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多不压身，活到老学到老｜专访 刘康永教授

劳动报专访

写在前面的话：

因新冠疫情防控的原因，约了近半年，我们与刘康永教授终于在一个周四的中午，刘康永教授刚刚看完专家门诊，我们见了面，由于教授下午还有网上授课。我们聊了近一个小时。

刘康永教授向我们讲述着自己从高考志愿填报，到真正成为一个医生之后的心路历程；首先，硕士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神经病学家杨任民教授，在同龄人当中，起点高，素质好，基本功扎实，主攻肝豆状核变性、帕金森病等运动障碍性疾病，奠定了良好的临床和科研基础。其次，机遇使然，在国内率先开展帕金森病的脑深部电刺激治疗和癫痫的微创手术治疗，有成绩和辉煌，也曾经因患者家属的不理解而心情灰暗，倍受煎熬。第三，兼容并蓄和内外兼修，深度和广度并重。结合自身经历和实际情况，针对目前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现状及神经病学学科发展等，刘康永教授自己对于健康、生命和事业的思考探索……

刘康永教授讲话风趣而爽朗，时不时还爆出几个当下网络新鲜词儿，仿佛是"脱口秀"，让我们听的入迷。他善于利用“打比方”和“举例子”，让自己的观点更加通俗易懂。当我们问到，刘康永教授不仅擅长肝豆状核变性、线粒体脑肌病等神经系统代谢性、遗传性疾病的诊疗，而且掌握从帕金森病等立体定向神经微创手术和到神经介入血管内治疗等技术，会不会涉猎范围太广时，刘康永教授借助民间俗语，幽默的说“技多不压身，活到老，学到老。”

他真实而坦荡，当我们问到：“极个别患者家属那么攻击你，你有没有感到委屈，你就没想过退缩和放弃？”

刘康永教授笑了笑，给我们指了指挂在他身后墙上的八个毛笔字“大医精诚，有恒乃大”。

 

Q1：刚才在等您的这段时间，我们注意到，今天上午的专家挂号病人达40号，病种复杂多样，还有不少外地前来就诊的病人，请问能否保证门诊质量？

A1: “你们真不愧是无冕之王，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专家门诊一号难求”，“看病5分钟，排队5小时”。这个问题是国内患者和家属普遍的就医体验，也是大家看病时抱怨最多的问题。在目前情况下，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主要大城市和部分大医院，这个问题很难短期内得到圆满解决。

我们医院目前采取全门诊登记和分时段诊疗模式，仅仅能减少患者和家属的排队时间，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的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医生的培养投入，努力提高每千人口的医生比例。

至于我个人的做法，那只能是尽量早到岗，晚收工，更多的只能是晚收工，最大限度做到多留给患者一些时间。同时，疑难病例和择期手术等需要病房收治的病人，直接收住院。至于能否像欧美发达国家，专家门诊一个上午接待5—10个患者，短期内“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再扩大门诊次数和时间，更不能强求患者特需门诊，动辄上千元的挂号费。

 

Q2：您曾经在《健康人生》的纪录片里说，医务人员要对社会、家庭和个人尽到自己的责任。您认为怎么样才算尽到责任了？

A2：那是我2012年在《健康人生》里说的，人到中年就会有些感慨，即使在目前环境下，医务人员不足，劳动强度过大。

据统计，我们医生的死亡率很高的，是其他行业死亡率的8~10倍。医生45~55岁是死亡高峰，如果过了55岁，一般能活到85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45~55岁是劳动强度最大的时候，如果不注意身体，可能就不行了。我有一个业内朋友，在上海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家里第二个孩子刚3岁，他本人也刚晋升副高职称，他就突发脑动脉瘤破裂，过世了。像这样的情况，他一人倒下，上有老下有小，父母子女怎么办？

 

Q3：您是如何看待医生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

A3：实际上，我们做医生的这些人都是全家在行医，我们的父母，子女，包括爱人，他们把对我们的关心，全都放在了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上。

学医需要整个家庭的支持，全家的财力都要投进去，才能培养出来一个医生。研究生、博士、出国学习，包括逐年的培养，大概需要25年左右，我们中国才能培养出来一个正规且合格的主任医师，这还是仅仅从大学开始算的，当然，那些在职研究生和在职博士生另当别论，通过各种既当又立等投机取巧的手段获得高级职称者也不在其中。除了家庭的配合与付出，国家投入也很大。

Q4：您支持您的孩子将来学医吗？

A4：我支持，我的孩子就是自愿选择临床医学专业的。

我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第一，尊重个人的兴趣和选择。作为一项生活基本技能，医生这个职业，会让他能够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和辛勤付出，在社会上稳稳当当立住脚，踏踏实实有事做。

第二，医生虽然很累，开始的时候甚至很苦，但不空虚，很充实。我们医生会融入到患者的生活故事里，我们不是患者故事的旁观者和记录者，而是参与者，有时候甚至是主宰者。患者信任我们，我们会走入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疾病里去。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即使同一个患者，两次以上发同样的病，临床表现也可以不一致，那他每次心情都不一样，我们成为了他故事里的一员，看似很多平凡而重复的工作，但这个工作也是在不断变化。世界上很多工作谈不上多伟大，医生这个职业更是如此，但生活不能太单调，要劳逸结合，生活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

第三，这个职业始终是被社会需要的，甚至被社会尊重的。我个人觉得，如果一个医生能够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技术优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出类拔萃，得到患者和家属信任，那么，他就应该受到社会尊重。只要他踏踏实实做事，就可以体体面面生活。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医生是个长线专业，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才能学有所获，学有所成！

 

Q5：您是如何看待临床医生做科普的？您会觉得这是不务正业？

A5：我不会，我个人就是医疗科普的爱好者和践行者。

就急性脑卒中而言，不论急性脑梗死的静脉溶栓和机械取栓，都有一定的治疗“时间窗”。通过不同形式的科普，提醒大家及时救治，告诉大家如何减少疾病的高危因素，如何防止中风。

我们现在是三级预防，初级预防是减少导致脑中风的高危因素，比如高血压、糖尿病；一级预防是得了糖尿病和高血压之后，怎么防止患者走向中风；二级预防是中风以后怎么防止再发？我们很多工作都是做在了最后这一步。我们应该把工作往前去做，亲自投身到健康宣教中去。

 

Q6：在美国Rush学习的这段时间，对您哪方面的影响比较大？当时我们和美国的差距在哪里？

A6：我去美国芝加哥学习是在2017年，当时中国对急性脑梗死的治疗，主要还是静脉溶栓和选择性的做动脉溶栓。机械取栓起步时间短，只是部分老牌三级甲等医院才能开展。那时候，由于技术和材料所限，大部分血栓还是解决不了的，但美国已经用器械突破了我们处理的瓶颈。

第一，卒中流程建设。那时候美国已经建成了畅通无阻的绿道。而中国，很多医院还有科室间壁垒，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和神经介入各自为战，还是通常所说的“三节棍模式”甚至“香肠模式”，而远远没有达到所需要的真正的MDT模式（多学科协作模式）。

第二，学科团队建设。从临床和影像评估，到介入，到取栓，整个流程各司其职，大家都把自己的强项做好，包括术后的监护。美国医生牵涉到牌照式管理，诊疗医生之间互相不会越过自己的界限，而是把强项整合到一起。

第三，学术团队精神。他们的患者基本上都进入到相应的临床试验，急诊来了患者分别进入不同的临床试验，这些大夫始终把工作和学术结合在一起，当然Rush是世界脑血管病诊疗中心，他们的医生搞临床科研的和做基础研究的非常多。我们中国的大医院规模很大，住院病人很多，大量的临床医疗工作占据了临床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原创性工作很少。

另外一点，也是最切实感受的就是科技进步对医学专业的推动作用。欧美在不断的革新诊疗的设备和理念，一直在动态往上提升。记得和

Lopes教授一起同台做复杂动脉瘤栓塞的时候，我发现术中适用血流导向装置，其实，那时候他们就在用这个东西了，而近年血流导向装置才进中国。他们转化也很快，临床上碰到问题，没多久就能把装备拿上来，这可能跟他们的工业体系和制造业有关。而中国好多设备，都是他们用了几遍，文献发表完了才进到中国，甚至是这个设备已经知道弊端，它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产品已经革新上临床了，第一代产品还在中国应用。

 

Q7：中国神经介入发展历程短，但是发展速度很快，但是有没有一定的行业标准和专项规范？

A7：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神经介入体量大，这是因为病人的需求量大，就国家经济的发展情况，和大家对健康生活的追求而言，目前我们是不配套的。

第二，世界指南和科技的推进，与我们中国的现状也是不一致的。不光在中国，全世界各国之间都存在巨大的差距，科技告诉我们应该做介入，应该做取栓，但医生的培养是需要时间的，在欧美还要牵扯到规范牌照的问题就更难，医生短时间内是培养不出来的，医学院校的产出量达不到。

我个人始终坚持，科学和技术无界限，没有内外科之分，没有中西医之别。譬如，具体到神经介入专业，不管你是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还是放射影像的，要做神经介入，就希望大家真的领会神经介入这个理念，掌握这项技术，降低患者的并发症，真正治病救人。如果想往这方面发展，我们就要努力掌握技术，就要规范操作，不规范的话，大量群众的生命健康就得不到保证。这就要求有专业且权威的机构对医生职业资质和实际诊疗水平做出评估，既要鼓励神经介入这项技术的开展和推广，又要保障患者的安全和得到及时救治。

 

Q8：在谈话中，您再三强调科技对医疗发展的推动作用，您怎么看待科技进步在医学发展中的重要性？

A8：中国很多老百姓有一个误区，不相信科技，更相信神医，都是找知名医生，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总认为之所以自己的病没治好，是因为找的医生和医院不对，没有找到最好的医生。其实不然，有时候目前科技解决不了的不治之症，患者家属也会跑遍天下，这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带有一定虚假性的宣传，甚至触及法律的伪专家，而患者和家属的这种需求，助长了一些所谓“包治百病、药到病除”伪专家的滋生。

实际上真正决定病人预后的是科技进步，科技能攻克的疾病才能解决。科技攻克不了，除非是精神心理调整以后，调动自身的免疫力去解决，科技是决定性的。

因此，公众教育要提高，全民素质要提高，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Q9：医生要怎么做才算是给患者创造了最大价值？

A9：第一，保证患者的安全。“安全”要放在第一位，不管哪种疗法，你得让病人能够安全出院。

其次，“有效”是目标，你不能说病人花了钱做了手术，没有效果，甚至病情加重，或很快就复发了。当然总有复发的，但我们要尽量降低。

再有就是要“减少并发症”。同样一个病，特别是手术治疗，要提高医疗质量，减少并发症，降低费用，减轻病人和家属的经济负担。

 

Q10：曾经有一位患者家属冲着您大喊大叫，甚至在网上攻击您，面对这么大的伤害，不理解，您怎么跟自己的内心和解，走出困境？

A10：那时候正是病人承担医疗费用的转型期，特别是新技术和新材料的费用，一旦出现病人疗效不明显，家属和病人总觉得花了冤枉钱，从而导致不理解。年轻的时候被误解，被不理解，会很愤慨，难以冷静下来，怎么都跟自己和解不了。那段时间不愿意工作，差点放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会换位思考，把它当做生活工作的一部分。

从事各行各业的人，都有觉得自己不被理解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况，首先要换位思考，我们需要把这个当做提升自我的一个测试，通过这个测试，来考察自己是否能够过关，提升自己的容忍度和修为。

我记得02年吧，也是劳动报专访我，问我对医患关系怎么看？我当时说了一这句话是：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换位思考，真诚沟通，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其实，这么多年了，我也是这么要求自己和团队的。

在中国减少医疗纠纷的方式，第一是要提高医疗质量，如果你的疗效好，我们的科技能够把病人治得很好，患者或家属看到效果好，心里就舒服。

第二是要改善服务态度，人心都是肉长的，如果你个人医德很差，即使效果好，也不能让患者满意。但如果你真心为这个病人好，病人会体会到。

第三是要真诚沟通，以前我们的医生技术很高，认为自己的医德也很好，跟病人交流很少，这样不行。现在不少纠纷就是由于交流不够，互相有误解，出现了纠纷，所以要多花些时间和精力与病人真诚交流。

 

Q11：您是如何看待保护患者的知情权？

A11：面对真正恶性疾病的时候，我主张还是要告诉病人，但要结合病人的教育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可以侧面问一下，因为人生一辈子，他有自己的知情权，特别是对受教育程度高，可以共情的这些患者，不管他的家属怎么说要隐瞒他，我还是劝那些家属，让患者有己生死的权利。

患者对自身疾病、治疗方式、手术风险和利弊、预后结果应该知情，这是不可忽视的权利。

 

Q12：您是如何看待中医理论和临床在实际临床医疗实践活动中的作用？

A12：你们这是在逗我玩呢，还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大笑并无可奈何的摇头）

你们也是医疗系统的老熟人和老朋友，对我个人也是知根知底，在综合性医院，基本上都设有中医科，但所占医疗份额有限。

至于中医理论和临床，虽有不舍，实非所长，不可妄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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