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抗争：从厄瓜多尔到智利

新一轮大规模的抗争运动正在席卷一些国家——从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到智利、厄瓜多尔、海地……不过，发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这一波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Versoblog近期发布了对拉丁美洲研究者、伦敦大学金匠学院的高级讲师杰弗里·韦伯（Jeffrey R. Webber）的访谈，讨论和梳理了这些斗争的根源和轨迹。

在杰弗里·韦伯看来，拉丁美洲的这些抗争运动，虽然每一例都有其特殊的政治动态，但是它们的共同根基都是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在这个区域的回响。当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立即被卷入了那场危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深深嵌进美国市场的同时，南美洲受到的影响却被推迟了。拉丁美洲的南美部分，与新兴的全球积累中心建立了更深的联系，从而保持了南美关键出口产品（尤其是矿产、农产品和石油天然气）的商品价格稳定。而美国和欧元区仍然没有真正复苏，因此当经济增长开始出现缓慢时，没有新的经济动力来弥补这一相对疲软。到2012，大部分南美洲地区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沼，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这些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经济体在2014年中期油价大跌时受到了严重打击。从2012年开始，出现了持续的下滑期，无论表面上是左翼政府还是右翼政府执政，都迎来了普遍紧缩的新时代。这是拉美“粉红浪潮”之终结、加剧的动荡、右翼反叛和新抗争浪潮的物质背景。所以，拉美的动荡需要放在这一由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难以遮掩的生态危机所表征的新一轮全球停滞期的国际局面中来理解。

厄瓜多尔

今年三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同意向厄瓜多尔提供42亿美元贷款，作为102亿贷款计划的一部分——其中拉丁美洲开发银行（CAF）出资18亿，世界银行（World Bank）出资17亿，美洲开发银行（Inter 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出资17亿，余下的由一些小型多边组织提供。依照惯例，这些贷款的附加条件是借贷国家的“结构性改革”，主要集中于减小财政赤字、劳工改革、增加外汇储备，以及要求采掘部门给出跨国公司更好的开发条件，等。虽然表面上是指向赤字问题，但真正的问题是厄瓜多尔经济的美元化，使该国失去了任何正常的货币政策能力，并使得进口过分便宜，而工业加工品的出口则贵到无法维持。尽管厄瓜多尔产油量仅占全球石油产量的0.5%，但该国经济仍然严重依赖于这种出口商品的外汇。2014年中期，油价暴跌是一个全球经济危机传输到厄瓜多尔的关键机制。GDP在2010年，2011年，2012年和2013年以较高的区域标准分别增长了3.5％，7.9％，5.6％和4.9％，然后急剧下降至3.8（2014），0.1（2015），-1.2（2016）， 2.4（2017）和1.4（2018）。

前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的左翼政府执政长达十年（2007-2017），执政的前一半时期，厄瓜多尔经济高速腾飞，石油租金保障了重要公共和社会支出的增长。与此同时，在跨国资本的控制下，矿业和石油部门的“采掘资本主义”愈演愈烈，这意味着科雷亚与原住民及其象征的社会生态运动之间的对抗也日益加剧。同时，科雷亚坚决反对工会，他执政的两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对付公共部门的劳工运动。

杰弗里·韦伯把科雷亚时代的特征总结为：一个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采掘工程”，一种夸张的自上而下的技术官僚治国取向，不同阶层间有针对性的石油租金再分配，以及对于社会生态斗争、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原住民运动（尤其是其最重要的组织——厄瓜多尔土著民族联盟，CONAIE）的压制和罪化。而当科雷亚的发展矩阵中的再分配部分，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开始减弱，一直在场的政权的反动力量就不断强化，科雷亚就开始越发不受欢迎。

科雷亚的右翼继任者莫雷诺（Lenín Moreno）在2007-2013年期间担任科雷亚的副总统，与科雷亚同是PAIS Alliance（主权祖国联盟运动，中左翼社民党）的成员。他在2017年选举作为PAIS候选人获胜，然而上任后，他立即猛烈地反对其前任，以反腐为名清洗政府。随着大国之间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莫雷诺背离了科雷亚，而表现出对美国的效忠。他缩短了阿桑奇在伦敦厄瓜多尔大使馆庇护，将厄瓜多尔重新开放给美军，并支持美国扶植的区域一体计划（Prosur），这一计划的推出旨在取代更为独立的、排斥美国和加拿大的南美国家联盟（Unasur）。杰弗里·韦伯总结道，莫雷诺政权在任何意义上都可以被视作一个面目清晰的右翼政权，无论莫雷诺曾在科雷亚政府中扮演何种角色，无论最终我们如何描述科雷亚时期的复杂面貌。

而这次抗争的爆发的催化剂是莫雷诺政府对汽油和柴油补贴的缩减，导致汽油价格和柴油价格急剧上升。这将厄瓜多尔自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以来持续的社会动荡推致高峰。政府的数据报告显示，这项缩减可达成其结构改革计划中的年度20亿总节约任务的15亿。柴油主要用于重型运输货车和公共交通，在这15亿总节约中，缩减柴油补贴为能源部门节省的资金将占据11.7亿，缩减汽油补贴节省的资金将占据3.3亿美元。缩减汽油补贴影响的是这个国家的私家车使用者，他们约占人口的25%。而柴油价格上涨则会体现为公共交通票价上涨和基本消费品的运输成本上涨——将转嫁给消费者。于是，厄瓜多尔贫困的75%将承担削减财政补贴78%的代价，而最富有的25%人口将承担22%的剩余负担。除却考虑削减本身的不合理问题之外，实施削减的具体政策还构成了针对穷人的公开阶级战争。

从10月3日开始，全国性抗议活动持续了11天，揭露出莫雷诺政权的压迫与软弱无能。当货车司机发出了第一声怒吼后，运动的前锋被厄瓜多尔土著民族联盟（CONAIE）接管。鉴于厄瓜多尔土著民族联盟自1960年代以来的模范位置，当前这个局面在这一整个区域可以被视作一种的左翼-原住民抗争的曙光。激进的原住民抗争队伍从那些最贫穷的地区（土著地区和贫困地区的重叠并非偶然）汇聚到基多，穿戴者原住民斗篷（ponchos）的激进队伍在一次成为了厄瓜多尔阶级斗争和原住民斗争的纽带。原住民游行的其中一条横幅很好地体现了这点：“IMF滚出厄瓜多尔”。

原住民抗争的复杂毛细管从国家各个地区涌入首都基多，学生、失业者、不稳定劳动者、工运人士陆续加入到队伍中，与武装部队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接下来的几天里，基多四处可见路障和被烧毁的汽车。政府所在地不得不暂时移至沿海城市瓜亚基尔（Guayaquil），莫雷诺宣告了紧急状态，中止移动和联合的宪法权利。

原住民领袖和政府间的谈判在联合国和天主教会的代理下完成，以撤销这项对柴油和汽油的补贴削减而告终。最重要的是，激进的原住民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盟在一次揭示出其作为IMF所象征的紧缩、生态破坏、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傲慢的有力敌人。这种自我组织、密集的网络化、自下而上的激进运动的斑斓形式，是拉丁美洲的先锋。

智利

1973年，在美国CIA支持的推翻左翼民选总统阿连德的军事政变，带来了皮诺切特的军事独裁。在“芝加哥小子”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首先被强加于智利。整个后-独裁时期，智利被视为新自由主义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典范。然而，在多种修正案后，1980年代独裁时期的宪法仍然大行其道。杰弗里·韦伯给出的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的几年中，按地区标准衡量其GDP，处于较高的增长水平——分别为5.8（2010），6.1（2011），5.3（2012），4.0（2013）。大宗商品蓬勃发展期的结束带来了其GDP涨速的放缓，在2014-2017年间，分别是1.8，2.3，1.7和1.3的增长率。2018年经历了猛进（4.0）后，2019年随着世界经济的恶化涨速再次放缓。

中左和中右翼共享的意识形态前提是，技术官僚孤立决策和社会的去政治化，这样市场非人格化的暴政可以自由充当社会冲突的最终仲裁者。尽管增长还算稳定，但智利社会的不平等状况骇人听闻——十个智利亿万富翁拥有的资产占其总GDP的16%。同时，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靠信用卡生活，为了生活中巨额开销负债累累。这些开销包括：私有化的教育、医疗、养老金、高速公路、供水服务以及针对穷人的隐形严厉税收（例如高价的公共交通费用）。智利的家庭债务在拉丁美洲国家中最高，占其GDP的45.4%。现实中最令人心酸且讽刺的剧情是，总统塞瓦斯蒂安·皮涅拉通过向智利平民阶层介绍信用卡业务，赚取了其自身预估总资产28亿美元中很大一部分。不平等同样扩展到司法系统，主流政党与这个国家的巨型寡头的非法勾结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即使在极少数情况中经济犯罪得以充分曝光并且被给予有罪的法律认定，这些大佬们也不会入狱，而是被判处很小的罚款——小到都比不上腐败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利润。同时，在主要城市的小巴路线上，私人安保（在最穷的街区则是武装警察）监视工人阶级，企图逮捕那些逃票者。罚款可能是巨额的，有时高达几百美元，甚至伴随着入狱。这一次团结的阶级意识事实上，是对于逃票者的广泛同情，和同时生发的对于公司逃税者和其政治联盟的强烈憎恶。

杰弗里·韦伯指出，这波运动明确地指向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如果说柴油和汽油的价格上涨是点燃厄瓜多尔反新自由主义革命的火花，那么在智利，这个火花就是地铁票价的上涨。圣地亚哥拥有全世界最贵的公共交通系统，在2010至2015年间，票价累计上升了40%。学生们在地铁里组织了一次“大规模逃票”示威，参与者以逃票作为集体抗议的方式。而警方回以无端的暴力镇压，这激起民众的愤怒和对于逃票行动的支持。伴随着总统迅速宣布的紧急状态，国家安全部队展开了更多的暴力，中止了各种宪法赋予的权利，宵禁首先在圣地亚哥实行，然后扩展到很多其他城市，军队和装甲车抵达街道——这是1990年以来的第一次。皮涅拉进一步呈现出皮诺切特的黑暗时代的特征，它宣布了这个政权正与其内部敌人展开“战争”。多数人的反独裁情绪收到了鼓舞，智利人活跃了起来，开始违反宵禁和严厉的紧急状态所试图压制的流动权和集会权。负债累累并正在向下流动的中产阶级与普罗大众团结了起来。两周时间里，运动席卷了整个国家。运动早已超越了30比索的票价上涨，就像一个传播甚广的口号所言：不是30比索，是30年！

在这个意义上，整个新自由主义压迫的后独裁模型已经受到了质疑。事实上，这个国家的任何政治机制在民间都失去了信誉。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近年来关于公民对国家机构的感受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2017至2019年间，这个国家80%-9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国家、政党和政客没有信任感。代表性危机已达绝对值。这场空前激烈的运动在阶级逻辑的主导下，对准了地铁站、大型连锁超市、商场、高端零售店和能源公司总部，进行抢掠和纵火，小商店则在运动中被保护得很好。据估计有120万人在圣地亚哥街头，这可能是智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大约有3000人被捕——很多媒体报道了警察和军队对拘留者的酷刑、强奸、性侵行为。国家报告的死亡人数为20人，社会活动家和人权组织预估的死亡人数则远高于这个数字。

目前，尘埃似乎已经落定。皮涅拉——他目前的支持率为14%，是自由民主制恢复以来，支持率最低的总统——中止了国家的紧急状态和宵禁，并撤销了公共交通的涨价。政府被迫取消原定于11月举行的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和原定于12月举行的COP25（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总统宣布了一项12亿美元的社会刺激计划，旨在缓解民众的不满。国会将会讨论养老金和薪资的改革，总统承诺了将向富人征收更高的税，并将各种私有的社会服务的价格固定在可负担的水平。

接下来，杰弗里·韦伯分析了运动的参与基础。运动的动员声势浩大，并且以不同的方式与早期工人行动、马普切人和其它原住民解放抗争，以及社会生态运动连结了起来。集会形式的大众民主被重新引介到智利的政治文化中，妇女和青年占据大众运动的前沿，群众运动在广泛的社会中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在抗争最高峰时，皮涅拉的支持率一度下降至26%——是现在的两倍，独裁结束以来最低水平。

其次，和阿根廷一样，智利近年来出现了激进的、大规模的、由不同族裔构成的左翼女权主义运动。受到阿根廷2016和2017年的事件启发，在智利组织了2018年3月8日的国际女权主义罢工。女权主义活动家们活跃于农业-生态、住房、教育、卫生、劳工、退休金、反性别暴力和堕胎运动之中，在2018年的“三·八”罢工组织过程之中确保了这些领域的交叉汇集，从而使智利28个城市、10万人在那一天聚集在了圣地亚哥的主要道路上。取得了成功后，她们立即开始组织2019年“三·八”的罢工。在一年之中，她们的目标是将女权主义的视角扩展到社会各组织的活动中，因而扩展了女权运动的基本意义；让不同组织之间的连结充满活力；并且提出反抗不稳定生活的共同动员议程。到2018年5月，“8M女权主义者协调人”雨伞机构成立了。2019年5月8日，智利的女权主义者罢工成为了智利历史上最大的示威活动，至少是在这一波准起义浪潮爆发之前。在最近的斗争中，“8M女权主义者协调员”是第一个呼吁总罢工的组织。激进的码头工人工会和一些铜矿工会紧跟其后。码头工人可以让国家20个港口关闭。各级学生联合会则确保学校的关闭。之后，10月23日，银行和企业关闭，全面停课，20个港口瘫痪，75%的工业部门关闭。根据“8M女权主义者协调员”领导人之一Karina Nohales，她们还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死亡、失踪和受伤的真实人数，并揭露警察和军官对于女性拘留者的强奸和性侵。

第三，各政党在这场起义中均处于边缘地位，包括那些左翼政党。目前在大众中仍然拥有信誉的只有两个左翼政党，包含智利新左翼的各种思潮，也是2011年爆发的运动的一个结果。尽管这些政党中的激进成员深度参与了这场抗争，而群众的反政党情绪似乎也延展到了他们身上——尽管程度较轻，但也使得任何组织都无法起到领导和协调的作用。

智利的新自由主义绿洲神话已经破裂，尽管目前的运动正在平息下来，但是不同阶层的广大民众已经不再惧怕国家暴力，并且对于国家权威的尊重也消失殆尽。智利主流政客那一套技术官僚和“市场说话”的暴力已经被揭露。异质化的智利工人阶级开始有了阶级斗争的意识，而负债累累的中产阶级也开始左倾。但是让杰弗里·韦伯担忧的是，街头政治缺乏明确性并且变化无常。街头政治在不同阶级组成的无差别“反政治”情绪之中，可以轻易地转变。他举出巴西在2013年的例子，工人阶级不稳定劳动者走上街头带着左翼政治议程反对加价。然而两年后，一个倡导反腐败、安全和恢复秩序的极右翼政治就“劫持”了街头，并让这里逐渐成为了博尔索纳罗议会外的群众基地。

滴滴顺风车新政是否“歧视女性”？

滴滴顺风车于11月6日宣布将在本月20日重返市场，却在公布消息的同一时间招致口诛笔伐，原因是顺风车在试运营期间对男女用户实行差别化的服务时段，男性为5：00-23：00，而女性则是5：00-20：00，比男性少了3个小时，引得网友惊呼滴滴对女性实行“宵禁”，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一年多以前，接连发生两起女性乘客搭乘滴滴顺风车遇害事件，是滴滴顺风车下线的直接原因，而滴滴近期矫枉过正的新政，似乎也是对去年的不幸事件及随后的舆论危机的某种回应。

针对网友铺天盖地的谴责，一些媒体评论并没有将滴滴顺风车新政简单地归为“性别歧视”。界面新闻署名“敬一山”的评论认为，将滴滴限制女性晚上八点后乘车归咎于安全考量的“用力过猛”，而这种“无意识的甩锅举动”，一定程度也反映了滴滴的尴尬境地。只是，“过于放大企业犯的一个低级错误，反而会令严肃的安全问题失焦”。因此，敬一山建议，对于顺风车这种开放性的社会业务，仅靠企业内部努力，其实没办法将安全风险降至最低，在最关键的门槛设定和应急响应方面，还需要公安等职能部门的配合。

《新京报》署名“梅堂”的评论则认为，“性别歧视论”不是讨论滴滴顺风车限时令的正确姿势。梅堂写道：“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种偏‘技术流’的算法：你认或不认，女性受到侵害的几率确实更高，而晚八点后也是事故更易发的时段。让女性在该时段内限乘，不是为了限制搭乘权利，也不是着眼于性别歧视，而是基于复杂现实情形的迂回保障手段，或者说，是理想中的安全保障体系被现实给‘加了码’。它考虑的，是降低侵害发生几率。这很难治本，但有些无奈。”

迫于舆论压力，滴滴很快做出了反应，在消息发布次日晚上宣布将所有的用户服务时间更为5：00-20：00。针对这种“拉向下限”的“男女平等”，光明网评论员评述道：“平心而论，在今天几乎由女性消费者主导的互联网经济、女性话语占据相当分量的互联网舆论中，很难想象一家企业有歧视女性的动机。这种‘歧视性’政策，其初衷也不难理解：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滴滴没有万全的规避之策，只能彻底中断服务，说白了就是因噎废食。现在因为承载了一些女性主义与理想主义交织的舆论抨击，只能再‘废’一次，男性用户的服务时长一并缩短。”

同时，光明网评论员也意识到，公众对于顺风车的期待和不满，本质上是因为公众认为滴滴网约车以及顺风车服务“不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产品，甚至是一个带有义务色彩的‘公共服务’”，因此进行极为苛刻的安全乃至道德审视。而“在公共服务相对匮乏的领域，企业的进场反而嵌入了社会治理链条，必然要承载商业逻辑之外的社会评价。”光明网评论员认为企业在话语权上相对弱势，很容易沦为众矢之的，滴滴在舆论场上已成筛子状，并且意味深长地提示了公众苛责滴滴的可能后果：“在无利可图的情形下，企业退出乃至倒下都是常态。”

但自2016年8月与优步中国合并后，在中国网约车市场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滴滴恐怕不会因为舆论的批评就陷入“无利可图”、“退出乃至倒下”的境地。而正是这样的市场主导地位，让滴滴的企业政策不仅是商业决策，而具有了“准公共”的属性，来势汹汹的苛责很大程度上也与此相关。去年顺风车乘客遇害案很快导向了对滴滴市场垄断地位的怀疑。顺风车下线也曾一度被网友认为是滴滴对舆论的“报复”，由此给公众带来的不便，折射出滴滴深度嵌入社会生活“大而不能倒”的事实。在滴滴与优步合并当年9月，商务部称正在对此进行反垄断调查，然而三年后，滴滴是否涉嫌垄断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最新的消息来自去年1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总局称正在运用《反垄断法》对滴滴优步合并案进行反垄断调查。

滴滴在酝酿四百多天后随性地抛出一个几乎肯定会引发争议的企业政策，有人认为这暴露了滴滴决策部门及公关部门的“战五渣”本质，网友“乔北”却指出了另一种可能：“这样一来，立了一个‘涉嫌性别歧视’不大不小的招黑靶子，反而把营造出了‘顺风车赶紧无差别、全时段上线’的全网舆论氛围。看看大家反歧视的论据，不都可为滴滴向监管部门证明安全性可用吗？女性在乎歧视，监管部门只在乎民意。因为出租车也同样涉及安全性，案子也不少。顺风车现在是试点，正式上线肯定是‘应群众呼声’而全性别恢复。”

这只是一种很难证实的猜测，但提示了具有“准公共”属性的网约车政策制定中，监管、企业与用户三者之间复杂的联动关系。只是，这种三方联动始终缺乏制度性的沟通管道，而处于一种黑箱式的、可随意更改的不确定状态。当滴滴的市场主导地位已成事实，且短时间内政府部门几乎没有可能提供作为替代的真正的公共产品，除了危机事件中的舆论发泄，普通人无法参与“准公共”政策的制定，甚至没有政策制定过程的知情权，所以滴滴想下线顺风车服务就可以下线，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从“商业”和“市场”的逻辑来看，这似乎没有任何问题，公众没有权利要求滴滴顺风车营业，以及在什么时段营业，对哪些对象营业，也没有足够体量的竞争对手在滴滴选择不营业的时候填上市场空白。

这是掩藏在“性别歧视论”之下公众焦虑与愤怒的来源之一。只是，公共治理及“准公共”政策的制定问题，最终被转化为了无伤筋骨的伦理道德问题以及网络舆论的发泄式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