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凝聚浩瀚的中国精神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读后

编者按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学习出版社联合8家出版社，联合推出“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这套丛书收录了从1949年至今，描写我国人民生活图景、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和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70部原创长篇小说精品力作。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为介绍这套鸿篇巨制，本版约请三位文学评论家撰文，以年代为脉络全面梳理这套丛书，展现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我国文学发展的成果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伟力。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孙犁、赵树理、徐怀中、周立波、王蒙、莫言、陈忠实、王安忆、韩少功、贾平凹、迟子建、金宇澄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49-1976：

反映新生活 奠定新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与这个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是文学的全新变化。这个时期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学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组成部分。从1949年至1976年进入共和国之后的这“十七年”，最为发达和成功的文学样式，就是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小说。

长篇小说《创业史》插图 蔡亮/绘

这一时期的文学，除了少数试图建构“史诗”的作品外，大都是具有通俗小说元素的作品。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如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梁斌的《红旗谱》、冯德英的《苦菜花》、曲波的《林海雪原》以及《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大刀记》等。这些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同一性，就是传奇形式中民族性的建构。它们在延续了传奇小说叙事形式和内部构造的同时，装进了新的内容，起到了教育人民、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作用，替代了过去言情、武侠、侦探等通俗小说的娱乐性功能。

红色革命，是20世纪席卷全球的伟大事件，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红色写作——或称作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在那个时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经典“三红一创，保山青林”八部长篇小说，有五部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

柳青的《创业史》被普遍认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品之一。小说通过对梁生宝、梁三老汉以及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等人物的塑造，回答了农村为什么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创业史》受到肯定和好评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中国农民形象。梁生宝是一个天然的中国农村“新人”，他是“蛤蟆滩”合作化运动天然的实践者和领导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柳青几乎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来展示这个新人的品质、才能和魅力。梁生宝不是那种盲目、蛮干、仇恨又无所作为一筹莫展的农民英雄，他是一个健康、明朗、朝气勃勃、成竹在胸、年轻成熟的崭新农民。在解决一个个矛盾的过程中，《创业史》完成了对中国新型农民的想象性建构和本质化书写。

赵树理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成长的代表性作家，他的《三里湾》是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也被认为是“我国最早和较大规模地反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优秀作品”。小说叙述了三里湾四个不同家庭在合作化运动初期的矛盾和变化，反映了农村所有制变革中思想和观念的斗争，表现了家庭、婚恋、道德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

周立波是一个跨时代的作家。1956年至1959年，周立波先后写出了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及其《续编》。《山乡巨变》取得了重要的艺术成就，这不仅表现在小说塑造了几个生动、鲜活的农民形象，对山乡风俗风情淡远、清幽的描绘，也显示出周立波所接受的文学传统、审美趣味和属于个人的独特文学修养。

浩然的《艳阳天》，是最能代表其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的小说。小说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书写了农业生产合作化时期火热的生活画卷，歌颂了在新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新人物和新力量。小说情节曲折复杂，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语言朴素晓畅，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特色。虽然小说不免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色彩，但难能可贵的是塑造了众多朴实醇厚的农民形象和真实生动的落后人物形象。浩然通过这些人物形象，表达了社会主义永远是“艳阳天”的坚强信念。不论是描写、叙事还是抒情，对社会主义的赞美都由衷地流诸笔端，全书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进入新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如何表达全新的生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不仅需要作家熟悉、理解新生活的内容，同时也要熟悉表达这一生活的形式和内在精神思想。经过不断的学习、探索和具体的文学实践，作家们在不同生活领域内，写出了表达新生活的重要作品。除上述农村和革命历史题材外，城市、青年、边疆少数民族等题材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创造成果。其中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王蒙的《青春万岁》等，最有代表性。

《上海的早晨》与《创业史》具有一种完全同构的对应关系：它们虽然题材和书写的领域不同，但都试图通过文学的形式来完整、全面地表现中国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的艰难、曲折、复杂但一定走向胜利的历史过程和必然趋势。因此，这部宏伟的长卷依然是一部有关国家民族的历史寓言。

王蒙的《青春万岁》，以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女七中高三女生热情洋溢的青春生活，讲述了那个年代一代青年的成长经历，讲述了成长于新旧交替时代青年人特有的精神风貌：有理想，有热情，对生活积极乐观。小说洋溢着一种温馨而炽热的氛围，渗透着一种高尚而纯洁的情调，折射着一种绚丽诱人的理想之光。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长篇小说，是用文学的形式表达时代生活的主流。其中流淌和洋溢的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既是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作家用想象的方式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建构。虽然简单透明、一目了然，但是，作家对新生活的理解和想象，构建了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肯定了时代的价值观和对生活单纯炽热的情感，分外感人。当我们重读这些作品时，油然升起的慨叹是，这些小说已经成为历史，但却没有成为过去，它们仍在我们的情感生活中挥发着巨大的精神作用。

作者：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

1980－1999：

激情似火 沉思如水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长篇小说经历了由激情向沉思转变的阶段，激情似火，沉思如水。

《红高粱》里“颠轿”的场景。刘铁飞/绘

20世纪80年代，当代文学经历过一场政治动荡的破坏后迎来复苏。在恢复现实主义本来面目的实践中，作家们陆续推出了新作。这些作品也是作家们长期文学积累和思想沉淀的结晶，充分证明了共和国70年的文学发展一个完整的历史流程。

魏巍和刘白羽是历史的亲历者。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就开始动笔，几经磨难，也反复修改，才有了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某英雄团为主线，展现中朝两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必要性和重要性的《东方》。刘白羽在1949年写完中篇小说《火光在前》后，就开始酝酿写一部长篇小说，以实现表达创建新中国深沉内涵的夙愿。经过20多年努力，他写出了描绘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中原、建立新中国宏伟篇章的《第二个太阳》。周克芹“文革”期间生活在农村，广大农民在极“左”路线下的悲惨遭遇引起了他对农民命运的关注与思考。1978年他正式动笔，很快完成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这几部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主义强大基石的见证。《东方》和《第二个太阳》是现实主义军旅叙述的基石，《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现实主义乡土叙述的基石。姚雪垠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写作的《李自成》则是现实主义历史叙述的基石。只有从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延续性和强悍性来认识20世纪70、80年代之交的文学语境，才能理解这些作品的分量。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也是他几十年生活积累和思考的结果，萧克的《浴血罗霄》更是一部前后写作了40年的小说，小说特殊的战争韵味正是因为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历史的浸染而获得。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文学思潮此起彼伏。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铭刻着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转化的轨迹。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是改革文学兴起时最为精彩的亮相。刘心武的《钟鼓楼》体现了文学对人道主义的回归。

改革，是80年代最强的社会呼声，也成为80年代文学最重要的主题。柯云路的《新星》把视角对准了改革开放初期县城的干部和百姓，以充沛的激情描写了改革之年的政治斗争，着力塑造了李向南这一改革干部的形象。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则把目光投向改革浪潮中的平凡人物，寻访平凡世界里不平凡的灵魂，作者朴实的现实主义叙述和真诚的写作姿态，是这部小说长年受到读者特别是平凡世界里年轻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

知青文学是80年代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知青文学从整体上说具有理想主义特征。叶辛的《蹉跎岁月》是较早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在文坛一片“伤痕”控诉声中，叶辛内心用对理想和青春的缅怀吟唱出另一种旋律。梁晓声是一位始终高扬着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家。他不仅对以往的理想岁月充满眷恋，而且还希望让理想能够在今天这个新的时代得到延伸，这是他写作《雪城》的深层动机。

20世纪90年代从20世纪80年代的激情走出来。社会对世俗和物质的追逐呈疯狂的程度，促使人们进入沉思，寻找精神的依托。知识分子发现了民间的价值，将此开辟为一个独立的叙事空间。张炜将此称为“融入野地”的精神状态，并形象体现在《九月寓言》之中。王安忆的《长恨歌》则是一种立足于“都市民间”的写作。小说以活泼的形式创造了一种都市的民间文化形态。陈忠实的《白鹿原》是90年代隐秘民间“家族史”中的代表，他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以“仁义”为基调的宗法文化的坡塬。

新时期文学在逐渐恢复现实主义应有魅力的同时，还朝着另一个向度寻找突破口，即从现代主义思潮中汲取资源。它由此大大拓宽了小说表现的艺术空间。得益于西方现代派的手法，莫言重新处理本土经验，创造了一种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命名的“幻觉现实主义”，他的《红高粱家族》就是幻觉现实主义的代表作。韩少功对于现代主义的学习则偏理性，《马桥词典》完全采用非小说的叙述结构，以词典的形式为思想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他赋予了语词以独立的生命及神秘精神。

经历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洗礼，作家逐渐建立起明晰的政治情怀，使小说紧扣主流政治走向。周梅森始终关注中国当代政治的变化，当经济改革向着纵深发展后，政治体制上的问题逐渐成为最大的掣肘。于是他写了《中国制造》，在小说中大胆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张平的政治敏感落在人们普遍关心的反腐问题上，其小说《抉择》展示了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和尖锐性。柳建伟敏锐地觉察到军队在和平时代的困顿，他的《突出重围》正是把这种困顿当成真正的敌人从正面出击。小说描写了模拟高科技条件下的一场局部战争大演习，以极大的思想勇气直面中国军队面临的严峻挑战。

这一时期，作家们的艺术触角向更广泛的领域延伸，在风格上不断创造出新形态。曹文轩的小说在审美风格上独树一帜，《草房子》是他追求优美理想的代表作。小说以优美的文字、纯情的童年故事，营造了诗般的艺术情境。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以茶文化为题旨，是一部描绘中国茶人在近、现代史中命运的长卷。小说起承转合自然圆熟，在家族史叙述上提供了文化叙述的尝试。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也来自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阿来的《尘埃落定》展现了独特的藏族风情及土司制度的浪漫和神秘，它以一种新的小说样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新”主要体现在思维的悟性、结构的神游。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讲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间的兴衰，旨归在铸造多元文化交融、拼撞中焕发出的蓬勃不息的生命意识和平凡伟大的人格。

从20世纪80年代的激情燃烧，到20世纪90年代的冷静沉思，时代为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与背景，同时也展现出一条贯穿始终的当代文学传统。

作者：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2000－2019：

新世纪 新风貌 新超越

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与新世纪的社会生活一样宽阔丰厚，滚滚向前。社会经济生活的高歌猛进，思想观念的风云激荡，直接推动着文化创造的勃兴与超越。

在接续乡土文学优良传统方面，贾平凹的《秦腔》勾画出商州、秦岭一带农村新旧转型时期的斑驳画卷，把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写得感人至深。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以恬淡舒缓的笔调，反映当代农村女性争取独立与尊严的艰难和喜悦。铁凝的《笨花》在回望历史中寄托情怀，留在读者心里的并不是呼啸而过的历史飓风，而是经受冲击后，顽强的乡野平民和广阔的乡村生活所体现出来的巨大包容性，以及我们民族仁义、正气、自尊、自强的精神品格。

这一时期，对革命历史与革命战争的重述展现出新的风姿。黄亚洲的《日出东方》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将中国革命史上的风云际会写得惊心动魄。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在诠释战争、权力、政治的同时，聚焦人性、欲望、命运的交织。都梁的《亮剑》反映了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时期，一个部队硬汉体现出的人性尊严。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独具特色地描绘出与共和国命运息息相关的革命者及其后代们的命运和心路历程，既真实可信又扣人心弦。

知识分子题材的深入开掘同样是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宗璞的《东藏记》，以女性的温情笔调，生动展现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在战火逆境下胸怀家国天下的境界，讴歌了一代人的坚韧坚守和博大胸襟。刘醒龙的《天行者》讲述了一群20世纪90年代基层民办教师的辛酸经历，分享乡村教育的艰难。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串接起一个个发生在不同人生阶段、不同人、不同时代的爱情故事。李佩甫的《生命册》刻画了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探索了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面前失去方向的可能性，具有很强的内省性。

以制度运行、经济变革为背景的叙事在新世纪同样有新的进展。陆天明的《省委书记》与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张平的《抉择》、周梅森的《至高利益》等作品一样，以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为己任，全景式表现社会矛盾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各方面势力的较量，塑造了三代省委书记的形象，具有动人的现实主义魅力。何香久的《焦裕禄》从一个穷苦孩子的艰难求生讲起，挖掘了焦裕禄与自己脚下土地的关系、与自己家乡的关系，还原了一个贫苦家庭子弟成长为基层领导的过程。与现实人物塑造并行不悖的是作家对历史人物的深度挖掘。二月河的《雍正皇帝》跨越康、雍、乾承先启后数十年的历史，以笔立史，刻画了雍正皇帝一代帝王的饱满形象。

奇幻瑰丽的边疆地区成为作家锻造力作的土壤。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借一位老妇人之口，写出了鄂温克族人口式微、艰难繁衍的大爱大痛，讴歌了与命运抗争的顽强精神。范稳的《水乳大地》塑造了藏传佛教活佛、纳西东巴教代表、基督教传教士、红汉人干部还有不惧天地鬼神的康巴汉子等形象，小说在流光溢彩的故事讲述和跌宕起伏的冲突塑造中，很好地反映了多民族混居、多文化冲撞与融合的必然。杨志军的《藏獒》展示的是藏獒之间、人与藏獒之间的种种矛盾，借此讴歌为草原和平做出巨大牺牲的人与藏獒，在塑造传奇中体现出豪迈悲凉的风格。姜戎的《狼图腾》写了我国政治文化氛围极为特殊的年代里，内蒙古草原牧民维护草原生态平衡的努力，也书写了狼这一物种凶悍残忍但智慧协作的精神。

进入新世纪，城市题材小说的创作既源自新生活的推动，也是回望过去的结果。毕飞宇的《推拿》力图写出盲人的爱恨情仇和酸甜苦辣，表达他们同样需要被尊重和被关注的精神需求。小说节制却富有张力，看似浅淡却极有力量。金宇澄的《繁花》试图重新建构上海普通民众生活的原生状态，在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还原上海城市生活。对古代传统叙事、极简风格的追摹，对日常细节的归真式探究，使《繁花》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而关注城市里人的成长，描摹人在成长阶段的迷茫、激情、浮躁，单纯、怯懦与善良，则构成了苏童《黄雀记》令人难忘的元素。陈彦《装台》写的是城市最底层里的小人物，他们快被生活压垮了，但始终希望拥有自己的价值和生命尊严。作家在还原这些人的生活时，始终没有忘记把充满烟火气的世情与多彩的人生和盘托出，折射出人性的温暖。

在网络文学与科幻小说方面，阿耐的《大江东去》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国营、集体、民营和外国资本等几种主要经济形态在中国社会中发生的变化，交织出一幅转型时期，工人、农民、小市民、个体户、企业主、政府官员等人物命运纵横交错的社会图景。刘慈欣的三卷本《三体》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毕竟，对希望的执着，对人性的探究，有助于人们超越现实，开拓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也正是科幻文学的力量所在。

从新世纪以来这些优秀长篇小说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现实主义仍然是当代文学创作具有主导性的潮流。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创造，其特异性、精神超越性和审美创造性有了新的发展。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合力影响下，长篇小说的思想追求、美学品格和文化趣味使之成为国民阅读的主流，体现出多种文化要求、文化风格、文化境界兼容并包的景象。

作者：梁鸿鹰（文艺报总编辑）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23日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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