津犹太宗教公会。公会下辖有犹太医院、犹太养老院、犹太饭堂和犹太公墓等福利救济机构。另外，犹太人还出版报纸，创办犹太学校，开展宗教文化活动。

在天津比较有名的商人有英籍犹太人纳森，青年时在英国军队供职，后来华一直在开平煤矿、开滦矿务局工作，1928年后任开滦矿务局副总经理、总经理，1935年奉调回国。他在天津有两处住所一是浙江道1号，另一所在睦南道70号，为砖木结构庭院式楼房。这两所主宅均为历史风貌保护建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犹太人是没有国家的。大部分犹太人没有国籍，只是少数来自西方国家的犹太人持有他们所在国的护照，其中来自德国的难民，持有被纳粹打上了区别对待的“J”（犹太人）的护照。1948年以色列建国消息传到天津后，犹太人陆续离开天津回国。由于大部分在津犹太人收入减少，加上有贫苦的犹太人需要救济，犹太公会提出出售房产。

当时市政府考虑到犹太公会的经济状况，于1955年，由市政府出资，天主教爱国会出面将犹太教堂买下来，改为天主教小营门教堂。1958年犹太宗教公会正式宣布停止活动。虽然天津犹太人已所剩无几，在1956年至1959年间不断接受上海犹太社团委员会的资助。直到1992年，此处被出租给香港潮州轩酒家，后遭到宗教人士反对后迁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2006年3月16日,时任天津市名誉市长戴相龙与以驻中国大使海逸达的会晤时，以色列驻中国大使对在天津修复犹太教堂和其他的文化活动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天津市市长在会上宣布犹太教教堂作为文化遗址加以保护。这座有七十年历史，沉睡约五十多年的天津犹太教堂，现被装饰一新，重新焕发出青春。犹太教堂的修缮改善了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增进与以色列国家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