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百万国民党军队中，有“五大王牌”军，它们分别是整编74师、新1军、新5军、新6军、第18军。而整编74师又居于“五大王牌”之首，可谓蒋介石嫡系中的最精锐部队，师长张灵甫，中将军衔。

在国民党军中，张灵甫可算得一员虎将。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张灵甫多有参加，比如，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两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西会战，等等。在对日作战中，张灵甫多次负伤，却不下火线，颇有抗战业绩。

鉴于此，2005年，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张灵甫荣获国家一枚抗日纪念章，由张灵甫长子张居礼到北京代为领取。

八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了国共内战。张灵甫积极参与了国共内战。张灵甫指挥的整编74师，作为国民党在华东战场上战斗力最强的核心骨干，在淮阴、涟水、鲁南等战役中，都让解放军吃了不小的亏。

然而，时至1947年5月，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透顶、逆历史潮流和不得人心，张灵甫这支王牌军在山东孟良崮一役中，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悉数歼灭。

张灵甫被围孟良崮，在外无援兵，突围无望，濒临绝境之际，曾于5月6日愤愤地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以国军表现，在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任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以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

这话可谓一针见血。国民党各部队互不相救，各自保命，再多几个张灵甫，也无济于事。

张灵甫殒命前，据说，他曾留下绝命书两份，一份给蒋介石，一份给妻子王玉玲。

给蒋介石的信是：“今战况恶化，饮水断绝，粮弹俱尽，全师孤悬，四面受敌。我与众将战到最后，为上报党国与领袖，下达士兵与部属，决心以一弹饮绝成仁，报效校长多年之教诲。”

给其妻子王玉玲绝笔信大意是：“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绝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1947年5月16日，中共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战役中当场击毙张灵甫，这是历史事实，也是解放军当时和后来一直公开和明确的说法。

然而，国民党对张灵甫之死，则另有说法。他们根据上述两封遗书，判定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中是“自杀”身亡。此后，根据这一认定，国民党方面也一直这样宣传。

孟良崮一役，在人民解放军数万大军的包围中，张灵甫已陷入无粮无水无援兵的绝境，尚能抵抗3天，也属特例了。在行将被歼前，以张灵甫的地位、性格、经历和年龄，完全有可能做出自杀的打算。但根据这两封遗书，就断定张灵甫一定是举枪自杀的，显然证据不足。

更何况，这两封遗书到底有没有，至今存疑。

中国现代记者、文学家、翻译家萧乾曾主编一部《新编文史笔记丛书·三秦轶事》。书中所收入的吴鸢关于《张灵甫遗书之谜》一文，详细记述了那两封遗书的造假经过。吴鸢曾任国民党74军人事处长，张灵甫死时，任王耀武所部第一处处长。现将吴鸢所述摘要如下：

蒋介石得知74师全部被歼的消息后，气得捶胸顿足，立足撤换了一批高级指挥官如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等。同时电令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查询74师有无逃到济南的人员，尽快查清张灵甫的死因。

王在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连忙召集所部副参谋长罗幸理、第一处处长吴鸢、第四兵站副总监郑雍若、秘书主任钟晓林等几个重要幕僚商议善后办法。

最后，他们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予以弥补。第一，迅速重新成立整编第74师。第二，伪造张灵甫的遗书两封。一封为张灵甫写给蒋介石，表明一死以报党国和对校长的忠诚；一封给妻子王玉玲，要求她好好抚养刚出生的孩子。

张灵甫长于书法，笔力遒劲。第二绥靖区司令部译电科科长李啸梓是张灵甫的同乡，两人颇有交往。李啸梓也喜书法，平时喜欢模仿张灵甫字迹，还模得像模像样。于是，这两封遗书成稿后，就交由李啸梓仿照张灵甫笔迹代写。

第一封写给蒋介石的遗书，王耀武可谓煞费苦心。他向这时74师逃到济南的少数官兵一一面询，特别询问了74师师部逃出来的副官赵某。经过再三推敲，诸幕僚认为没有破绽后，才最终将遗书定稿。

随后，王耀武派人乘飞机将张灵甫所谓“两份遗书”送到南京，谎称是张灵甫在自杀前写好，交由副官化妆送出的。蒋介石信以为真。

王耀武为张灵甫假造遗书，分明是往自己的心腹爱将张灵甫脸上贴金，也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其主要目的是让蒋介石看看，他手下的将领何等“英勇无畏，视死如归”。

难怪蒋介石曾称赞王耀武“善于带兵，有指挥才能”。

其实，在国民党集团内部，这种弄虚作假行为，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惯用的欺骗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