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2日，端午节前夕，中国近代的著名学者，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一代大儒，清华国学院教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亲手结束了自己年仅50岁的生命，举世为之震惊。

（王国维画像）

王国维的死，异常的平静，就像赶赴一个老友的约会般稀松平常。他甚至毫无征兆地独自走出了清华校门，雇车来到了颐和园门前，步行至排云轩西鱼藻轩前，点燃了一只香烟“临流独立”。待烟尽人稀之时，终身一跃，投入了鱼藻轩中。

恰逢一位园丁在此打理花草树木，听闻落水声，吆喝几个人前来施救。但还是没能挽留住王国维的生命。短短几分钟，一代学者，就用这种极端而残忍的方式，殒身湖底，留给人们太多的疑虑和惊叹。

王国维投湖自尽前，曾留下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关于王国维的死因，近百年来一直纷纷扰扰，主要集中在“殉清说”“逼债说”“惊惧说”“文化殉节说”等等。这些说法中，最靠谱的是以下两点。

（辛亥革命）

其一，殉清之说。

之所以有这种说法，是因为王国维是典型的清朝遗老，他对清朝有着深厚的感情。

王国维15岁时就参加了海宁州的岁试，以第二十一名的成绩，成为一名“秀才”，后屡次参加府试不第。

1907年，经好友罗振玉引荐，王国维受到清朝军机大臣荣庆的赏识，被任命为图书编译局编译，受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这是王国维第一次与清廷发生直接的联系。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王国维和罗振玉一道，欲“效死清室”，留起了长辫，随后东渡日本并定居四年。1916年回国后寓居上海，曾做过编辑和大学教授，期间和在沪清朝遗老过从甚密。他在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辛亥以来，侨居沪上，冰霜之节，岁寒弥厉。”

1923年，王国维接受清逊帝溥仪的征召，充任“南书房行走”，恩准“在紫禁城骑马”，王国维对此深感“异遇”。

由此可知，王国维在思想深处是对清王朝有感情的，是一个标准的清朝遗老。就连他的女儿对此也承认：“他与宣统帝既有君臣之名，复有师生之谊，故对清室怀念，自在情理之中。”

1924年11月，冯玉祥把溥仪赶出了紫禁城，作为溥仪的臣子，王国维无能为力，只好对溥仪不离不弃，追随左右，随车驾出宫。

其后，王国维欲行“主辱臣死”之义，曾数度“欲自沉神武门御河”，因家人严密监视而作罢。在溥仪迁居天津后，王国维还屡次赴津觐见溥仪。

1927年，当北伐军在和奉军的战斗中节节胜利，兵指天津时，王国维更是对溥仪的安危牵肠挂肚，也对自身的命运甚为担忧。

再加上清朝遗老叶德辉被杀，梁启超避走日本的传闻等因素叠加，对王国维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阴影，使他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就此成为了他自沉的导火索。

（溥仪画像）

其二，和好友罗振玉关系破裂。

王国维和罗振宇不但是志同道合的好友，罗振玉还是王国维经济上的唯一支柱。

由于王国维幼时丧母，父亲又常年不在身边，直到11岁时父子才团聚。这样的处境，养成了王国维忧郁内向，沉默寡言的性格。王国维曾自我评价“性复忧郁”，罗振玉也说他“简默不露圭角”。

这样的性格，虽然让王国维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让他在生活中不善经营，经济上常常需要罗振玉的扶持和帮助。尤其是在两家人侨居日本后，罗振玉不但在学术研究上给予了王国维鼎力支持，还在经济上对他倾囊相助，这让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于是，王国维的长子娶了罗振玉的女儿，两人结成了儿女亲家。

后来，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不幸染病去世，王国维承受了中年丧子的巨大悲痛。但打击接踵而来，就在王国维刚刚为儿子料理完丧事后，罗振玉居然差人接走了女儿，回到天津娘家居住。这对王国维来说，无异于颜面扫地。

后来，王国维干脆把儿子的抚养费悉数寄给了罗振玉，但罗振玉就是不收。发展到后来，王国维在气愤难平之下，把罗振玉写给他的信件悉数焚毁了，以示断交。

正是失去了罗振玉这位挚友，当王国维在1927年，再次打算东渡日本时，他发现身边居然已经没有一个可以真正依靠的人，这让他心灰意冷，甚至走投无路。加上不久前的丧子之痛，王国维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悲观。

终于，内外交困、不堪重负、从小就“性复忧郁”而又不苟言笑的王国维选择了自行了断，将自己沉入了颐和园的昆明湖底。

由是，他临终时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参考资料：《追忆王国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