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话题又火了。

原因是最近各大城市减负力度再度升级。不补课，不考试，没有奥数，没有排名，更不能有课外班。

从80年代推崇“素质教育”以来，“减负”就一直如影随形，但从来也没有真正减下来过。反而是那些“素质教育”发展的好的城市，比如南京，在中高考中更容易失利，引发家长们更强烈的不满。

学校减负，就意味着家长要增负。

为什么中国的减负是一个不可能命题？

不仅优质教育资源是稀缺的，教育资源也稀缺

家长的焦虑并非不可理解。

毕竟在当下的中国，阶层下滑的路比上升容易多了。而教育是一个看起来还比较有上升希望的的通路。在大学学位稀缺的前提下，一方的收益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竞争总是此消彼长的。某种程度上，教育可以看做是一场零和博弈。

虽然“减负”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全面发展，在德智体美劳方面都能有所成长。但一旦接受了未来的成就与社会福利都和线下的学业表现正相关的设定，所谓的素质教育，也只会演化成乐器、美术、体操等等方面的军备竞赛。

还好内蒙高考要靠骑马射箭目前还只是段子，一旦列为必考科目或者能直接为升学加分，一大批家里没有草原的孩子都不知道要去哪里补习。

那么，教育是零和博弈吗？

如果只把上名校看做是改变人生命运的转机，那么答案是肯定的。985、211大学能招募的学生数量总是相对固定的，无论怎么强调快乐学习，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这样的机会是有限而稀缺的。

现代教育是获得高职业地位的有效途径之一，影响力甚至超过父母阶层的代际传递。尤其在中国刚刚恢复高考的时期，教育机会非常平均，受教育程度一度取代了家庭阶层，成为阶级流动的决定性因素。然而，随着高校扩长，高等教育机会的增长却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缩小教育获得的阶层差距。根据上海大学的实证研究，目前社会较高阶层在高中入学阶段就表现出了稳定优势。

是的，教育分层，已经提前到了高中入学，甚至更早的义务教育阶段。数据表明，一半的孩子，在中考就已经被分流了—— 2018年，全国普通高中录取率是57.9%，而这已经比2017年提高了2.4%。也就是说，只有一半的人能考上高中。虽说职高、中专毕业生通过学业水平测试也可以参加高考，但师资配比方面确实有不少差距。同伴和师长的激励，乃至学风校风，和孩子学业成就方面的相关性也是不言而喻。

各大一线城市的数据要更为严峻，北上广的高中录取率都还要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深圳更为惨烈，今年深圳公办普通高中的录取率仅为45%。

房价都降了，学位却还是很难增长

就在其他城市的家长在为孩子上不到好学校焦虑时，深圳家长的焦虑是，根本没有学上。

今年年初，深圳罗湖区就曾贴出告示，强调区内义务教育学位特别紧张，需要居民提前做好预判和安排，并且强调临时购房租房不能保证入学。

不仅在罗湖这种老区，新近还在发展的龙华、龙岗等片区更是紧张。和北上等有悠久历史的大城市不同，深圳建市的年份本就不长，各类公办学校积淀较浅，再加上深圳又是一个欢迎移民的城市。根据2007版总规，深圳2020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100 万人，而事实上，深圳现有人口可能早已超过2100万。

龙华区的壹城中心是一个占地1/2平方公里的综合性城市更新项目。巨大体量的楼盘建成后，住房不再是一线城市居民的难题，但教育等配套设施，依然稀缺。

一边是每年汹涌的人口净流入，一边是本就有限、增长缓慢的学位资源。孩子能顺利获得义务教育已属不易，遑论减不减负，快不快乐。

那么，为什么不能多建一些学校呢？

一部分是政府规划面对城市人口增长的预期不足，没有按照合适的人口配比留足学位，但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在于，地方政府并没有动力去提供更多的准公共品。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限制，一曰钱，二曰地。

相比民办学校可以征收高达20万一年的学费，实行义务教育的公立校几乎只能象征性地收取一点指导价，远不够覆盖办学成本。

深圳各类公办中小学收费标准

自2012年起，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份额有了稳定的增长，始终保持在4%以上，但是还有诸如养老、医疗等诸多公共事务依赖中央财政。在具体的义务教育投入中，目前78%由乡镇负担，县财政负担9%，省地负担11%，而中央财政只贡献2%左右。

也就是说，具体的施行责任，包括确保学生入学、教师工资发放、房屋校舍修建等职能全部由地方政府负责，这样的权责分配很有点“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意思。在这样的投入格局中，自然会造成地方政府承担流动人口基础教育的动力不足。

再加上教育属于非经营性产业，在用地方面也有很多限制。根据《南方周末》的采访，深圳市对土地出让设置了考核指标，指标包括土地出让面积和地价收入。地价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用地、住宅用地等经营性用地，而教育用地属于非经营性用地，基本没有地价收入。稀缺昂贵的土地用于建设高中，短期内很难得到经济上的回报，以至于部分划拨为教育用地的地块，也已经挪作他用。

全国最强高中人大附2017年落户深圳，地处大鹏半岛，虽有无敌海景，毕竟偏僻，办学初期就连手机信号都很弱。

不过，既然基础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理论上应当可以由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既然民办学校可以收取高昂的学费还供不应求，为什么学校的数量也依旧没有跟上？

其实也还是钱与地的限制。学校运营最大的支出是人力成本，就算不与公办学校PK名师资源，各项教职员工的人力成本总要占到15-25%。再加上学生直接费用10%，水电供暖、管理服务、招生宣传、品牌管理等等支出，一所学校需要良好的运营和长久的规划才能盈利。更何况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建设面积，也要符合国家标准，大部分城市都要求学校按照招生规模拥有自持的场地和校舍。

深圳今年“30万高薪招聘中小学老师”的新闻，频频上热搜。

根据业内人士的估测，民办学校经历过前3-5年的亏本运营期以后，运转良好的学校，年利润率可以高达50%。然而，民间办学具有高度的外部政策风险。办学牌照需要每三年一次的审核，校址屋舍需满足消防要求，民办学校所用教材和课程体系，也暂时没有行业标准和规范。优质学校是一个好的投资标的，然而敢于进入这个市场的资本却很少。

在教育改革最先锋的浙江省，民办学校规模一度达到全国总数的20%，然而也难逃在政策约束之下频频关门清算的命运。在近6年中，浙江省只新增民办中小学43所，同时因发展过快、资金断裂等等原因倒闭的民办中小学校有33所。

能在这样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民办学校，往往比公立学校竞争还要激烈。这也造成了民办学校市场最发达的上海，恰恰成为了家长们“鸡血育儿”最猛烈的阵地。民办学校的面试，都是要看小孩子们的综合素质的。而在公立教育为主的北京，新移民们遇到的则是另外一种局面了——没有学区房，孩子就算十项全能也没面试的机会。

一线城市的人们都憧憬着光明的未来，工资不错，生活小康。就连住房问题，也不是那么难以解决，但面对公立教育供给不足、民办教育供给受限的局面，才充分体会到什么叫“长安居大不易”。

可以预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家长们的主要矛盾，还会是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教育资源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