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京报的报道，9月22日，河北衡水武邑李先生反映称，其母亲因子宫脱垂到武邑县医院住院治疗，17日下午，其母亲被推进手术室进行麻醉后，一名医生通知准备13000元现金给专家。   李先生称，院方并未提前告知家属，没有准备现金，最终李先生家属把钱转账给了大夫。但由于李先生母亲在手术室等待1小时，麻醉效果已过，还是未能进行手术。据了解，患者已于20日出院，院方已将13000元退还家属。   医院负责人回应，执行手术的医生为外聘专家，手术涉及到的费用问题，已事先跟家属沟通，患者也同意做。收费合规，专家费不通过医院。   就此事，武邑县卫健局已介入调查。   又是一起“飞刀”引发的医患纠纷，近年来已不是新鲜事。   “飞刀”作为一种市场需求下的时代产物，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时许多“身怀绝技”的外科医生们开始接受邀请，利用周末等休息时间，飞往外地为患者开刀，“飞刀”一词由此得来。   “飞刀”的出现同时满足了患者、医生、医院的三方需求——  

患者能够在医疗资源不足的城市，享受到一线的医疗服务；

专家级的医生可以获得与能力匹配的收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基层医院可以弥补技术不足的窘境、并且为基层医生提供带教、学习的机会。

“飞刀”之所以会成为医患纠纷的风暴口，源于其“灰色性”，三十年来政策更替，但仍未被完全“阳光化”。   在90年代初期，《执业医师法》尚未颁布，那是一段医生享有“自由执医”权力的年代，也是属于“飞刀”的黄金年代。   然而缺乏监管的自由下，也衍生了各种医疗纠纷，1999年国家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医师只能在唯一的医疗机构注册后才具有行医资格，这意味着“飞刀”成为违法行为。   2005年卫生部出台了《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医生外出会诊，医院和医院之间的会诊要有书面申请，医生应该经过所在医院同意并登记备案后，才能出诊；未经所在医疗机构批准，医生不得擅自外出会诊。同时也对会诊费用作出了相关规定，但并未发布指导价。 2014年11月卫计委发布《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对医师多点执业实行注册管理。   2017年2月，卫计委颁布《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终于第一次明确，医生可以在其它医疗机构执业，只需备案即可，无需注册医疗机构的许可。   2021年8月20日，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通过决议，再次明确了“多点执业”的合法性，鼓励医生“多点执业”。   多点执业政策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医生和患者的法律保护需求，但还有许多灰色地带未被明确，比如专家费的指导价、专家费的收取流程（告知义务、收费记录）等等。这就使得医患双方，都处于风险之中。   此次衡水武邑事件，矛盾正是出在飞刀费的告知上，医院声称已事前告知患者及家属，家属声称医院只通知了患者，未同步家属，家属对专家费的收取并不知情。   事情真相到底如何，我们只能静待卫健局的调查结果。   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李先生家属与医院之间的信息差，耽搁了母亲的手术，是患者的损失；专家白跑一趟，是专家的损失；未来是否还有专家愿意飞，是武邑县医院和武邑县人民的损失。   “飞刀”的风险还不止于此。   患者做完手术倒打一耙，“农夫与蛇”也频频发生。   2018 年 12 月，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三院骨科医生请外院专家为患者做手术，收受了患者家属给外院专家的 5000 元会诊费，被当成在医疗服务中索要红包被举报；   2019年9月，北京天坛医院专家“飞刀”前往山西洪洞县为脑梗患者手术，术后被举报收取10000元红包，并有偷拍视频为证；   2020年11月，大庆第五医院经患者同意后邀请哈尔滨一专家前来手术，并支付3700元“飞刀费”，后因不满手术台次延后反手向媒体投诉医院违规收费；   2021年7月，上海一专家前往河南滑县新区医院为患者开展斜颈手术，在收取3000元专家费时被患者家属偷拍，家属向媒体曝光要求维权。 钱能退，治疗效果能退吗？   维权能撤，泼的脏水能撤吗？   不可否认的是，专家的“飞刀费”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但和培养一位专家级的外科医生相比不足为道。一名医生周末放弃休息，放弃陪伴家人，飞往各地给患者开刀，除了钱以外，也有出于患者的期待，出于治病救人的本心。   在患者对“飞刀费”颇有微词时，是否考虑过，如果没有“飞刀”，患者可能需要跋山涉水，前往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求医，人生地不熟，花费的时间、金钱成本暂且不说，一线城市三甲医院一床难求，专家号一号难求要如何解决？   令人欣慰的是，这次热搜下的评论是这样的——    不再是对医生的人身攻击，而是对专家技术价值的认可，对基层医院能够享受一线医疗资源的感谢。患者、大众如此，何愁没有医生的倾力相助？   怀着“治病救人”初心的这群人，愿意将时间、智慧、知识奉献给患者，将生命奉献给中国医疗卫生事业。那少数患者呢？在偷拍的时候，是否也该摸摸自己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