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如果小玲还活着，她一定还认得我……

小玲

叶龢◎著

小玲如果还活着，现在应该是我这个年纪，她学习那么认真，成绩那么好，后来应该考上了大学吧，离开了荷叶村，离开了资水镇，或到省城，或到外地，甚至到北京去上大学了。如果我们后来在哪儿遇见，比如在王府井大街，比如在莎士比亚书店，她一定会认得我，我们一定会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或许是湘江东岸太平老街的茶馆，或许是赛纳河左岸的咖啡馆，我们一定会谈到资水镇的人们，谈到荷叶村西边那条清晰的溪水以及发生在小溪边上的那些旧事，我们当然也会谈到小花。但是小玲死了，在小玲的世界里没有小花后来的故事，也不可能有当年荷叶村那场大火。

资水镇位于资江的下游，在江的北岸，临江形成。我和小玲有时到陈文浩他们家一起做作业，书桌在窗边，窗下就是资江，江面上是来来往往的商船，白帆点点。成片成片的竹排漂浮在江面上，缓慢地移动，竹排上的人们在劳作，男人在捆扎着什么东西，女人在做饭，炊烟袅袅，两个小孩在竹排上玩耍，腰间系着长约三米的麻绳，麻绳的另一头拴在竹排上，这个长度正好让小孩到不了水边。偶尔有机动船驶过，掀起波浪，帆船和竹排跟着起伏、摇摆。风浪一刻不停地拍打着江岸，单调地重复着资江的潮涨潮落和资水镇春夏秋冬的更替。

江的对岸有一个封闭式的廊道从大堤上顺着长长的缓坡一直延伸到江面，那是一条机械传送带。传送带的另一端是一个庞大的粮库，对岸平原生产的稻谷运到这个粮仓，再从这条传送带输送到货船上。运粮船缓缓离开江岸，升起白帆，顺着资江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完全不为我和小玲所知的世界，那个世界对我和小玲来说特别神秘，那些年我们始终对商船来去的世界怀着好奇和探索。

江面上没有桥，只有柴油动力轮渡把两岸联结起来，这是资水镇与对岸来往的唯一通道。两边渡口有石码头，资水镇的码头在镇中间，从铺满花岗岩麻石的主街往南拐进一条长约百米的小巷，一直可以走到码头，小巷两边是各式各样的小店，只有到了河边才是售票处和候轮室。售票窗口极小，你永远也看不清里面卖票的人具体长成什么样子，你把两分钱硬币递进去，售票窗口一只白晳的女人手迅速把船票递了出来。候轮室是粗糙的石灰地，地上永远都有泥土，晴天的时候到处都是碎得没有形状的灰白泥块死皮赖脸地趴在石灰地上，雨天却是灰黑的泥面团，来来往往的人们的裤脚上也永远都是没完没了泥点，或灰白，或灰黑。

码头上传来汽笛声，渡轮靠岸了，渡轮制动，发出隆隆的响声，河水在船尾翻滚。渡船和码头边上都挂着废旧的轮胎，渡船轻轻地撞上码头，船上的人们前仰后合，船夫跳上码头，把一根粗大的缆绳系在码头上的铁桩上，船上的人们或提或背或挑着各种物品踏上一块刚搭好的长木板争先恐后地上岸，挤入那条窄窄的巷子，然后消融在铺满麻石的主街上行色匆匆的人群中。

我和小玲上学路上经过那个渡口，我们经常在放学后，买两张过河票，坐船去江面感受渡船的颠簸和江面上带着水腥味的江风。

小玲听奶奶说，资江水下生活着许多落水鬼，每年都会带些人下去跟他们一起生活。小玲不明白为什么水下面还有个世界，那里生活着落水鬼。有次她问我：

“落水鬼长成什么样子呢?他们都做些什么?他们会在晚上到资水镇街上来玩耍吗?”

“你奶奶胡说的，哪有什么落水鬼?”我这么说着，但自己心里开始害怕起来。但小玲并不害怕，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害怕，而且总是对资江水下的世界充满好奇，小玲对一切她不知道的世界总是很好奇。

我们坐到对岸，却不下船，坐回来，有时反复好几次，人少的时间，船夫不怎么搭理我们，人多了船夫就会把我们撵下船，我们迅速跑上岸，然后顺着资水镇那条麻石街一起走回荷叶村。

荷叶村在资水镇的北边，离资江不到一公里的距离，荷叶村的西边是一条南北向的小溪，小溪从很远很远的北边款款而来，向南流入资江。小玲的家就在小溪的东边，离我家不到十米的距离。到了夜晚，江面竹排上的探照灯笔直的光柱在资水镇上空来回晃动，铁器加工厂里隆隆的锻铁声隐隐约约从镇上传来，你似乎能看到穿着蓝色劳动布工作服的工人师傅双手握着铁钳，从火红的炉膛里夹起火红的铁块，放到锻造台上，锤造成他所需要的形状，然后将锻好的铁器伸入旁边的水桶，立刻发出“哧”的一声，一股白雾从水桶中腾空而起。火炉边架着风箱，风箱一拉，风进火炉，炉膛内火苗直往上蹿。锻机简单而高大，下面是一个沉重而敦实的铁墩子，上面一个比人还高的机械臂，在电机的带动下上下运动，简单而粗暴地向铁墩上的铁块砸去，然后松开，师傅趁机改变铁块的方向和位置。旁边还有一小铁墩子，上面放着把铁锤，师傅用来修改铁器的关键部位。一阵钝响和叮叮当当之后，师傅们手中的一块块坚硬的铁块就这样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农具和家用器具。

那天晚上，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的，后来，月亮出来了，皎洁如玉，而这时星星却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中秋过后的夜晚温暖而舒适，空气弥漫着果实成熟的味道，月光下，我和小玲坐在小溪边，远处传来竹笛声，时而悠扬，时而哀怨，时而欢快，时而幽幽。

小玲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两家又是邻居。小玲长得特别好看，穿着妈妈给她做的花衣裳和灯线绒布鞋，扎着两条小辫，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稚嫩的小脸上有一对可爱的小酒窝，秋冬季节身上还带有香味。我们很小就发现我们的身体长得不一样，那时挺纳闷的，还没来得及问彼此，我们就长到了不好意思再问的年龄，一切都在好奇、懵懂、探究中一天一天成长着。我特别愿意跟她在一起，她也不拒绝我，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儿，在一起做作业，我总是傻傻地看着她，而她总是在专心做自己的作业，偶尔抬起头，发现我在看她，她只是抿嘴一笑，用手把我的脸推向课本，然后低下头继续做她的作业。

小玲家里人都叫她玲子，荷叶村的父老乡亲也都叫她玲子，资水镇小学的老师和同学却叫她叶梓玲，跟她关系好的几个小女孩私下里叫她梓玲，在学校或大家在一起时我也叫她叶梓玲。小玲这个名字是我叫出来的，只有我一个人叫她小玲，也只有当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才叫她小玲，小玲这个名字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或只存在于我们两个人的世界里。

有一天我好奇地问她：

“你爹姓唐，你为什么叫叶梓玲啊?”

“我不知道啊。”小玲奇怪地盯着我，好像我知道答案似的，她觉得这个问题应该由我去了解，然后再告诉她。

小玲家成份不好，她是地主唐士昆的女儿。唐士昆家是村里唯一的地主，解放前他们家在资水镇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大半个荷叶村都是他家的田地。那时唐家由唐士昆的爹掌管。他爹在1949年2月去世，那年汤士昆从省城回家奔丧，他是独生子，理所当然地继承了家里的财产。他感觉风向不对，于是想把家里大部分田地都贱卖给村里其他人，然后准备带着一家老小去台湾，几个月下来，田地都卖得差多了，跑是来不及了，却变成了小地主，再加上他接手时间不长，所以资水镇没有把他当恶霸大地主给处决。1950年他娶了贫农叶汉良的女儿叶小凤为妻，生了一大堆孩子，小玲是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尽管如此，唐士昆的地主成份是铁定的，每次来运动，他都是运动对象，拉出来批一批，斗一斗。但唐士昆在村里人缘特别好，荷叶村的老老少少都知道，唐士昆本来是在省城念书的一个勤奋学生，还没来得及欺压村里人就解放了，再说了，唐士昆看上去也不像是欺压人的样子。但荷叶村的老光棍何云山对此不这么看，他觉得唐士昆当时还年轻，刚接手，时间长了，也会跟他爹一样。不管怎么样，荷叶村大部分人对唐士昆一家特别友好，运动来了，拉出来批斗批斗，批斗也就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批斗完了哥儿几个就打搓符子（注1）去了，应付上头而已，反正都是贫下中农，怕谁啊?但批斗那几个富农是严肃认真的，那真是阶级斗争啊，跪禾刷子（注2），一跪就是一晚上，跪得都站不起来，跪得直掉眼泪，有时用一个长木棍置于膝盖后的腘窝，一边一个小伙子握着木棍同时往下压，跪在禾刷子上的富人疼得哇哇直叫，疼得昏死过去。有次开批斗会，批斗富农叶富堂，回答审问迟疑了一点儿，妇女主任陈三娥跑上去就是一耳光，叶富堂捂着脸，头低得更厉害了，陈三娥却气得脸色发白，嘴唇颤抖，不知道何来那么大的深仇大恨。

小玲本来叫唐梓玲，上学报名前一天，唐士昆给她改了姓，叫叶梓玲，他说：

“你还是跟你妈姓吧！”表情严肃而无奈。

小玲她妈死活不同意。

“我都嫁给你了，哪有孩子跟妈姓的啊，不明不白的。”

“还是替梓玲想想吧。”唐士昆低下头说。

叶小凤这才明白过来。她慢慢走到唐士昆旁边，挨着他坐下，小声跟他说：

“我不在乎这个，从我嫁给你那天起从来没在乎过这个。我们家里人，我父母，我那些兄弟，也都没在乎过这个，这你是知道的。”

唐士昆抬起头来，感念地看着叶小凤，然后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跟小玲同年同月生，我比她大9天，是同一个接生婆接生的。我们两家是邻居，我妈跟小玲她妈从年轻时候起就特别要好，好得跟亲姐妹似的。我跟小玲从小就在一起玩儿，生病一起生，住院一起住，后来上学在同一个班，同一个桌。很小的时候，双方家长先后发现：两个孩子之间可能有心灵感应，因为他们经过多次验证发现，尽管我们不在一起，我哭的时候，小玲一定会哭；我大笑的时候，小玲在另外一个我见不到她的地方莫名地开心。

有段时间，小玲去了外地小姨家，在那儿不适应，生了场大病，十多天后才回来，而在那段时间，我感冒发烧十来天。后来，小玲回到荷叶村，我们的病第二天齐刷刷地好了，我们又一起走在去资水镇小学上学的路上，一起去资江边戏水，小玲斜跨着军绿色的书包，书包带上系着鲜红的丝带，在资江边上跳跃、飘扬。 我们又一起去坐渡船，感受颠簸，趴在船舷上寻找江水下面的落水鬼，依然是我紧握着船边害怕得发抖，小玲把身子探出船窗外，脸朝下，两眼紧盯着江水，一心想看到江水的深处，那里可能生活着水鬼。斜阳照在江面上，折射的波光在小玲的脸上闪烁。

我还记得，有次我们写作文，一起写到荷叶村昨夜的月光，描写的情景几乎一模一样，陈老师问我们是谁抄了谁的。放学后在回家路上我们相视而笑，我们当然知道，谁也没有抄谁的，但陈老师不知道。

秋天的景色和空气总是宜人的。那个秋天的下午，我跟小玲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走在那条千百年来永不枯竭的小溪边上。我们听到路边草丛中有嘤嘤嘤的小动物声音，走近扒开草丛一看，是一条花色的小狗，身体微微颤抖着，可怜巴巴地望着我们。小玲蹲下去抱起小狗，她用臂弯把小狗抱揽在自己的怀里，就像抱着一个婴儿，另一只手小心地除去小狗身上的草屑，然后用小手轻柔地摩挲着小狗的身体，一开始狗有些许抗拒和挣扎，小玲用眼睛一直温暖的望着小狗的眼睛，小狗也望着她，小玲不停地安慰小狗，小狗感到了温暖，也有了发全感，顺服蜷缩在小玲的怀里，不再动弹，只是还在不停地嘤嘤地叫着，气息微弱，小狗望着小玲，跟小玲诉说着什么，小玲仿佛能听懂小狗的意思，说着一些小狗似乎能听懂的语言。不一会狗，小狗在小玲的怀里睡着了，可能是刚才太累了，太冷了，现在有了温暖，有了安全感，它仿佛回到了妈妈的怀抱。

我们把小狗带回了家，给它吃了肉汤拌米饭，给它做了一个小窝，小玲给它起了个朴素的名字。

小花是个小女孩，每天都特别开心和活泼，它在我们两家来回兴奋地跑动，在我跟小玲之间窜来窜去，它好像是我和小玲之间的一条流动着的线，它把我两家都当作自己的家，在小花的意识里，我们两家本来就是一家，它分不清这是两家。但小花只跟我和小玲一起玩，只跟我们俩亲，平时很小跟两家的其他人玩耍。

星期三的下午，同学们都放学了，我和陈文浩被班主任陈老师留了下来，她让我们做完昨天没有完成的家庭作业，是陈老师前天下课时布置的一篇记叙文，800字。陈老师坐在讲台后面批改学生当天的课堂，表情严肃而凝重。

我们最怕的是每周五的作文课，作文课可不是45分钟或60分钟，是整整一个下午。几乎每次都是命题作文，陈老师先在黑板的中央写下作文题目，然后告诉我们此次作文的类型：或记叙文，或议论文，或说明文，或批判文……批判文，你懂吗?就是把某某批倒批臭，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再然后就让我们开始写。陈老师坐在讲台后面备课，一刻也不离开。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大部分学生们望着作文本发呆，或咬钢笔，或抠手指头，或抓耳挠腮，毫无头绪，一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字也没蹦出来。只有少数几个优秀学生在那儿唰唰唰的。小玲就是那些“唰唰唰”的学生中的一员。

按照陈老师的要求，我们先写在草稿本上，写好后排队让她过目，通过后才能誊写到正式作文本上。这个过程太让人煎熬了。

一个小时后，开始有人战战兢兢站在陈老师讲台边，等待陈老师批作文。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陈老师面带欣慰的笑容看着他，说：不错，抄到作文本上去吧！然后把草稿本递给唰唰唰的优秀学生。对我们来说，“抄到作文本上去吧”是那个下午最美丽、最温暖的语言。当陈老师的课业太重的时候，小玲他们几个的作文是不需要陈老师预审的，写好草稿后可以直接抄到正式作文本上。小玲的作文也经常当作范文由陈老师在课堂上念，念到精彩处，陈老师都是赞不绝口。第二种，陈老师皱着眉头，亲自在学生草稿本上唰唰唰，然后扔给学生，你都分不清蓝色部分多还是红色部分多，“抄到作文本上去吧”，语气却明显不一样。尽管如此，这部分学生的内心还是狂喜的，比那些“唰唰唰”的学生还要兴奋，他自然知道什么叫“抄到作文本上去吧”，这次算过啦！第三种，陈老师一看，连改的价值都没有，老师无从下笔，这时，老师慢慢皱起了眉头，愤怒在她书卷气的脸上不断积聚，突然，只见一个草稿本哗啦一声，在教室上空飞过，陈老师嘴里愤怒地嘟哝着什么，气得面如白纸，学生赶紧去追他的草稿本，然后失魂落魄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这个学生不是我就是陈文浩。

那个星期三的下午，当我和陈文浩终于完成了陈老师要求完成的家庭作业走出学校大门的时候，太阳已经到了资水镇最西边的屋顶上，阳光照在长长的麻石街上，把我们的影子在我们身后拉得长长的，在麻石街上左右摇摆，在那个下午显得不安而怪异。

我和陈文浩经过通往渡口的小巷口时，发现巷子里挤满了人群。我们也挤了进去，打探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说河上发生的撞船事件，渡船与商船发生了碰撞，有十余人落水，淹死了三人还是五人，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很快就到了码头。码头上的麻石台阶上躺着两个人，一个大人，一个小孩，湿漉漉的，一动不动，我突然看到了小玲军绿色书包，书包带上系着那根红色的丝带，我心一紧，跑了上去，果然是小玲，我傻掉了，一切都静止不动了，人们不动了，河水不动，整个资水镇静止不动了，也没有了声响，死一般的寂静，我走上前去，在小玲身旁蹲下来，我用手抹掉小玲脸上的水珠，把她脸上湿漉漉的头发拨拉到脸的两边，小玲的脸是冰凉的，苍白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唐士昆来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唐士昆抱起小玲一步一步地走在石阶上，走入小巷，资水镇麻石街两边都站满了人们，他们都让开了道。唐士昆抱着小玲走在麻石街上，小玲的书包悬在身下，红色的丝带在资水镇的麻石街上飘扬。

小玲回到家的时候，家里一遍哭声。我也在哭，我哭时没有声音，只是掉眼泪，唐士昆哭时也没有声音，只是掉眼泪，荷叶村的男人哭时也没有声音，只是掉眼泪，但荷叶村的女人常常嚎啕大哭，哭得惊天动地，哭得整个荷叶村都能听到，哭着哭着就开始在在哭声诉说着生活中的不幸和愁苦，带有当地戏曲的旋律，唱词像RAP，但节奏却像布鲁斯。现在小玲的妈妈就正在嚎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痛断肝肠，然后就撕心裂肺诉说的小玲的各种美好与乖巧，痛不欲生地诉说着自己的万般不舍和与女儿的生离死别。

小玲去世对小花打击很大，我看得出来，小花非常悲伤，那几天不吃不喝，它变得沉默起来，也不怎么打理自己的毛发，眼神迷惘无光，有时眼里还噙着泪水，走路无精打采的。那几天我完全处于悲痛之中，没有顾及小花，小花也不像往常一样整天活泼地追逐着我。它去小玲的小房间里找她，然后跑出来，眼睁睁地盯着我，问我小玲为什么不回来了? 我跟小花说：

“小玲现在生活在资江水下面，跟那些水鬼生活在了一起。”

我经常带着小花去资江边去找小玲，也会坐渡船到资江中间去找她，但始终没有找到她，连影子都没有。

有天夜里，我在默默地流眼泪，小花来到了我的床边，我用手轻轻拍拍它的脑袋，它安静地在我床边躺下来，一直到天亮。那是失去小玲之后我们一起度过的一个难忘之夜，我没怎么睡，小花也没怎么睡。

我对小花说：

“你以后就叫小玲吧?！”

小花在我身边发出嘤嘤嘤的声音。从此我就叫小花为小玲，小花很快就习惯了，每次我叫小玲，它都回过头或抬头望着我。我用手抚摸着它的头，它就在我身边坐下来，趴在那儿陪我做一会儿作业。

小玲的墓地在小溪的岸边，是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我每天经过小玲墓地的时候，一般脚步不会停下来，一停下来，就会迟到，但我会从头看到尾，直到看不见为止。放学后，我总是最后一个走，或者在小玲墓地的不远处等待所有的同学都过去后，我才会在小玲的坟前出现。从黄土裸露的新坟到绿草开始在坟上不断冒出来，再到后来郁郁葱葱的草丛。有绯红的牵牛花从草丛中钻出来，与周围草地上的小花一起装扮着小玲墓地的风景。不远处就是荷叶村的小溪，溪水清澈见底，高高低低、坑坑哇哇的河床上是大大小小、光滑顺溜的鹅卵石。小玲墓地在高处，从这边望去，能看到河床上的鹅卵石和溪流的波浪与浪花。溪水漫过鹅卵石向资水河流去时，会向小玲墓地这边传来潺潺的流水声。

我每天都会在这儿坐半个小时，什么也不说，默默地整理小玲的新家，天气好的时候，我坐在小玲的前面，与躺着的小玲面对面坐着，拿出课本来复习，或做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遇到难题，习惯性地抬起头来，看着小玲，像小玲活着时一样。

小花一天天长大了。有段时间小花经常晚上出去，很晚才回来。妈妈告诉我，小花谈恋爱了。我不太明白，就问妈妈：

“什么叫恋爱?为什么小花谈恋爱?它跟谁谈?”

妈妈瞥了我一眼，说：

“做作业去！”

母亲呵斥着我，脸上却流露出没憋住的笑容。

后来，小花长胖了，特别是肚子，圆滚滚的。我跟小花说：

“你怎么长这么胖了?少吃点吧。”

小花瞄了我一眼，什么也没有表示，然后就走开了。我发现它总是饿，吃得越来越多了，也不怎么活泼了，不怎么爱搭理我了。

再后来，小花生了三只小狗，我才懵懵懂懂地明白了什么是谈恋爱。我突然想到了小玲。

有天夜里，睡梦中，我听小花嘤嘤的鸣叫声。我睁开眼睛，周围一片漆黑，我感觉到小花在扯我的坟帐，我打开手电，看到小花心急如焚的样子，我下床，穿鞋，小花向外狂奔，我追了出去，小花向池塘边跑去，我追了过去，池塘边一条小狗正泡在水中，脑袋浮在水草上面，我迅速将小狗捞起来，放回狗窝，小花对我摇着尾巴，然后走进狗窝，把小狗揽在自己的怀里，一边安慰、温暖着小狗，一边舔舐着小狗的身体。我想起了那个风雨交加的秋天，小玲怀抱着小花从溪边回到自己家里的情境。

荷叶村家家户户都养狗，有的一家养好几条，唐士昆家就有两条，用来看家护院。那些狗也是特别忠诚和卖力气，来了生人就疯狂地吠叫，并咧牙呲嘴往生人身上扑，它们生人的范围也挺广，只要不是自家的人而进入了自家的领地就是它们攻击的对象，接近自己的领地它们也会吠叫几声，以示警告。在荷叶村被狗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村民也不会把这个当着一个太大的事儿，咬了就咬了嘛，骂几句，随手捡上地上的木棍或砖头，去追打恶狗，过几天，伤口好了，这事就忘了。

老光棍何云山有天感觉头痛，他摸了摸自己的前额，有些热，他觉得应该是着凉了，过几天就会好的，以前都是这样。可是过了几天，不但没有好，咽喉也开始不舒服，有紧缩感。听到水声，见到光，吹到风就特别难受，有时咽喉痉挛、呼吸困难。那是个阴天，他想上午去资水镇医院看病。何云山住在村的西头靠北的一间低矮昏暗的小屋，他的小屋与其他人家不一样，他小屋的门是单门，开在人字形屋顶的下面。

他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颤颤巍巍、窸窸窣窣地穿上衣服，然后下床，用脚摸索着自己那双黑布棉鞋，鞋面上有许多泥点，他套上脚，一只大脚指露在外头。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地穿过前厅。前厅的一边是锅灶，一边是一个破旧的碗柜，小门开在小屋的正中间，他走出小屋，慢慢地转过身来，从外面把门关上，门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他用铜锁把房门锁上，停留片刻，掀起棉衣的下摆，把长长的铜钥匙装进内衣的口袋，然后再转过身来，抬起头，眯着眼睛，望了望远处灰色的天空，然后他回头望了一下自己居住了近70年的小屋，然后向资水镇医院走去。这一去他就再也没有走着回来。他是被抬着回来的，从头到脚蒙着灰白的被子，被子上还有几处深色的污渍。

后来听陈三娥说，何云山得的是狂犬病，她还说这是资水镇医院陈医生说的。何云山死的前几天四肢抽搐，呼吸异常，流着口水，见人就呲牙咧嘴，像荷叶村的狗一样狂吠不止。医生在他腿上找到了多处被狗咬的痕迹。陈医生还说，邻村出现过类似何云山的病例。

过了几天，资水镇各村都成立了打狗队，目标是消灭资水镇所有的狗，控制狂犬病的漫延，据说这是县委县政府的决定。

荷叶村的打狗队由十来名民兵组成，他们手持打狗棍，见狗就打，围起来打，直到打死为止。他们白天挨家挨户去搜寻狗的踪迹，刚开始时，狗还对他们咧嘴呲牙，狂吠不止，几个小伙子围上去，一顿乱棍抽打，只听到狗一阵惨叫，然后就直条条躺在地上不动了。

几天后，村里的狗越来越少了，有些狗侥幸逃脱，跑到邻镇，甚至更远的地方去了，现在很少能听到一狗的叫声，村子越发宁静，资水镇铁器加工厂和纽扣加工厂的机器声比以前更加清晰和凸显。有些狗还会趁夜色跑回村里，回到自己的家，敲自己的家门，家人起床，睡眼惺忪，打开门，发现自家的狗回来了，欣喜万分，喂些饭菜，狗狼吞虎咽，吃完后，家人催促着狗离开，去外地逃难。

在我父母卧室的上面有个阁楼，阁楼由横梁和木板搭建而成，三面是墙，一面是开放式的，没有门，平时上阁楼，得把一个宽约半米长约四米的活动梯子斜搭在横梁上，人从梯子上爬上去。阁楼上没有灯，放着家里一些常年不用的东西，其中有不少老物件，有些来自我爷爷的爷爷，有发黄的家谱和一些脱了封皮的线装书，上面积满了厚厚的尘土，还有不少坛坛罐罐、旧家具、旧农具等。父亲经常上阁楼，他从堂屋搬来梯子，搭在阁楼横梁上，检查梯子是否搭稳，双手握着梯子的两边，一步一步往上爬，当脚与阁楼面齐平时，他小心翼翼地从梯子侧面绕过去，跨上阁楼。他打着手电筒，想找他要找的东西。有时他会在阁楼上呆一段时间，悉悉窣窣地整理着阁楼上的物品。阁楼，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神秘的地方。那儿也是老鼠的天堂，我们很少上去，父亲也不让我们上去。

那段日子，我就把小花藏在了阁楼上，父亲开始是不知道的，有天，父亲觉得阁楼上有动静，不像是老鼠的动静，他搬来梯子上阁梯检查。过了一会儿，他从梯子上下来，我很紧张，抬起头，盯着他的眼睛，他平静地看着我，想说什么，但却什么也没说，然后走出了屋子。小花上阁楼前，我是跟她商量过的。小花知道荷叶村有打狗队，小花知道打狗队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它是怎么知道的。那段时间，那些日子，我走到哪她跟到哪，与我寸步不离，我是它唯一可以信赖的人类，它对家里人只是半信半疑。我指着阁楼对它说：

“小花，你上阁楼躲躲吧！晚上我接你下来。”

小花无奈地看着我，摇了摇尾巴。

我在一个破烂的箩筐里铺了些稻草，在阁楼上给小花做了一个窝。我让它白天在阁楼上呆着，上学前给它送些吃的，放学后回到家里，第一时间就是上阁楼看望上花，小花很委屈很无奈的样子，我会在阁楼上呆上一两个小时，直到我妈妈喊我下来吃饭。吃饭时，妈妈告诉我：

“小花总是坐在阁楼门口，今天打狗队来过好几次，我对小花说：打狗队来啦！小花就迅速躲回里面的窝，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小花好乖好聪明。”

天黑了，我就把小花抱下阁楼，我们一起到荷叶村西头的小溪散步，黑暗中或月光下，小花显得特别活泼和高兴，到处跑跑，到处嗅嗅，只有这时，它才忘却了打狗队，忘却了白天的东躲西藏，这时我也跟着它高兴，心情特别好。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小花跟我在一起的最后时光，就像去年夏天的那个下午小玲跟我放学后光着脚提着鞋子在资水河边散步一样，那天小玲也特别快活，在浅水沙滩上，蹚着河水，水花溅湿了她的裤腿，也溅湿了我的裤腿。斜阳从河面上空照射过来，带着粼粼波光把我和小玲长长的影子印在河岸上。小玲用她那两只挂着资江水珠的白嫩的小脚拼命地去踩我的影子，我假装不动，在她够着我影子前的一瞬间，我快速躲开，她总觉得马上就要够着了，并且乐此不疲，有时她真的能踩着，有时我让她踩着。

第二天放学后老师把我们几个留下来，让我们把前天的家庭作业做完，回到家时已经是傍晚。家人正在吃饭，我闻到一股肉香味。我问妈妈：

“今天买肉啦?”我有些奇怪，家里不过节时很少吃肉。

“嗯……”妈妈吱吱唔唔，“放下书包，吃饭吧。”

我放下书包，没有直接去吃饭，我上阁楼找小花去了，我边上楼边叫小花，没有动静，我上到了阁楼，轻声叫小花，没有动静，我大声叫小花，还是没有动静。我来到小花的窝边，没见到小花，我在阁楼上到处找小花，就是找不到小花，我的心一沉，全身的汗水不断往下淌。我急切地下楼。

“妈妈，小花呢?”我大声地问妈妈。妈妈没有回答我，默默在灶前往灶堂里塞柴火，眼泪在她的脸颊上流淌。我有种不祥之感，我大声问妈妈：

“妈妈，小花呢?”我快支撑不住我的身体了。

“今天打狗队来了。”妈妈没有看我，只是不停地往灶堂里塞柴火，浓烟从灶口往外冒。“他们发现了小花在阁楼上。”

我突然一阵晕厥，但愤怒很快让我有了意识。我走出户外，走到餐桌边，端起餐桌中央那一大盘肉菜，举过头顶，重重地摔在石灰地上。硕大的陶钵撞击地面，瞬间碎片、肉块、汤水飞溅，巨大的响声在荷叶村的上空回响。我向外跑去，妈妈在后面叫我，追我，但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小，直至消失。我跑到溪水边，我跑到了小玲的坟上。

那天夜里，我回到家的时候，整个荷叶村一遍火光。有五家的房子被烧，而且是清一色的茅草屋，而且全是打狗队队员的家，而且起火点都是灶屋，只是起火时间有先有后，但很迅速，就像点燃的炮竹。后来有人说，村部的一桶柴油在那天晚上被盗。

第二天上午，地主唐士昆被抓。他家的狗曾在一个月前打狗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被打死了，是荷叶村被打死的第一条狗。那天，被打死的狗躺在禾场地上，唐士昆蹲在狗旁边，掉了很多眼泪，但始终没有哭出声。公安认为唐士昆嫌疑最大。

后来唐士昆被判三年有期徒刑。按理说，烧了那么多房子，不应该只判他三年，据说是因为法官考虑到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一定是唐士昆干的，荷叶村另外几个富农分子那天晚上又被关在村部，有民兵看守，没有作案时间，贫下中农又怎么会干这事呢?

三年刑期届满，唐士昆该出狱了。他找到狱警，要求延长刑期。

“姜同志，我还没有改造好，出去以后恐怕还会犯事儿，您看能不能让我再改造三年。”

姜狱警狐疑地盯着唐士昆，心想：唐士昆改造得蛮好的啊，三年减刑了三次，半年前就该出狱了，因为他识字，当时正在协助监狱给犯人扫盲，跟他商量后，他就留了下来。现在第四期扫盲工作已经结束，他可以出狱了啊。姜狱警对汤士昆印象不错，平时特别听话，从不惹事。唐士昆对姜狱警也比较信赖，就跟他说了实话。

“我们村就我一个地主，而且那些打狗队员都认定是我烧了他们家的房子，出去后回到村里肯定还得挨批斗，挨打。上次叶小凤来看我，说家里早就揭不开锅了，也不光是我们家了，家家户户都这样，这里好歹还有口饭吃。求姜同志通融通融，把我留下来，一是我可以继续改造，二是我可以参加第五期扫盲班的工作，多多少少能干些事情。

姜同志听他说完，什么都没说，他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小玲如果没有死，现在应该是我这个年纪，她学习那么认真，成绩那么好，后来应该考上了大学，离开了荷叶村，离开了资水镇，或到省城，或到外地，甚至到北京去上大学了。再后来就像我一样，每天坐公交车或骑自行车上下班，然后谈恋爱，结婚生子，买房子，买车，开车上下班。也有可能小玲去国外留学了，或在美国定居了，或学成后回国正报效祖国。我千百次地想象，那个跟小玲谈恋爱，跟小玲结婚的人一定是我，她孩子的爹也一定是我。我们一起看房子，交首付，一起去看车，然后一起把车开回家，我们也会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回家一起做饭，一起上幼儿园去接送孩子，一起抱着发烧40度的孩子焦急地在赶往医院的路上，一起跟同学朋友聚会喝啤酒喝红酒喝二锅头，笑得前仰后合，一起去旅行，凤凰古城、丽江、西湖、普罗旺斯、雅典、科罗拉多大峡谷……再到后来，我们一起慢慢变老，夕阳下我们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眺望远处缭绕云雾和叠嶂山峦，看落日，看晚霞，偶尔也会谈到资水镇的人们，谈到荷叶村西面的那条溪水以及发生在溪河边上的那些旧事，我们当然也会谈到小花。不过小玲真的是死了，在小玲的世界里没有小花后来的故事，当然也没有当年荷叶村那场大火。

（2019年11月12日星期二-北京-草稿。作者声明：原创作品，未经作者书面授权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

注1：搓符子，是1970-1980年代中国南方一带流行的一种纸牌，类似现在的麻将? 大多在冬天没事时玩。那时的我差不多跟“我”和“小玲”一样大，所以我不会玩。那个年代人们热衷于“搓符子”如同当下人们热衷于“麻将”，当然是要带钱的啦，不带钱谁有那么大劲头?不过当年资水镇的人们玩上一整天，输赢也只不过块儿八毛的，顶多三五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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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禾刷子，是中国南方1980年代以前的一种脱谷工具，后来兼用于斗地主斗富农的刑具。这种脱谷工具使用时斜置于拌桶中，如下图。禾刷子由一些竹片镶嵌于一个长约1米、宽约40厘米的木框中。竹片整齐排列，间隔约1厘米，粗糙、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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