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教20条’对推动职业教育向‘类型教育’转型发展提出了很多举措，但我认为真正能推进职教转型发展的是此次的高职扩招。”在日前由浙江工业大学主办的第四届现代职业教育西湖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首席专家石伟平教授指出，借助高职扩招政策，职业教育将加快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生源多元化倒逼高职加快变革

高职扩招后，中职毕业生、高考落榜生、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一大批非传统生源进入高职，使高职的生源更加多元，从而使高职的形态发生重大变化。

石伟平认为，高职形态的变化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招生制度。目前“文化素养+职业技能”的“职教高考”并不适合除中职毕业生和高考落榜生以外的其他非传统生源，因此分类招生、开放入学势在必行。二是课程结构。高职目前正在进行1+X的课程结构调整，除中职毕业生、高考落榜生外，其余非传统生源更看重其中的X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课程，因为这对他们的就业与职业发展来说更有意义。三是课程形式。这些非传统生源中的大部分存在工读矛盾，因此大量课程只能放在晚上与周末，同时需要大量开发线上课程。

“开放入学、分类招生、有教无类将成为我国高职新的特征；非传统生源将成为高职的学生主体；X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课程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职业培训将成为高职院校的主业；模块化课程和模块化教学将成为高职院校的主要课程形式与教学形式；累计学分制将逐渐取代学年制，成为高职院校的主要教学管理制度，并且与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制度相匹配；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这些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将成为高职院校的基本特征。”石伟平对未来高职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和展望。

“这次高职扩招不同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1999年的高校扩招所承担的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功能，扩充的是单一接受学历教育的人群，而这次扩招，高职院校要转变为学历教育与社会培训并举，这是逐渐回归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的一种良性过程。”两次扩招的对比让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高职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正江感到，这次扩招无疑具有更大的挑战，是推动高职教育发展的又一次重要机遇。

“百万扩招将会撬动高职院校的治理变革。”陈正江认为，高职院校必须为这些非传统生源学习、工作和生活提供更加积极的服务，在考试、招生、教学、就业、投入、保障等多个方面做出变革。这种变革包括治理架构的完善，特别是学校理事会的完善，要由学校、教育部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退伍军人保障部门、财政部门等多方人员组成；转换治理方式，从单一服务到多样化服务；优化治理过程，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形成首问负责、要约承诺等治理文化；利用自动化办公系统和大数据辅助决策等工具提升治理效能，实现个性化服务。

扩招拉动中职拓展新发展空间

高职扩招，中职毕业生是这100万人的主要来源。由此可见，国家对于中职毕业生升学，已经从过去的限制变成了现在的鼓励。而这种政策上的转变，将使中职教育从就业导向转向升学与就业并重，继而再转为主要为高一级的职业院校培养合格的新生。

“中职教育的这种转变可以说正当且合理，因为产业发展有需求，学生家长有期待，高等院校有资源。”石伟平指出，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需要更高素养的技术工人，比如上海市在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中就明确提出，新生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达到15年，即专科毕业。在这些地区，受智能制造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中职毕业生的就业空间被大大压缩，因此中职毕业生升学可以实现“一石三鸟”——既能推迟初次就业时间，延缓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又能为智能制造、智能服务提供更加优质的基础劳动力，而且还可以提高新生劳动力接受教育的年限。

社会上曾有人质疑，同样是升学，为何不取消中职，全部由普通高中升学？中职学校的存在是否还有必要？对此，石伟平认为，让这些学生在职业学校做升学准备至少有三大好处：一是他们在普通高中容易被视为“差生”而被边缘化；二是职业学校的教师更有经验教育好这批学生；三是在职业学校他们更易成才，因为有一种人才宜早培养、宜长期培养、宜中高职贯通培养，比如学前教育、商务英语、商务日语等专业人才。

在升学导向下，如何提升中职学校的教学质量，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创造条件，成为不少中职学校思考的问题。

受护士行业学历门槛提升的影响，温州护士学校近年来培养的学生基本都以升学为主，今年学校本科上线人数有86人，在浙江省300多所中职学校中名列第九。“基于数据诊断的教学改进实践使学校的教学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在论坛上，校长许健民介绍了学校的经验。学校大力推进基于大数据的课堂信息化教学，开发了校本数据分析系统，实行“化验单式”数据分析和诊断；基于数据诊断，学校建立了备课组教研规范和教师多维评价机制，以此改进教师的教学效果；基于数据诊断，学校还构建了作业自动推送系统和学习评价报告，以此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

在高职扩招这一政策的影响下，未来，中等职业学校除了为高一级职业院校输送合格生源之外，还需要拓展新的发展空间。石伟平建议，中职学校要进一步跨界，如跨界企业培训和职业培训，培养成中级工、高级工；跨界社区教育，利用学校资源积极参与社区教育与终身教育，成为社区教育中心；跨界基础教育，普职融通开展劳动教育与职业启蒙；跨界特殊教育，帮助残疾人创业就业。“生源多元、学校功能多元，将是未来我国中职发展的方向。”石伟平说。

扩招实现职业教育和培训并举

职业教育和培训是一体两面，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完善需要一体化设计。但一直以来，我国学校职业教育由教育部门分管，职业培训由人社部门分管。这种交通警察各管一段的体系，在实践上给我国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有机融通和健康发展带来了很大障碍，历次改革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与培训各自为政的问题。

“在没有真正完成学历教育与证书培训并举、职前与职后生源并重、全日制与部分时间制并行的制度之前，应该说，我们建立的现代职教制度和体系是不够完善的。”教育部职教中心原副所长余祖光告诉记者，以往职业院校只招应届生的局限，造成生源缺乏实践经验的困境长期无法突破。“可喜的是这次高职扩招，使一大批有工作实践经验的生源进入相关专业领域学习，他们的学习目标并不单一，既可以是学历教育也可以是证书培训。”

“开展职业培训也是职业院校的法定职责，这一点已被写入‘职教20条’。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X证书）将是扩招后非传统生源来高职学习的重点。”石伟平肯定地表示。

石伟平建议，高职院校要尽快做出响应，改革评价标准，把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需的应知、应会作为教学评估的重点。同时，证书课程要采用模块化教学形式，通过模块化课程+累计学分制的实施，提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课程的教学质量。

《中国教育报》2019年11月12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