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的人口、疾病与土地》，[美]威廉·韦恩·法里斯著，刘俊池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268页，38.00元笔者的研究时段以奈良至平安初期为主，对《日本古代的人口、疾病与土地》可谓是久闻大名，然而由于懒惰，一直未曾拜读英文原著，只是在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引用中窥见本书的只鳞片爪。这次终于有机会从中译本一览全貌，获益匪浅的同时也有些许疑惑。简而言之，日本学界对本书的推崇之处与作者在文中的着力点之间，似乎有微妙的出入；而笔者的疑惑在于，这一差异究竟是方法论上的去芜存菁，还是问题意识上的买椟还珠？首先惯例地来谈论一下本书在翻译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从标注了引用页码来看，译者在面对作者引用的一手史料时，似乎有对照过原文，但是统一采用了由英文译回现代口语而非直接引用原文的方式。这也是一种方法，尤其在原文有些佶屈聱牙之时，本无可非议，但是译者在回译之时或许由于专业知识的储备不够，出现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中比较严重的是，中译本第168页中提到了一条禁止权贵阶层向劳动人民提供“鱼与玉米酒”的法令，本条官符出自于《类聚三代格》延历九年（790），原文是“鱼酒”，我未曾查对英文版原作，但无论如何，在八世纪末的东亚总归是不可能出现“玉米”酒的，出现这样的硬伤显然是译者的疏忽。此外的一些误译则集中出现于与《令集解》相关的内容中。《令集解》是一部将法令集与法学家的对法条的解读集合在一起的书，成书于九世纪中后期，收录了此前多位明法学者对律令条文的解释与讨论。译者显然对于其中收录的各位明法学者及各自的著作，以及本书中经常出现的多重引用关系不太熟悉，例如《令集解》中引用了名为《古记》的大宝令注释，而《古记》中还有以“或说”、“一云”的方式引用其他人的学说，而译者则经常将这数者混淆；同样的，文中提到一位名为“迹”的学者，他的身份已经大致得到推定，译者却认为其身份不明；还有，清原夏野虽然是《令义解》名义上的编纂者，但将他视为法学家未免有失偏颇——这就好比，唐初魏征、房玄龄等人奉敕编纂了《晋书》、《隋书》等史书，但他们只是史书的编辑者，而非史学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翻译错误的学者名，例如河内祥辅误作详辅、林陆朗误作林陆郎、京都大学教授岸俊男误作东京大学教授岸俊男等，这些小错误本身并不影响阅读体验，只是假如有读者要参照进行检索则难免有些不便。关于翻译上的技术问题与一些无伤大雅的小错误的讨论就此打住，接下来主要介绍本书的研究意义与价值所在，这才是、也应该是本文的重点。关于本书的地位，或许以下这一事实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在闭塞的日本古代史学界（为免歧义，本文中的日本古代史学界指的是，由日本籍学者构成、以日语进行写作研究、以十二世纪前的日本为研究对象的学界。下同），这是为数不多会被日本学者引用的外国著作之一，而再加上英文著作这一限定条件，那么这本书几乎就是硕果仅存的独苗了。能够得到颇为孤高排外的日本史学者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本书的价值。然而，关于本书的价值与意义，最为吊诡的一点也正在于此。日本学者对本书的引用，通常集中于它关于天平年间的天花大流行究竟造成了多大伤亡这部分论述，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关于当时人口总数的估算。作者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堪称经典地采用了一个在当时还无人想到的方法。简单来说，由于天花集中爆发于天平七年与天平九年之间，而正仓院文书中正巧保存了部分这期间的纳税记录（正税帐）与借贷记录（出举帐）。由于当时的制度规定，农民需要在春耕播种时通过借贷的方式从国家获取种子并在收获后偿还，而这期间反常出现了大量无法偿还的坏账，作者敏锐地意识到造成这些坏账的主要原因在于天花导致的劳动力减少与生产力下降，由此他经由坏账的比率反推出这一时期的人口减少大致在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五之间——是的，这里并没有将百分之零点二五错写为百分之二十五。这一数字放在现在看，自然是耸人听闻的，但是由于其他的一些估算都与此相近——例如，有学者罗列出当时位阶在五位以上、有资格被记载于史书中的所有官员，并计算了他们的死亡率——因此这一数据在目前基本是得到了认可的；同样的，他对于这一时期人口总数的估算（认为八世纪的日本人口约为四百万左右）也是目前最受到认可的概数。而基于这些概算，他给出了古代日本的人口模型，认为这是一个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社会，高死亡率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其二是对流行病抵抗力不足，这导致了古代日本人平均寿命短、人口结构极端不安定、风险抵抗力差，有时一两场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就会使得一个地区数十年的积累化为乌有，而缺乏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又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严重。这一观点在现在看来似乎平淡无奇，但是在本书成书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却可以说是颠覆性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学界对古代日本经济情况的普遍认识仍然囿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成长”这一传统观念，虽然已经认识到古代的人口结构与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核心家庭结构有巨大差异，却依然停留在东亚生产方式/家父长制大家庭结构的框架内，本书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这一传统观念。虽然当时的日本古代史学界已经意识到，正仓院文书中保存下来的户籍数据中有许多不可尽信的部分（典型例子是户籍数据中的玛叶指数分布极为不平均，年龄尾数不自然地集中于二岁与七岁，而考虑到日本的户籍是六年一编，距离上次编纂户籍时间过去了十二年，这说明上一次编纂户籍时，对多数不确定年龄的人采用了四舍五入的模糊处理：例如真实年龄是十三、十四或十六岁，却被登记为十五岁，真实年龄是十九或二十一岁却被登记为二十岁，等等，这导致了十二年后的统计数据中有大量的年龄尾数为二或七的人），却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户籍记载的家庭结构本身都极为不安定；此后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婚姻关系与家族关系远没有想象中的稳固，而家族也并不完全绑定于某一块土地上。在配偶很容易就因为各种原因突然去世的社会环境中，再婚是个非常合理的选择。同样的，由于缺乏足够的手段抵御各种自然灾害，土地开垦的收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数年间辛苦开垦的土地往往面临被迫一朝抛荒的困境，这自然容易造成大量的流民，而权门势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笔者偶尔会感叹，当时的日本模仿学习的是唐朝的律令制度，但权门势家逐渐膨胀的过程，却与汉末豪强的崛起过程有极大相似性，日本直到最后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或许这就是古代日本虽然学习了唐朝制度却未能走上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原因。但是吊诡之处也在于此。本书虽然题为“日本古代的人口、疾病与土地”，但是作者的野心却不仅限于此，他试图给出一个更大的范式对奈良至平安初期（或者用一个比较笼统的时间段，645-900年）的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生活做出解读，笔者认为这才是本书最值得评价的地方——当然，这不代表本书的观点就没有可商榷之处——但是作者的这一尝试似乎被日本学界无视了，日本学界对本书的关注基本集中于前半部分关于人口、户籍问题的讨论。正如作者在结语中所言，对日本效法中国文明时期的特质，日本学者通常有以下两种解读方式：第一种是“不适用理论”，认为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日本完全行不通，律令制是照搬隋唐的统治机制，唯有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造才能使其适用于日本，然而这些改造恰恰会从根本上破坏律令制的性质；另一种观点，作者将其总结为“内部扩张理论”，认为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度之所以在日本失败，是由于这种制度无法应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律令制度带来经济与人口的增长。为了应对这一需求，政府要求开垦新田，然而为了激发积极性就不得不允许开发者长期持有土地，这导致了地方豪族势力的增长，并最终使得律令制的统治方式难以为继。与这两种强调律令制带来经济发展的观点相对，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经济落后说”的观点，他首先强调了传染病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他认为大约平均每隔一代人的时间，就会有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致命传染病传入日本，这大大延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也对日本的政治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传统观点在描述两次大规模传染病之间的人口增长速度时或许适用，却忽视了传染病这一最大变量造成的影响；由此，作者对于这一时期开垦新田的工作也给出了很低的评价，他指出开发新田的工作虽然一直在进行，但是耕地总面积却并非不断扩大，反而是新田开垦的成果不断被抛荒旧田所抵消，再加上农业技术水平的参差不齐与农村居民区的不成规模，这些共同造就了律令时代日本经济的落后。而古代到中世日本之间的发展，在作者看来除了是生产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灾害（水旱、疾病等）的应对能力的增强，这才使得日本摆脱了人口波动与“开垦-抛荒”的恶性循环。诚然，作者提出的这个范式不一定适用，但是笔者认为至少他的问题意识是值得赞赏的，尤其是将人口、土地与疾病等几个变量联系起来考虑的这个思路很值得继承。但是现状是，目前户籍研究与庄园研究的割裂愈发严重，彼此似乎不怎么交流，而疾病/卫生/医疗史虽然近些年来越来越有成为显学的趋势，却也有与传统史学相隔绝的倾向。这三者各自为战，似乎与作者的核心意图渐行渐远。户籍研究者或是抓住美浓国半布里这一个相对完整的户籍数据反复分析，或是纠结于几份户籍在书写方式上的某些区别，试图从中解读出户籍政策的根本性变化，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更多的是些不断重复的车轱辘话；庄园研究让我们知道了各地方庄园的开发细节，但也仅限于此，中世日本经济的全体像反而更加模糊不清；医疗史、疾病史在当下中国学界固然颇为兴盛，而在日本学界内却天然有低人一等之感，老派学者们对此嗤之以鼻、不愿“屈尊”，而由医学者推动的一部分研究又颇有些天马行空、让人难以完全认同。总之，说日本古代的医学史研究与传统史学界之间隐隐有天然隔离、老死不相往来的趋势可能略有些夸张，但两者间的隔阂影响到了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却是肯定的。换言之，作者在这部书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意识并没有得到日本学界的足够重视，反而是一些技术性分析被奉为经典；或者说，这正反映出日本学界在学术理论体系上的尴尬现状。二战后，为了避免重蹈史学研究被政治利用的覆辙，日本史学界重新高举实证主义大旗，对理论先行的研究方法保持了充分的警惕，而问题意识的来源，五六十年代有马克思主义史学、七八十年代则有社会史、性别史等，同时还有新史料的整理出版，因此一直能有新领域可以拓展；而当下一方面研究范式常年没有得到更新，新的问题意识寥寥无几，随着高速成长期的结束，新材料的发现与整理速度也逐渐下滑，在此背景下，学者面临的论文压力却比之前更重，可以说，现在的学界同时面临着方法论与外部压力的双重危机，这也导致了近年来日本史学界中粗制滥造炮制论文的现象逐渐增多。虽然情有可原，但说这些并不是在为同时代的研究者们辩解，反而是想要指出现在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一篇普通的论文通常有如下构造：对一个大致出现于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经典理论以及其后的展开进行整理，针对其中的某个细节提出质疑，接下来是一波看起来十分绵密的论证，（假如有的话）再使用一些新材料来辅助论点，最后总结出本文对传统理论做出的修正，完结。至于这一修正本身是否合理、是否有意义，有时已经不再重要，更不要说对经典理论的反思以及建构新理论的尝试。这个现状，一言以蔽之，即“为实证而实证，为论文而论文”。或许研究者确实有这样与那样的不得已，却难以避免尸位素餐的指责，这也集中反映在学界对这本书的态度上——对技术细节推崇备至，对其问题意识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这两者都可以说是现状的缩影。这不仅是本书的不幸，更是日本史学界现在需要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