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面临一场抗生素耐药性（AMR）大流行。

近期刊登在The Lancet上的一篇文章显示，2019年有127万例病患直接死于耐药细菌感染，495万个死亡病例与此相关，与此前估计的每年70万人的死亡数据相比有大幅增加。

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的负责人Chris Murray表示，虽然将495万的耐药感染患者死亡的结果直接归于AMR是“非常激进的观点”，但也认为127万的数据是可信的。

就像COVID-19和流感一样，AMR也很复杂，它不仅危及人类健康，同时也让动物、食物链和环境处在危险之中。WTO助理总干事Hanan Balkhy指出：“在高、中、低收入国家，AMR确实对现代医学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

英国AMR问题特使Sally Daviesz则认为，我们必须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汲取当前COVID-19疫情的教训取得进步，以拯救生命、复苏经济。在形势恶化之前，全世界需要得到更广泛、更好的监督，以帮助提前预知问题。

“全球科学界之所以能够迅速开发出COVID-19疫苗，得益于多年的早期投资。”Sally Davies指出，“然而，即使我们可用的抗生素正逐渐减少，相关研究和开发投入却在不断下降。”

为什么AMR没有产生同样的紧迫感？AMR被称为“未来的流行病”，新药研发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无法对这个问题进行明确回答。

“但全球领导人必须比病毒行动得更快，才能在疾病抗争中保持领先。我们需要社会各部门和各阶层采取强有力且持续的行动。”Sally Davies呼吁说。

工业界必须认识到，如果不赶紧补充全球抗菌治疗药物的储备，现代医学就会面临风险。AMR行动基金（AMR Action Fund）是一个10亿美元的公私合作基金，目前正准备对具备潜力且处于开发后期的抗生素进行首批投资。

这仅仅是个开始。在突破性融资伙伴关系（groundbreaking financing partnership）的支持下，有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药物正在进行研发。

全球卫生安全、长期可持续性和金融稳定性三者相辅相成。因此，Sally Davies坚信，投资者也需要在支持和推动行业发展的同时，敦促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承担更多责任。

AMR投资者行动倡议（Investor Action on AMR initiative）的16个合作机构已经在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促进创新，进行更好的风险管理。该倡议由药物获取基金会（Access to Medicine Foundation）、FAIRR倡议（the FAIRR initiative）、负责任投资网络原则（Responsible Investment network）以及英国卫生和社会保障部（UK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Care）联合发起。他们也在发声，以激励G7（七国集团）采取行动。

去年英国担任G7轮值主席国期间，各国财政部长首次就抗生素开发和可能提供的激励措施作出承诺。

这些承诺旨在创造合适的市场条件来促进抗生素产品的研发，包括采取额外措施解决阻碍新药成功的市场失灵问题，例如英国将药物支付与使用脱钩的计划，还有拟议的美国《巴斯德法案》（US Pasteur Act）和德国的报销方案。

G7集团的卫生部长们还承诺，会以能反映抗生素对医疗体系有益的方式进行支付。这将有助于确保高质量药物供应可持续、可获取，并得到良好的管理，而这些药物可以消灭最危险的病原体。

英国前部长Jim O' neill主持了2016年的一项审查，该报告显示，如果不采取进一步行动，到2050年，AMR将给全球经济造成100万亿美元的损失。他说：“这些数字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应该引起更大的关注。它们表示，如果我们不解决AMR，COVID-19只是一个热身。”

Jim O' neill呼吁金融政策制定者和卫生专家能更多地参与全球卫生威胁问题，改善疾病监测系统，对包括WHO在内的组织增加资金。

“AMR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威胁这一代和未来几代人健康的罪魁祸首之一。”Sally Davies回应说，“现在正是行动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在预防感染上发挥作用，同时正确使用抗生素，并强烈呼吁将AMR作为一种流行病来对待。”